【中中的回憶】學生弟初入社會

1974年，我中學畢業了。當年的高中畢業生進入社會只有兩條路可走，大部分人必須上山下鄉到農村去。福州人簡稱「上山」。小部分特殊情況可以留在福州，稱之為「照顧對象」，一般指獨生子女（那年頭獨生子女被稱為「罕子」）。確實「罕」或者是家中的長子長女。還有就是病殘的。極少數權貴家庭的子女可以參軍，或者通過所謂的「內招」成為一些大型工廠的工人。這和後來相同境遇的人動不動成為億萬富翁真是有天壤之別。我正式符合了照顧對象條件中的「獨子」這一條免去了上山之苦，真是慶幸當年爸媽沒再去領養了妹妹。（有幾次寧德的親戚們曾經推薦過。爸媽也曾經考慮過的。）我之所以要詳細一些描述當年的社會背景實況，正是基於當下的很多文學作品所寫的那時候的社會的情境十分虛幻，情節荒唐虛構，讓我無法讀下去。我不知道那些所謂的作家究竟是為了省心而胡亂虛構或是沒有親身經歷過的無知。

高中畢業了，實際上還是非常懵且迷茫，一方面意識到應該是成年了，要自主了。一方面社會上能給的工作機會不多，當時有一種工作叫「臨時工」，是相對工廠中的正式工而言的。一般為季節性的手工。比如夏天冷凍廠中包冰棒，外貿工廠中的突擊性季節產品加工等。還有一種是工廠的正式工人確實忙不過來需要人手的，也叫「臨時工」。有別於正式工的是，「臨時工」是按天算報酬，而且沒有編製，更沒有勞保醫保。當然，「臨時工」們幹的工種也絕對是正式工挑剩下的臟活累活。即使是這樣的二等活計，也要通過一定的關系才能謀到。能有門路的通過和街道勞動站派活的直接給派個輕松一些或是收入高些的，沒後門的則必須通過到居委會參加一些義務勞動後由居委會推薦給街道，街道勞動站才給派工。義務勞動類似於如今的志願者服務，無非是打掃衛生，做做宣傳之類的。只是跟當下的志願者相比，目的更加明確。當時流行坊間的一句話「有義務才有權利」這麽高大上的口號。「權利」僅僅是可以被派去做苦哈哈的臨時工！

同樣的，我也是經過了一系列的義務勞動取得了去街道勞動站領取被派工的權利。當時的經辦主管姓劉，這廝後來官運亨通，做到了三明市市長，可又因福州聞名的「豬案」腐敗案栽進了監獄。這當然與派工給我無關。由於和他非親非故，他給我派了個很苦的活兒————到油脂化工廠幹活。

我對油脂化工廠是幹什麽的一無所知。到地方一看，原來是將米糠進行壓榨，壓出油來的工廠。這實際上是純機械的與化工無半毛錢的關系。只是活兒累死人，必須將被壓榨過的滾燙的米糠用手扒拉到麻袋裏。裝滿一麻袋後再將其摞起來。摞到高的時候，需要扛著麻袋走上一條獨木橋一般的板往上攀。我上班的第一天是夜班，一晚上下來，手指頭因為一直在扒拉燙米糠，火辣辣地疼，肩膀酸痛，兩腿發顫，實在堅持不了。第二天就沒去了。這是我的第一個工作，只做了一天，受不了了。嚴格說起來不算工作，因為我沒拿一分工錢。我為我自己軟弱、不能吃苦而感到羞愧。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受到了很大打擊。但我爸媽則沒有對我的逃脫行為說過半句。甚至在我的印象中連表情都沒有異樣。現在想起來都感動至深！

在家裏蕩了一年。這一年是怎麽過的現在記不起來了，可能是當時旭恩在家還沒去「上山」，一夥同學都在他家玩吧！轉眼到了1975年，不知為什麽突然來了一撥招工，所有在家待業的青年（可能當時沒有這個稱呼）應該是「照顧對象」都可以被招工了。但由於這幫「照顧對象」都是沒有去上山下鄉的，所以只能被招進集體所有製的單位。

當下的年輕人好像已經不很了解所謂的全民所有製單位和集體所有製單位的區別了。這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名詞冠名下的中國的 企業大多數平民老百姓當時也說不出它的內涵。但這兩種所有製的單位在社會上卻有及其不同的身份地位。簡單說來，男的如果在集體所有製工廠工作，則不大可能找到全民所有製單位的老婆。反之，在國營單位工作的則高人一等，出來相親的硬件條件杠杠的。

我屬於獨子照顧對象，理所當然地被招工招進了一個區辦的集體工廠，名字叫「朝陽橡膠廠」。據說前身是街道辦的廠，叫「橡膠社」。廠裏的老工人和知道的人都這麽叫著。集體工廠裏，工人當了兩年多後，我就考學離開了。但這個身份延續到我退休還有影響。這兩年半的時間，我必須補給社保一萬多塊錢才能領取我的退休金。四十一年了，檔案政策的延續性有多強，集體所有製工人的帽子有多卑微，可見一斑。

朝陽橡膠廠的「朝陽」也值得一說。文革期間，福州的城區中的三個區各有了三個革命的名字。其中我住的倉山區改名為朝陽區。臺江區改名為赤衛區。鼓樓區好像改名成紅衛區。這些區文革期間的名稱現如今已經基本無人提起。下一代應該根本不知道了。

朝陽橡膠廠就是當時朝陽區屬的一個區辦工廠。當時的工人應該有百來人吧！是一個比較小的廠子。當時分重工業、輕工業、手工業。重工業廠裏的工人工資較高，輕工業次之，手工業（包括服務業）則最低。不知道橡膠廠算什麽業，只是由於它的前方是街道社辦，於是歸類於手工業，轉正後的工資好像還不到33塊一個月。第一年學徒工18塊錢一個月，第二年21塊，第三年24塊，然後轉正。我還沒熬到轉正就考學離開了。記得第一年我沒每個月給媽10塊錢，她卻幫我攢著到年底給我買了一塊當時最貴最時髦的上海全鋼手表，剛好120塊錢。當時能買得起手表的人並不多，我們家因為是人口少，爸媽又算是當時的高收入一族，家裏的家用電器總比別人先買一步，還未通自來水就買了洗衣機。還記得把洗衣機放在大院裏，擔來井水灌入其中，通電，洗衣。引來鄰居圍觀，嘖嘖稱奇聲不絕於耳。

其實在高中畢業後到被招工進工廠當工人的一年中，我還做了一件與我決定一生命運的事，就是學唱歌。當下的年輕人真是難以想象，當時社會上對文藝的狂熱崇敬和向往。當時的革命運動叫「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本來是演員出身，擅長在文化藝術方面攪動風雲。什麽革命樣板戲，什麽樣板戲改編的交響樂，鋼琴曲之類的。唯有藝術類院校可以不必經過貧下中農工人階級的推薦，直接招生考試。社會上充斥著各種宣傳隊。有各區的，有各系統的。有藝術特長的可以憑著這一手謀到一個好單位、好職業。於是學琴的學唱歌學跳舞的也是很熱門。唯一與當下不同的是當年學藝術的基本上是知識分子家庭的居多。而教學的老師們也沒有現在的這麽黑。

事實上我們家跟真正住在倉山陶園一帶的知識分子比起來還差了一大截。他們是知識分子世家，有著海外背景，是大學教授。當年在藝校兼職的丁寶筠老師，她丈夫是慶大黴素的發明者黃嶽教授。她家的兒子兒媳多為器樂專業演奏者。像我們區宣傳隊的陳天蔭，彈了一手好鋼琴。他爸和他伯伯，一個是解放前後市二醫院的院長和外科主人，人稱「二陳」。與這一撥人比起來，我們家實在不入流。

我之所以會去當時還比較著名的張素靈老師家學聲樂，是因為爸爸有個學生叫淑瑾的，她家是個比較有錢的歸國華僑。在陶園街拐角處有一座小洋樓。後來賣給街道做了街道辦事處。我太太曾經在裏面工作幾年。女兒小時候也在陶園街的一個居委會辦的托兒所呆過。已經30多年過去了。說了這麽多，應該對我當年為什麽要去學聲樂的原因有所了解了吧！其實我並不適合學習藝術，尤其是聲樂。因為唱歌必須在大庭廣眾下拋頭露面，而我不自信且靦腆，雖然有一副不錯的嗓子，但天花板明顯。距成為一個合格的歌唱演員還有一段距離，更遑論歌唱家。可當時的我卻不這麽想，虛榮心，幻覺慫恿我固執地在這條路上前進。已經在恢復高考後放棄了原本擅長的文科、理科，去報考藝術類。甚至覺得藝校畢竟後能進專業文藝團體而放棄了進師大藝術系當一個本科生的機會。如今回想起來頗有遺憾。

接著說橡膠廠吧！當年廠裏主要是生產橡膠剎車皮，三角傳動皮帶，是一個標準的半手工坊。之所以要招一批新工人是因為上了一個新的生產項目，翻新汽車輪胎。中國人當時的理想境界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補鍋、補鞋、補傘等等的補。更何況汽車輪胎用舊了怎麽舍得扔。請註意不是補胎，而是翻新輪胎。簡單說就是將舊輪胎的面磨平掉，然後再包一層橡膠，經過硫化後裝成和新輪胎類似的輪胎。說類似是因為畢竟是舊翻新的。胎裏有一些傷損，貼面也不見得很牢靠，在高速運行的汽車上安全系數還是有問題的。據說翻新後的輪胎只能用在大貨車後輪的裏側，即使爆了也不影響，不會一下子翻車。當下應該是沒有翻新汽車胎了。高速公路上萬一爆胎後果嚴重。

由於參加國慶節區宣傳隊演出耽誤了些日子，待我進場報到時只剩下最臟最累的煉膠車間在等著我。煉膠顧名思義就是將橡膠煉製成適合各種用途的工業膠。我們車間的煉膠機是最原始的那種。兩個大鋼鐵滾輪並排滾動著，中間一條縫中碾壓著從中滾過的橡膠。在不斷重復的碾壓過程中加進各種原料，直至把原本金黃色的橡膠變成黑油油的符合做汽車輪胎面的料子。

煉膠機上沒有任何防護罩，其中往裏加的最多的原料叫「炭黑」。這是一種顆粒非常小，輕得幾乎可以在毫無風力的空氣中隨意漂浮的黑炭末。於是乎，整個機房裏飄滿了黑色炭末，它們簡直無孔不入。一次煉膠下來，身上裸露皮膚之處糊滿了炭黑的細小微粒。它們嵌進了皮膚的褶皺裏，用刷子都很難刷幹凈。在煉膠車間幹了一段時間，整個人的外觀無異於煤礦工人。甚至比煤礦工人還邋遢。因為炭黑的顆粒實在太細小了，附著力實在太強了，很難從皮膚上將其刷掉。我在想這東西透過口罩的間隙進入氣管肺裏應該也會將裏面的血液染成烏黑的。除此之外，煉膠機的兩個大滾筒象兩顆巨大的鋼牙在慢慢滾動，稍不小心手就可能被咬住，吞入其中。我們廠已經有兩個獨臂（一男一女）。他們的手被煉膠機吞噬後不能再從事煉膠了，調到了做零部件的車間。女的顧及形象，裝了個假肢，男的就這麽暴露展示著，人稱「壹臂」。他打撲克時，用他那沒有手掌的獨臂將撲克牌頂在大腿上，用另一只健全的手熟練地將牌攤開。據說他的賭運還不錯。

我在這險惡的煉膠車間幹了差不多半年多，沒有中毒，也沒有失去手臂，實在是值得慶幸。但可以說是我人生中至暗的時刻。工作的艱難是一方面，同事的冷漠、敵意，車間主任的猥瑣、素質低下，使我充滿了挫敗感。實際上在步入社會前的中學時代，雖然因著爸爸的緣故，在學校受到學校當局和一些品質不良的老師的欺辱，但我在我的同學中人緣不錯。竹園裏的家離我上學的福九中很近，總有一些上學的同學順路拐進來邀我一起上學。由於我的學習向來較好，考試時總能給一些人扔字條答案，以至於那些學習不好在班裏表現頑劣的同學在考試時確實需要我的幫忙。而和這些人一起混的結果便是我在班上的同學中威信頗高，沒有人敢欺負。到工廠的初期階段，一切與在中學時的環境都不一樣了。

煉膠車間的工人都比我年紀大，又基本上是出自社會底層的狠角色。車間主任名叫大鑄，獨眼加瘸腳，當時估摸有近四十了吧！找個老婆是傻子，留著口涎不怎麽會說話。可就那樣，據說還有同車間的女工被他勾搭上，和他有著那種關系。我成天混跡於一幫從頭到腳從裏到外都被染得黑不溜秋的人之中，心中的惶恐灰暗無從訴說。終於是廠長的兒子在媽媽所在的小學中讀書。媽媽通過關系找到廠長說情，才把我從工廠最底層的煉膠車間調出，換到了硫化車間。我就此結束了在朝陽橡膠廠最艱難的日子。不管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都讓我有松快一場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