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學季開幕講座「患得患失——疾病、治療與創作」的一點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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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盧勁池
今夜,到了灣仔藝術中心,聽文學季的開幕講座,「患得患失 —— 疾病、治療與創作」,聽到幾位講者分享疫情以來,對本地和自身參與文化創作的觀察,及其中引申的精細思考,我想到幾點回應。
今年文學季的主題為「別來無恙」,有意探討文學裡,經常以疾病作為隱喻的書寫傳統,與實際的病的本質的關係。在這個開幕講座裡,我發現洛楓疏理香港疾病隱喻的論述,由禽流感到新冠疫情,跨越散文、傳記、類型小說,為我們呈現出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文類光譜,說明疾病隱喻,如何成了香港這些疫情有力的人文主義反思,亦點出其中與個人身體書寫創作的關係。
蔣曉薇雖然是分享個人的創作觀,和對於疫情以來香港城市書寫變化的感受,但她從魯迅的疾病書寫傳統裡,圍繞絕望與希望的辯證出發,有感於自己的作品,常被讀者稱為黑暗系風格,她嘗試以福柯對傳染病的理解,整合一套一種,有關於文學「感染」論的創作觀。
而作為視覺藝術家的白雙全,一開始似乎對被邀參與這場文學人主辦的研討感到點壓力,也提到自己當年考中文科公開試,遇上過口試不合格的無奈情況。他接著整理自己從事SEN學生視藝教育的經驗,提出把不同能力學生,上課時不專心,課堂使用、玩弄教材的不同身體反應,視為一種「創作」的過程。接著他又再分享自己在參與各種社會活動時,順應自己現場的身體狀態,所繪畫的各種草圖,如何重組成作品的經驗,去說明一套,由不同身體經驗出發,進行紀錄、反思和視藝作品生產的流程,如何成為一套能夠肯定SEN學生創作力的教育方法。
他提出的一個名為「不專心數據庫」的概念,很是令我印象深刻,而在場嘉賓,也是資深的視藝教育前輩楊秀卓,回應幾位講者的發言時,提到自己年青時做創作的經驗,早上著西裝做會計工作,晚上以繪畫探索自己內心的瘋狂。這些視藝圈前輩的分享,讓我聯想到,他們一直以來從事視覺藝術,參與推動本地社區藝術的經驗,其實一直積累了很多重要的教學法和藝術文獻材料搜集的實踐知識,但這些想法,一直以來,都好像跟文學史裡的疾病書寫的討論,難以完整銜接。
如白雙全這種,以視藝教學,介入SEN議題,推動展能藝術的做法,一直以來都有很多藝術家在做,但當他把這個過程描繪得份外仔細,又把藝術家創作過程的身體經驗紀錄,與SEN學生在課堂上不專心的反應做類比,令人想到不管是日頭打工,晚上做創作的藝術家,還是那些或許可能一輩子都沒有甚麼機會打工,在新自由主義教育制度下,總是個無生產力的失敗者,他們都在一個教育>就業>異化>工作的人生連續線上,有著許許多多無所事事,不專心的「創作」時刻,都可以用這個數據庫的概念,來描繪其藝術生產的潛在效益。我這樣解讀他的想法,可能是因為最近幾年,我讀了很多英美「失能藝術」(Disability Art) 的研究著作,留意到他們討論智力障礙者藝術教學,描繪一種「失敗藝術」 (Art of failure) 的處境,跟白雙全這裡談論的情況非常相似吧?他談到上課時不專注的SEN學生的反應,就是這些理論裡所提到,一種無法被納入「健全主義」,致力培育「成功」人材的教育體制。這種無法徹底被導入「專心」生產物質和非物質勞動的身體,亦是其中一派,稱為新唯物論失能研究裡所謂的「周邊化身」 (Peripheral Embodiment) 的狀態。
當然這個失能藝術的理論討論,是放在奈格里和哈特討論「諸眾」,一種歐洲無政府主義脈絡,對馬克斯主義非笙產性勞動 (unproductive labour) ,所衍生出來的激進革命過程的理解,要放在香港,一向只有展能藝術的品牌,從來未見談論教育和社會改革如何「失能」的背景下,也難以直接引用這些概念,討論香港的失能藝術的前景。
但這次在文學季,這個以中文文學裡,疾病書寫傳統為背景的講座裡,聽到這個不專心檔案庫的概念時,也覺得它應該是一個,讓我們重新思考文學研究,與SEN視藝教育,兩個學科之間,進行交叉性研究的探索開端。
正如洛楓的疏理提醒了我們,原來已經有那麼大批的香港作家,以華文書寫紀錄過新冠期間的疾病經驗,我們知道這些作家所記下的香港的經驗,不單是在覆寫現代文學,且延續著香港自身的疾病書寫傳統。若我們承認這些香港書寫中旳「疾病」隱喻,所承載的,像蔣曉薇所說的,是一種超越盲目的絕望與希望,像傳染病似的負面情感,我們似乎需要進一步肯定的,就是積累這些疾病的人文思考和文藝隱喻的過程,必須建基在一個,從來未曾被香港大專的中文教育和學科研究體制,甚至是所謂「疾病書寫」的研究範疇,所承認和涵蓋的,一直更多歸屬於香港中學和特殊學校的視藝教育,又或今日,所謂共融藝術的發展脈絡裡。它有助我們思考,不專心檔案庫這個概念,不單是描繪「健視」老師和「殘疾」學生共同享有的「創作」時刻,它還涵蓋著更廣泛的,隱沒在隱喻的意義以外 ,記錄不同社區、社群「失能」身體的創意潛能。
在來聽這講座之前,我跟一群殘障研究讀書會的朋友談到下期Crip Zine的組稿方式,有朋友想談自己算不上殘疾的生理過敏,我說從失能研究的社會模式 (Social Model) 的角度來說,只要造成生活不便的「障礙」,都涉及殘障權利問題。但有一點,我當時還沒有想得通的是,失能、障礙,跟疾病最大的分別,在於疾病一語,本來就意味著死亡和康復兩條,老病死生之間不同的復常路徑,但殘疾、障礙並不是,它是一種長期的,永不可以治療的失能身體狀態,它或許可以在教育、宗教和復康體制,以至虛無飄渺的藝術成就中,暫時讓你獲得某種被「治療」的良好感覺,但你的身體,還是必然在真正徹底的復常和死亡之間,在一種充滿障礙殘時間 (crip time) 的永續輪迴中延宕。
當疾病能夠作為一種隱喻,其先決條件是,你必須站在復常的立場下,回想那些事過境遷的疫情和事件,認為壞情緒早已康復,對於香港未來的前景應該審慎樂觀。如果這樣的話,失能從來不必存在於疾病文學的光譜,因為失能都只是病,都能像香港的經濟前景一樣可以全面復甦就是了。
作為一個永久性傷殘的SEN文化研究系學生,我想,香港政府給我簽發的白咭,一直提醒著我的是,我心目中的香港疾病文學,是一個永遠無法復常的不專心檔案庫,它讓我掂記著的,是當下各種社會失能的由來,而不單是任何事過景遷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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