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阿富汗

在我的行程规划中，从哈萨克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的线路是板上钉钉的，但到了乌兹之后要怎样继续往西，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确定。到了塔什干，才意识到摆在面前的有几条路，一是办理土库曼斯坦的过境签（这个在搜集相关信息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不太可能了，但还是去大使馆问了一下，彻底死心），一个是报名土库曼斯坦的旅行社，申请旅行签证（花费较大，且要提前20个工作日申请，按我的时间规划已经不太可能），然后很巧的是，我发现就在前不久，乌兹到阿富汗的海拉顿口岸开通了，小红书上也搜到了办理签证的详细攻略，于是行经阿富汗，再往西去伊朗，就成了最顺的线路。

这个国家的名字依然让人畏惧，我本来想着入境北边的马扎里沙里夫（Mazar-i-Sharif）之后，去喀布尔和巴米扬，也是大部分阿富汗旅行的常规路线，但最后还是放弃了，我想一个原因是觉得行程过于折腾，而当地不论是住宿还是交通条件都比较糟糕；二是办理签证的全程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官僚主义的泥泞里滚了一遭，于是更想对这个地方敬而远之，而且本来我就只是将其视为中转站，在马扎里沙里夫又刚好有直达赫拉特的航班（只有每个周五中午12：00有班次）。

从撒马尔罕离开，乌兹的行程算是结束了，坐夜班火车，抵达边境城市铁尔梅兹。

乌兹别克斯坦的火车，我已经坐了很多遭了，这班车车次较少，座位不多，我只抢到了侧边的上铺，才发现这个位置堪称全车最糟糕，铺位很低，在里面很难直起身来，还得忍受不断经过的人群，所以车票还是得提前定。

上午参观完考古博物馆，下午打车去边境。司机只能把我送到入口，需要自己走到检查站。当时我心里就两件事情，一个是哪里有厕所，二个是哪里能换钱。

我当时身上还有一些索姆，想着尽快换成阿富汗尼，不然到了那边寸步难行；二是趁着这边还有干净厕所就赶紧去，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于是我就抱着这两个问题一边往里走一边询问。过了大概两个检查口，确实有银行，但是这里的银行只提供索姆兑换其它主流货币，工作人员张罗着帮我问旁边刚刚入境的阿富汗人，说可以和他们换，结果也不行，一筹莫展了一阵，有个工作人员拿着翻译软件和我说，你过了境那边是可以换钱的。我心里的石头这才终于落了地。

到了行李和护照检查处，问了工作人员有无厕所，工作人员也帮我开了门（那个厕所可能是不对外的），然后就是passport check了，也没有检查有无住宿证明啥的，一路上还是比较顺利。

检查完行李出来，到路边的一个站点等着，有一辆小面包车把人送过去，收费5000索姆，其实只有很短一截路，到了乌阿友谊大桥的中央（这也是上世纪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主要陆上通道），过去就是阿富汗了。桥上有检查站，简单检查了行李，然后自己过桥，桥下就是阿姆河，这一段水域很宽阔，两侧是低矮的厂房，再往远处就是辽阔的荒漠，四周很是荒凉。桥上还有铁轨，等火车慢悠悠驶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个货运轨道。

阿富汗的入境检查乱糟糟的，墙上有纸贴的指示，都是普什图文，我也看不懂，这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个小男孩，一步步给我指着，要去哪里，要检查啥。在这里第一次经历了搜身检查，女性要到另外的房间里去，由一个女工作人员检查衣服和行李，而后来在阿富汗，我又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搜身检查。因为小男孩的指示，过程变得顺利很多，当然出来后要给他支付一点酬劳。

在我进检查站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个中国人，提着公文包的一丝不苟的中年男性，他出我进，护照交到了同一个检察员手上，但他并不看我，我当时有点激动，直接问他是来旅游的吗，马上被那个检察员制止了，男人十分温顺地低着头摆了摆手，仿佛对此习以为常。

终于走出检查站，来到“边境市场”，换钱的人守着玻璃柜，司机在拉客，几座倾斜的房子是小卖部。我前去换钱，整个市场的人围了过来，一时众人喧哗，我合理地怀疑这是一种扰乱视听的策略。有一个英语很好的人主导着全部交流，他替我沟通了换汇和打车事项，最后换得的汇率到底是多少我已经分不太清了，但这样的亏总是要吃的。从这里到马扎的出租车包车的话价格1200，而拼车我要付500，后面我发现本地人只需要付200。

从边境到马扎里沙里夫开车两个小时，车开得飞快，但隔一段时间就要停下来检查，一开始马路两侧还有稀稀落落的棚户，人们售卖着馕和装在饮料瓶子里的汽油，不时有摩托车经过，男人们穿着长袍和拖鞋，用头巾把半张脸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灰尘漫天，大货车一经过整个世界就变成黄色，而路边的人们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工作。时常看到几个人围坐在一块毯子上，吃东西或是喝茶。再往前开，就是彻底的沙漠了，黄沙甚至侵袭到马路上来，窗外是单一的荒漠景观，偶尔看到堡垒式的黄泥建筑。到了马扎，那种棚户式的街边商店又出现了，伴随着拥堵的交通，大货车，出租车，三轮车，摩托车齐发，午后的阳光十分猛烈，炙烤着所有人的脸，天气重新变得炎热干燥。

我找到蓝色清真寺附近的一家酒店，在谷歌地图上看评价，价格1500阿富汗尼。酒店条件并不好，房间昏暗，铺着脏兮兮的地毯，床单不知道有没有换过，洗手池残留着污渍，马桶则没办法冲水，我这才对自己身处阿富汗有了实感。

到达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钟，外面的阳光依然炙热，我选择在床上躺一会，再具体看看阿富汗的旅游攻略，这才知道在阿富汗，你去任何景点都是需要办理旅行通行证的。想起来刚才在某个检查站的时候，有个工作人员拿给我一张纸条，指着上面的culture and information department给我看，我当时虽然一直点头，但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才反应过来，于是在地图上搜索，幸运的是并不远。

就这样躺到五点，觉得还是要出去逛逛吧，那么问题来了，要不要戴头巾呢？在之前的行程中我完全没有带过头巾，在做了来阿富汗的计划后，为了以防万一买了一条围巾，现在我拿出围巾，笨拙地往头上缠绕，对着镜子怎么看怎么别扭，那种心情，就和小时候偷穿妈妈的高跟鞋一样——我在用一种事物界定自己的性别，因为你是女性，所以你必须这样——但这种界定在我既往的经验里很少出现，这象征如此明目张胆，是所有伊斯兰男性的共谋，这让我害怕。

几番纠结，窗外的天光逐渐暗淡下来，街边的路灯亮起，但狭窄的马路依然笼罩在阴影之中。于是决定把头巾扯下，把衣服的兜帽戴上。

我没有走远，就在酒店楼下的街区转悠觅食，街道两侧挤满了售卖商品的摊贩，鞋子、衣服、书籍，干果，玉米，各种工具，当然最多的还是衣服，铺一层塑料纸在地上，所有的衣服不分尺寸颜色一律堆积在那里，我纳闷这样真的能卖得出去吗。楼下的街角聚集着卖水果的小推车，这个季节最多的还是石榴和青提，榨石榴汁的习惯横贯欧亚大陆，我买了一串提子尝了尝，味道并不好。小吃摊常见的是一种煎薄饼，还有煮在锅里的鹰嘴豆，盛在碗里售卖。我看到几个女性围绕着一个冰淇淋小摊，于是也凑过去，只见铁桶里盛着灰黄色的冰淇淋，老人家用小勺舀了一块让我试吃，绵沙的口感，味道倒也不差，装在一次性杯子里，20块钱一份。

继续寻觅晚餐，但发现这条街并没有什么卖小吃的地方，终于见到一个卖卷饼和薯条的小摊，以为可以买个三明治或汉堡，结果摊主在铺开一张类似于山东煎饼的饼皮之后，开始往上铺一层层的薯条和酱汁，直到饼皮承受不了的程度，再将整张饼卷起来。我回到酒店吃这碳水＋碳水的罪恶食物，才发现外层的包装纸是已经用过的小孩作业本，幼稚的笔迹清晰可见，一口下肚的时候，已经分不清自己撕咬的到底是卷饼还是作业纸了。

晚上有人敲房门，打开是一个年轻男子，他说自己是酒店的工作人员，明天他会带我去办理travel pass，我很惊喜，竟然还有这种服务，便忙不迭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思来想去我还是把头巾带上了——只要是带上了，后面也就习惯了。

我们去了文化信息部，全部过程都由这个Salam带着，他的英文并不好，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只能沉默相对，在信息部简单回答了工作人员的问题，没花多长时间就给了个证明文件，也没有收费，不知道为什么政府一定要求办证明。

办好证明后，Salam带我去了这座城市最具标志性的景点，蓝色清真寺，我们从最西边的入口一路尝试，但总是被门卫拒绝，最后绕了一圈才终于得以进入。实际上我对这座清真寺没啥想法，况且身边一直有一个人跟着，参观起来也不自在。

Mazar-i-Sharif这个名字就来自这座清真寺，“圣人之墓”，据说这里就是穆罕默德的堂兄，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坟墓。现在的建筑应该是不久前修建的，我在外面还看到了日本援建的牌子。

而在历史上，马扎里沙里夫的名字远不如它西边二十公里处的巴尔赫Balkh有名。早在公元前4千纪末，阿姆河沿岸就出现了一系列定居城市，到前2000年左右，城市规模变大，人们居住在类似于城堡式的建筑中，这些遗存广泛分布在马尔吉亚纳、马雷等地区，被称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综合体（BMAC）。

到大流士时代，巴克特里亚被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但这一地区的总督贝修斯最终谋杀了大流士，并自封为其继任者；后又为亚历山大所吞并，希腊人在这里建立起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也就是中国史籍中的【大夏】；由于临近阿姆河，又是自西往东进入辛都库什山脉的前哨地带，巴尔赫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印度佛教文明都在这里交汇。所以也无怪乎这里发现了Nadir tepe等早期佛教遗存。

上世纪八十年代苏阿战争时期，马扎里沙里夫被杜斯塔姆建立的Junbish-e Milli组织占领，彼时阿富汗其它地方都已经被塔利班接管，只有这里还保留着一个相对世俗的社会，也因此被称为“阿富汗破败皇冠上的明珠”。而短短几十年后，和平被打破，塔利班重新占领城区并残杀了大量平民，《追风筝的人》里提到的针对哈扎拉人的大屠杀，也发生在这里。

参观完后，我提出要去取钱，在边境换的为数不多的现金已经用完了，甚至清真寺的门票都拿不出来，还是借了Salam50阿尼才够的。本来以为附近的ATM就可以取，没想到那个ATM不接受银联，于是打车去了一家国际银行，想用银联卡取，尝试了几次不行，找工作人员，他们说是因为银行限制；我当时真是万念俱灰，不抱什么希望地尝试用visa卡，结果，竟然取到了！

我给了Salam1000阿尼作为答谢，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无法顺利取到钱的。然后我们又去吃了午饭，到餐馆后，我发现所有的工作人员只和他说话，甚至连一个眼神都不给我，菜单拿上来也是径直给了他，我坐在那里有点尴尬，只好硬着头皮把菜单拿在中间。我们点了抓饭，manti和羊肉串，价格不贵，上菜的时候还会搭配两张厚实的馕饼，蔬菜沙拉，和鹰嘴豆搭配肉丸的小食，份量巨大。这里的抓饭比起乌兹别克斯坦清淡许多，照例是萝卜丝、葡萄干配米饭，一大块羊肉埋在盘子中央；羊肉manti让人惊喜，其实就是薄皮大饺子，一口咬开肉香四溢，当然还有羊肉串，是我此行吃过的最大的羊肉串了，没有多余的调味料，保持了羊肉最鲜美的原始味道，而且不像其它羊肉串那样夹杂一些肥肉，每一块都是货真价实的紧致肉排。鹰嘴豆配肉丸的小食可以称得上全场最佳，第一次意识到鹰嘴豆竟然这么好吃。salam还推荐我品尝当地一种特色饮品，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奶昔状的饮料，一口下去，酸黄瓜和酸奶结合的味道直冲脑门。

当然这顿饭得要我来请了，但结账的时候，收银并不看我，他甚至将找回的钱拿给Salam,我在旁边直想翻白眼。

午后休息了下，我决定再去街上逛逛，其实也就是围绕着蓝色清真寺的四条主街。

在这条街上行走，就得承受每时每刻落在身上的目光，无数的人问你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how are you? 然后指着我手中的相机兴奋地让我给他们拍照。我自然乐意，于是这样的肖像照我拍了一张又一张，记录下了无数张年轻人，老年人的面孔，但唯独没有女性的。因为整条街上女人并不多。

就在我抵达阿富汗的前不久，塔利班发布全国性命令，严禁女性在公共场所交谈。当然落到实处这样的禁令是不可能百分百实施的，街上看到的不多的女性有些全身着黑罩袍，脸部都完全被遮挡起来，但也有只佩戴比较严实的头巾的，她们基本上还是和家人一起（丈夫或者是几个女性）出行，完全看不到独自出行的女性（除了那些坐在街角穿全身罩袍的乞讨者）。有一个主动和我打招呼的女性，祖孙三代走在一起，她说她是一个医生，但我不太敢问，这是否是指她曾经的工作。

中间有一些小插曲，当我为几个年轻人拍照的时候，他们很激动地把临近摊位的几个朋友都叫来了，一时间本就不宽的街道挤满了人，我卖力地按着快门，突然从人群中挤出一个中年男性，用英语问，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拍他们？！我一时之间有些懵，以为自己惹到什么麻烦了，只好解释，是他们让我拍的。但身边的人听不懂英语，依旧簇拥在一起，那个男人继续斥责，“你们把路堵到了！”我连声抱歉，匆忙拍了几张便往前走，希望尽量减少自己对交通的影响。男人大跨步往前走去，他理解了我的意思，但依然用一种很严厉的口吻说，“you know your English is not very well.”我更懵了，他继续，“I’m an English teacher.”好吧，我心说，在拥挤的街道上，他一直暗示我跟着他往前走，但我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本来路上人流车流就多，我得很费力地才能跟上，于是不得不停下说我只想自己一个人走。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着他走这么一大截路。他好像有些生气，又有些无奈，交涉几番之后终于走了。

早上跟在Salam后面，此刻跟在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的英语老师后面，都带给我一种焦虑无处抒发的感觉。阿富汗人本来走路就快，满大街都是疾步行走的人，还要注意避让来人和车辆，但这里的男性，似乎已然习惯了主导女性的步伐，“女性必须在男性的陪同下才能外出”，这真的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体验。

“自由只有在你失去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在阿富汗，我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正常地行走在街头，不被注意，慢悠悠去商店里挑选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些再日常不过的事情，在另一个社会里却近乎于奢侈。

第二天，我离开马扎里沙里夫，前往赫拉特，市区打车到机场350阿富汗尼，进入机场还加收了50块，照例是严格的行李和人身检查，女性被带到小屋子里单独检查。进入候机室前，行李还被拿出来接受dog check——毒品泛滥在这里依然是严重的问题。

机场很小，登机口出来看到飞机就停在不远的地方，但还是要乘坐摆渡车过去，摆渡车在原地简单划了一个弯，就到飞机面前了。在阿富汗坐飞机还是挺有意思的，我发现自己有在认真看逃生通知，同时默默祈祷一切顺利。飞机起飞后，整座城市在眼前铺开，低矮的建筑，在荒芜的大地上延展，显得如此混乱、灰暗。一个多小时的行程，中午还发了一个面包和水，并不能吃饱，但是聊胜于无。

从机场出来打车，司机听不懂我说话，于是找来了另一个会说英语的司机，这个司机比较年轻，他说自己的英语是在培训班里上的。来之前看攻略，了解到赫拉特在阿富汗是相对更开放的城市，因为临近伊朗，且远离塔利班的大本营。进市区的路确实和马扎非常不一样，不甚宽阔但干净整洁的街道，两侧是行道树，一瞬间有来到南疆的感觉。

和司机随意聊天，路上看到很多经过的车没有牌照，我问为什么，他笑着说，“it’s Afganistan!”他问我觉得阿富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友善，they deserve a better goverment and better country. 司机小哥没有接话。

阿富汗的英语普及率感觉比乌兹别克、哈萨克要高很多，我在街边遇到的人多少会说几句英语，在阿富汗往往如此，即便不会英文，他们也会很快地找到懂英语的人。记得从宾馆打车到机场的时候，我说我要去airport，那个帮忙打车的老年人表示自己知道，重复了一遍“airport”，那个发音标准得我自惭形秽。

我本来准备去为数不多的攻略里提到的那家宾馆（2000阿尼一晚），司机和我说，你如果想看看别的也可以，于是他把我带到了另外一家旅店，1400阿尼一晚，据司机说，坐落在赫拉特最好的街区里。从地图上看，这里并不是赫拉特的中心，整个城市的布局和马扎里沙里夫差不多，街区围绕着中央清真寺和巴扎呈放射线状分布，红绿灯极少，交通非常拥堵。

照理说到赫拉特后我需要继续前往文化信息部办理游客卡，但是这次我只打算参观Ark，这个城堡性建筑没有任何宗教成分，所以进入还是很顺利的。

赫拉特城堡和布哈拉的城堡很像，如前所述，这种堡垒性宫殿建筑早在公元前两千纪就已经存在，并且作为一种奇特的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据说最早科追溯到亚历山大时期，但现在的建筑大部分属于帖木儿王朝。帖木儿的儿子沙鲁克·米尔扎于十五世纪初继承其父亲帝国的东部之后，将首都定在了赫拉特（他本来就在这里作为总督治理呼罗珊）。2011年，阿富汗文化部组织修复了赫拉特城堡，大部分的墙体和建筑焕然一新，在一些封锁的门里还能看在正在维修的施工现场，看起来像是永远搁置了；而上到最顶层的外挂楼梯已经轰然倒塌，让人疑惑修复工程的施工质量。

但城堡还是挺好逛的，无数的入口，通道，阶梯，将整个建筑群串联起来，形成迷宫式的宫殿。高大的垛墙、阴暗的互相串联的圆拱形建筑（可能被用来作为监狱），还有城内四角那些只留存一个眺望口的狭窄空间，很难不让人想象，曾经有无数的士兵在这里射出箭弩或是炮弹。

从城墙上看下去，能看到低矮处的街道，是孩子们追逐奔跑，不远处有人在放风筝；堡垒，街区，以及山峦的颜色是差不多的土黄，整个城市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无比柔和。

沙鲁克·米尔扎的统治和他的父亲截然不同，他抛弃了蒙古式的凌厉铁蹄，转而向伊斯兰式的法理统治，赫拉特逐渐成为“帖木儿文艺复兴”的中心，被称为“呼罗珊明珠”；这其中他的妻子高哈尔·沙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位期间，她出资修建了两座清真寺和神学院，一座离城堡不远，属于穆萨拉建筑群的一部分，早在1885年毁于战火，但现在仍然能够看到五座高耸的宣礼塔，一座正在维修，另外四座伫立在一个带围墙的院子里。里面有几个孩子在游戏，笑声传出来，古老而残破的建筑，历史的老人沉默着。

而另外一座以皇后名字命名的清真寺，位于边境之外的另一个城市，马什哈德，伊玛目里萨建筑群内，每年都会接受无数信众的观瞻。

街上，偶尔可见英语培训机构的标志，之前司机小哥的英语，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学的；在途径一幢建筑的时候，看到外墙上有很大的禁止武器的标志，我特意打开手机地图查看，发现原来是一座医院，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既感动又心疼的复杂情绪。地图上还显示城区中央有个公园，我走近的时候，发现明明能看到里面有男性在踢球玩耍，但死活找不到入口，整个公园是封闭的，在这里，公园竟然也是一种奢侈品。

公园外面是少见的悠闲场景，卖冰淇淋和汽水的小摊，人们三三两两散步或闲坐，城市终于慢下来，虽然这种闲适也仅仅属于男性。

第二天，我离开赫拉特，出发去伊朗。

算起来，在阿富汗只待了四天三晚，这并不是关于阿富汗的游记，而仅仅是对“路过阿富汗”的记录。在后来的行程中，每每和人聊起我是从阿富汗过来的，他们都会面露惊讶，“你一个人竟然不害怕？！”

我并不害怕，我也不知道大家提到“害怕”的时候，所指的是什么。我只是觉得难过，在阿富汗的三个晚上，我每天难过到痛哭。很多事情，在新闻里看到是一回事，亲眼见到又是一回事。

和Salam走在街上，他突然暗暗示意前方那个站在路口，挎着枪支，满脸大胡子的人，用一种既紧张又兴奋的语气，低声道“Taliban”，似乎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暗号，神秘、恐怖，但莫名又有一丝幽默。

在此次行程中，除了例行的检查，我没有和任何塔利班成员打过交道，来之前也翻小红书攻略，大意说在阿富汗遇到了麻烦，去向塔利班寻求帮助，而对方会很友善地帮忙甚至护送你到目的地。我觉得自己接受不了这样的暴力共谋。

在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途中，看到那些荒凉旷野中的村落，连绵的光秃秃的山脉，山前的平原也是如此，了无生气；村庄都是黄泥垒成的房子，厚厚的墙壁，拱形的屋顶，一间连着一间，有些已经倒塌了，和交河故城的那些建筑如出一辙；村庄到马路的空地上，成群的孩子在那里踢球，玩耍——大自然天然的不平等，给予一些地方沃壤和雨水，却给另外一些地方漫无边际的沙尘。

我看到清真寺旁边一身罩袍如同幽灵一般的老年女子，低头乞讨；我看到马路中央，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带着两个小孩，拾捡着什么，走近了看到是散乱的似面粉之类的东西；我被灰扑扑的小孩子拦住要钱，手扯着我的衣服不让我离开，被旁边的人训斥才放手；我看到那些年幼的孩子守着小车，熟稔地叫卖，他们过早地长大。

但我看到更多的，是人们依旧活着，不由自主地，无可奈何地，毫无办法地，活着。

我意识到自己的抑郁，不仅仅是对于眼前景象的同情，不仅仅是。

我看到路上才四五岁的小女孩带着头巾的时候，会想，穿长袍，本质上和裹小脚，穿胸衣和高跟鞋有什么区别呢，都是为了限制女性的活动而已；我看到这残破的街头和奋力生活的人群的时候，会想，我要如何看待他们呢？不自主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被动地接受一个政府和他们荒谬到可耻的政策，生存的另一面，不也是一种麻木吗？而在中国的我们，和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一切够荒唐了吧，但我们接受了，世界也接受了，然后愤怒、不甘、绝望、但活着，所谓的“苟活”，也不外如此了吧；亡国的滋味，原来你我早已品尝。

世界上的痛苦是同构的，永远不会有解决办法，这巨大的弥散式的苦痛彻底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以往对于“美好未来”的想象，或者说撕毁了这层华丽但空洞的面纱。世界如此割裂，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命运。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些，关于文明世界的规则、思想、行动，正确的生活，娱乐，于是默认这样的世界理所当然，当然应该衣食无忧、自由平等、没有恐惧，但这里的女性没有声音，孩子管着小摊，满街都是枪支，不平等如此巨大，但我们毫无办法。

我在那一刻突然想起加缪说的“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我想起近期所见的新闻，“生育率再创新低”——这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好消息。

所以我为他们哭，也为自己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