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三星集团遭遇首次总罢工：卷不动的韩国工人和三星长年的“无工会经营”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许东爀
原文发布时间｜10/10/2024

三星是全球知名的手机及半导体制造商，与韩流一样，如今已成为现代韩国文化的重要象征。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直到2020年，三星才终于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的“无工会经营方针”成立工会。三星集团自1938年创立以来，一直坚持无工会经营，认为即使没有工会，公司和劳动者也可以直接协商进行有效经营。甚至韩国社会都长期有声音认为，若三星有工会，或许无法达到当前的业绩和国际声誉。然而经过多年内外的压力，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在镕（当时副董事长）于2020年宣布放弃非工会化的管理政策，随后三星的工会活动变得更加活跃。

今年7月8日，“全国三星电子劳动组合”（简称全三劳）宣布无限期罢工，要求增加一天假期，提高年薪3.5%，改善奖金制度，以及补偿罢工期间的工资损失，并表示罢工目的之一是“搞乱生产”。该总罢工是三星集团86年及三星电子55年历史上的首次总罢工，但罢工期间劳资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全三劳于8月1日宣布“结束罢工后转换为长期斗争”。

截至今年9月13日，全三劳已拥有36,659名会员，其中约80%为半导体工厂的工人。全三劳副主席李铉国，曾任半导体分析设备管理，在罢工结束后向《歪脑》记者表示，“至少有4,000名工员参加了此次罢工，罢工期间半导体8英寸生产线开工率下降18%，并省略了芯片匹配检查，这可能导致次品出现。我们认为罢工已经产生了效果，但公司掩盖了该损失。我们的要求并不过分，但谈判中公司并不回应我们的诉求。”全三劳正与三星电子其他工会协调谈判权，并计划再次与公司会谈。反过来，三星则于9月12日向警方控告全三劳主席、副主席及另一位干部妨碍公务。

尽管历史上韩国的工会集会常常伴随紧张和冲突的场面，此次集会却成为韩国社会上相当有秩序的一次。在全三劳7月22日举行的“第二次总罢工胜利动员大会”上，一位工作14年的工员在大会上向《歪脑》表示：“当我加入公司时，公司的气氛很好，我为公司感到骄傲，但现在我却非常挣扎。刚入职时，由于公司的压力和宣传，让我觉得工会是一种可怕的存在，我不应该对它感兴趣。哪怕工会成立时，我在集会上拿着麦克风，仍然感到害怕。不过，随着工会成员的人数逐渐增加，我很高兴我们可以举行这样的罢工集会。”

此次罢工，并未出现外界所担心的“激烈场面”，全三劳的讨论和博弈也都是以持续的谈判为基础。但如此波澜不惊的运动背后，却有着三星工会艰难的创立历程。

三星集团的前身是“三星商会”，由现任董事长李在镕的祖父李秉喆于1938年在其故乡大邱创立后，便不允许成立工会。工会副主席李铉国，解释道：“李秉喆在临终前曾说，‘在我死之前绝不会允许工会，’此后后人将其视为遗言，这成为非工会化政策的主要依据。”

李秉喆的非工会化管理与他创办公司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李秉喆创立三星商会时正值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当时工厂常常需要加班，而“朝鲜总督府”则禁止成立工会。——这也和当时日本对于工会整体压制和管控的态度一脉相承。在韩国，现代汽车的创始人郑周永与李秉喆常被相提并论，他们都在禁止工会的日治时期创办企业，但最终郑在1987年率先允许工会成立。

据韩国“自由企业院”的资料，李秉喆对共产党和工会的反感由来已久。1945年韩国解放后，李在民主制度下的经营遇到无数工会化的挑战。1961年，李管理的“第一毛织”（现为三星物产）在面对员工要求成立工会时，李选择直接关闭工厂，并表示：“当劳工与管理层合作时，大家都是赢家。如果工会得势，公司就会倒闭。我将停业，直到工会分子离开。”其后包括1977年的第一制糖（现为CJ）和1987年的三星重工的工会诉求都被李一一压制。李秉喆去世后，其次子李健熙于1987年接任董事长，并继续执行非工会化管理，直到2014年因心脏病倒下。李健熙曾表示，三星不承认工会的必要性，“因为三星提供了业内最佳的待遇，并拥有公平的人事制度。”他提出了在当时看来比较先进的奖励工资制度，员工工资中包含一定比例的“超额利润分享”，只要公司利润超过目标，每个员工都会得到回报。

李健熙对待员工待遇的重视是有目共睹的。据报导，有一天他指示人事部主管拟定员工加薪方案，当人力资源主管建议30%的加薪幅度时，李健熙愤怒地回应：“加薪幅度還太小了，你先回家吧。”

收入的快速增长总是能让员工无怨无悔的持续内卷，这是三星敢于公开禁止工会的底气。三星的职场文化在韩国的大型企业中尤为严格。据说，韩国的毕业生们常常笑称，在三星工作的朋友比同龄人显得更老。在上世纪90年代，三星员工的私人生活受到极大干预，甚至被禁止在办公室内约会和打高尔夫球。

前经理先生回忆道，“入职初期便听到‘不要参加工会活动’的警告，并感受到一种文化，即新员工不得与中阶管理人员交谈。不过，尽管如此，三星的白领待遇仍相对优厚，许多员工并不认为有必要成立工会。”

他指出，“自那时起，三星已经发生了许多变革。公司虽未成立工会，却组建了一个不受管理层干预的‘劳资委员会’，让员工自愿参与，讨论加薪和改善待遇的议题，从而改善了组织文化和工作环境。如今，员工不再使用职称称呼彼此，并可以自行设定上下班时间。”

然而，李铉国副主席则批评该劳资委员会是个“御用组织”，其实质在于削弱真正工会的活动。他指出，即便在公司宣布2020年非工会化管理后，仍有工会受到打压。他提到，公司甚至拒绝将工资提高0.1%，不向报导工会活动的媒体刊登广告，工会领导人无法晋升，且在工会活动前故意摆放花坛以打扰活动。李铉国表示，虽然某些韩国企业集团提供多达36天的年假，三星的带薪假期却仅有18天，为最低水平。

三星的反工会文化与韩国的现代工业历史也密切相关。在上世纪60年代的高速成长时期，工人们被迫承受高强度的工作，没有休息和假期，使韩国成为全球最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一，这种状况持续到2021年政府实施每周52小时的工作制度。李铉国回忆道：“自己在2005年加入三星时，每天需凌晨2点下班，一个月仅能休息一天，甚至因此推迟了婚期。”

《歪脑》曾尝试联络三星电子询问劳资协商的情况，但未获得回应。

根据报导，2023年三星电子的员工平均薪酬约为1.2亿韩元（约90,600美元），而同期韩国企业的平均薪酬为8,713万韩元（约65,783美元）。因此，“全三劳”经常被问到：“年薪高于其他公司，三星为何要罢工？”

对此，李铉国副主席表示：“三星的薪金虽然是业界最高，但这仅对白领而言。对于蓝领员工，奖金波动较大，当奖金下跌时，薪资水平甚至可能低于业界平均。问题在于公司并未公开波动的原因。”实际上，2023年，三星半导体部门亏损14.88万亿韩元（约合110亿美元），创造史上最差业绩，很多员工奖金直接归零，但是今年半导体明显复苏后，公司也并未给予相应的奖励。

三星集团的无工会经营方式，从2019年开始出现变化的原因是持续对工会进行阻碍和瓦解的丑闻。三星曾经使用监视器、窃听和跟踪来监视工会成员；在2011年韩国当局允许成立多个工会之前，创建虚假工会以阻止真正工会的成立；甚至贿赂警察来调查工会成员，利用三星集团旗下的《中央日报》来制造反对工会的舆论。

尽管三星对工会的打压传闻已经存在数十年，现任总统尹锡悦在2018年担任首尔中央检察长时，曾调查“三星电子服务公司”对工会的压制行为。2021年，韩国大法院判决三星电子副总裁1年4个月徒刑，并对四名高管作出有罪判决。该案的裁决指出，三星集团自创办以来便系统性地计划并执行针对集团内部及供货商的工会摧毁活动。

该判决列举了三星的多项非法行为，包括“关闭供货商以阻止工会活动、阻止工会成员再就业、通过歧视性待遇诱使工会成员退出工会、削减工会成员工资、非法收集工会成员个人资料，以及贿赂警察。”

此外，在2020年，韩国大法院对三星集团旗下“爱宝乐园”的工会破坏案作出裁决，判处三星电子人力资源副总裁一年四个月有期徒刑，并对其他12名员工作出有罪判决。这些人涉嫌在2011年对爱宝乐园的工会组织者进行跟踪，非法搜集个人资料以寻找弱点，并贿赂指使警察逮捕该组织者，随后爱宝乐园顺势解雇该组织者，并在媒体上大肆抹黑；爱宝乐园还成立了假工会，阻止真正工会的成立。

李在镕于2020年宣布结束非工会化管理，正是因为三星在工会相关审判中受到公众的强烈批评。三星甚至还干预境外产业链上下游公司的工会活动。据韩国《韩民族新闻》2019年的报导，三星在国外的工会打压行为包括：

此外，最近外媒报导，9月9日，印度钦奈附近一家三星冰箱洗衣机工厂的1,700名工人中有1500人开始罢工，要求将工资从25,000卢比（约299美元）提高到36,000卢比（约430美元），但9月17日进行街头游行时，104名工人被警方拘留。另一方面，李铉国副主席对外国罢工情况仅仅表示：“我们没有与境外工会进行沟通。”

一位在三星及其海外子公司工作超过20年的前经理，要求匿名的一位先生向《歪脑》表示道：“境外公司的工作条件与总部存在显著差异。由于工作量大、责任重，加上长时间工时和夜班，导致工作环境恶劣，假期受到限制。因此，最近韩国三星总部的员工对于海外工作持回避态度，未来亟需改善这一现状。”

韩国工人权益问题引发朝野共同关注

相对而言，韩国的工会文化也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过度激进。二十几年前，韩国蜚声海外的“名片”并不仅限于三星和K-pop，也与“工会”和“示威”密切相关；当时在外国的韩国人经常被问及“你们的工会示威怎么那么激烈？”外媒常报导韩国工会示威中出现土炮、竹矛和催泪弹，甚至工人自焚。至今，韩国工会仍然频繁罢工，破坏商业活动，甚至介入政治。

韩国社会对激进工会的评价因政治派别而异。保守派（例如现任总统尹锡悦和前总统朴槿惠）对激进工会持批判态度，而进步派（例如前总统文在寅和现任共同民主党魁李在明）则对工会持支持态度。目前韩国的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进行政治两极化，对于工会的态度也因各自支持的政党而异。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韩国脱离贫穷，并拥有强大的中产阶级，三星的无工会管理才成为社会议题。于是近些年，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如今韩国各党派在劳工权益问题上都有了相对一致的看法。上面提到的三星工会审判就是政权开始回应，社会对于大企业压制工会发展的关注。最近经营“巴黎贝甜”的“SPC公司”董事长因强迫员工退出工会而被拘留，这与韩国目前逐渐重视劳工权益的社会风气有关。

如今，无论是主动还是倒逼，韩国社会及三星明显在尝企业改善滞后的文化，未来几年，劳资关系必然将成为韩国企业发展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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