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史實差距三萬里？談《長安三萬里》的史實爭議
文｜曾繼賢
日前由追光動畫製作，謝君偉和鄒靖執導的電影《長安三萬里》在國內上映後大賣，亦同時惹來爭議，作為一部「動畫歷史片」，又以「還原大唐氣象」作為賣點，卻在暑期檔期完結前，被洛陽市隋唐史學會和網民指斥電影內容與史實不符。當我們在創作過程中要從藝術與史實之間取捨時，兩者是否必然為「魚與熊掌」的難題？我們應以怎樣的尺度去判斷？因此，筆者希望談談此次《長安三萬里》的史實爭議，分析電影中的「失實」和藝術手法，也看看以往的「失實」電影，比對而論。
被移植的洛陽
洛陽市隋唐史學會透過官方微信公眾號發布聲明，指責《長安三萬里》的部分情節與史實不符，部分人物的經歷也屬於戲說。隋唐史學會認為這些不實將會對廣大觀眾，尤其青少年觀眾造成誤導，因此委託律師事務所向製片方發出律師函，要求《長安三萬里》導演、編劇及製片方發表糾錯及道歉聲明。聲明中指其不實之處有四：
一，李白與杜甫首遇在洛陽，而非長安。
歷史上，李白於天寶三年從長安被賜金放還，與杜甫初識於洛陽。翌年，李杜同遊齊魯，形影不離，情同手足。電影中，二人於長安碰面，而聞一多曾言：「在我們四千年歷史裡，除了孔子見老子，沒有比這兩人的會面，更重大，更神聖，更可紀念的」，加上當時洛陽與長安地位相當，如此移植史實未必妥當，因此人們才如此在意二人相遇的地點，尤其是可能冒犯到洛陽人的歸屬感所在。
二，杜甫早年生活在洛陽，而非長安。
杜甫出生於河南鞏縣，唐時屬於洛陽。杜甫早年喪母，年僅四歲的他被送到居住在洛陽仁風裡的二姑媽家中。他晚年所寫的〈江南逢李龜年〉也可作證，「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寫當年在洛陽與李龜年相遇，而非發生在電影中所指的長安岐王宅。
三，「一日三絕」發生在洛陽天宮寺，而非揚州。
「三絕」是指吳道子畫作、裴旻劍舞和張旭草書，史載於《唐朝名畫錄》，開元年間，吳道子在洛陽天宮寺作壁畫，為裴旻親人超渡亡靈。吳道子卻對裴旻説：「聞裴將軍舊矣，為舞劍一曲，足以當惠。觀其壯氣，可助揮毫。」裴將軍爽快答應，在院內舞劍，吳道子馬上畫成一幅壁畫，在場的張旭情不自禁在另一面寺牆上留下墨寶。羣眾嘆為觀止，便有了「一日之中，獲睹三絕」一句。
四，救下郭子儀的是李白，而非高適。
據收錄於《全唐書》的〈翰林學士李公墓碑〉：「客并州，識郭汾陽於行伍間，為免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後汾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免誅，其報也。」又據《新唐書・李白傳》：「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當年郭子儀在并州為官時曾被刑責，李白以重金救免他。後來，李白因擔任永王李璘的幕僚而涉嫌叛亂，郭子儀平定叛亂後，為報當年救命之恩，上表為李白鳴冤。
除此之外，細看《長安三萬里》仍有其他不符正史之處。例如電影中說李白是因為商人之子的身份而不能參加科舉，於是他以「行卷」的方式務求入仕。然而據《唐詩紀事》，「行卷」本來就是科舉的一部分，應試者參加禮部的考試之前，將自己的創作編成捲軸，呈送到當時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好讓得到他們的推薦，從而及第。其次，電影中描寫了李白為了入贅許氏而煩惱，於是四處奔波只為了聽取孟浩然的意見，同樣於史無證。
那些「不實」的大唐電影
過往以大唐為背景的影視作品俯拾皆是，要拍盛唐，追光大可以拍李白與杜甫的惺惺相惜，已經足夠讓人熱淚盈眶，他們卻選擇了以高適的視角看李白生平，以長安為電影主軸。但沒有選大唐為主軸，觀感上迴避了展現強烈的民族意識，而是較為純粹地描繪詩人們寄託之處，看來是一種藝術考量。重要的是，《長安三萬里》擁有動畫的優勢，可以極力呈現李白恢宏磅礴的想像力，也可以誇張的效果以放大盛唐的繁華。事實上，過往那些以唐代為背景的作品也未必完全符合史實，說穿了藝術與史實向來就保持著某種距離。
就如2017年根據日本魔幻小說改編的懸疑奇幻古裝片《妖貓傳》，敘述唐代詩人白居易與日本僧人空海攜手破案，其中營造的盛唐氣象帶有日本風，自然與真實的盛唐氣象相差甚遠。又如王家衛導演的《大唐玄奘》（2016），電影中將《西遊記》和史實摻和，片中曾出現流沙河、火焰山，更為了展現取真經的難度，讓玄奘的經書掉進了水裡，好讓能夠呼應那第八十一難。再者，玄奘在印度留待至少十年，在電影中卻著墨不多，僅以數個鏡頭輕輕帶過。玄奘出家後也並非如電影所說「多在川陝之地講法」，而是雲遊各地參訪名僧，先後向慧休、道深等高僧學習，從而希望藉著取西經統一佛教界對佛經的詮釋。又如《王朝的女人・楊貴妃》（2015）未上映前的宣傳海報，在楊貴妃的造型照旁寫上當時未出生的白居易名作《琵琶行》，被觀眾認為出現時空錯亂。另外，楊貴妃忽然消瘦，由范冰冰飾演同樣不合理。電影情節或設定偏離史實，若是出於疏忽便沒有太大討論空間，但若是為了某種目的，想必有精細考量在內。
藝術與史實如何取捨？
米蘭昆德拉曾在《簾幕》談論歷史如何影響作品的藝術價值，他說：「在我們對藝術的欣賞過程中，歷史意識必然伴隨而生」，尤其標榜動畫歷史片的《長安三萬里》，以觸動觀眾的歷史意識為目標，自然更容易為人詬病失實之過。所以若要將歷史事實藝術化，應要有助於塑造歷史人物性格或特質，或產生其他藝術效果，收瑕不掩瑜之效。
就如2021年改編自作家吳明益同名小說的臺灣影集《天橋上的魔術師》，有觀眾指出劇中部分建築景觀不符合史實。美術指導王誌成坦言「的確長得不太一樣」，因故事設定在1987年解嚴前後，但中華商場從1961年落成到拆除已有30年，期間建築景觀多有變化。與導演商討後，他們認為《天橋》並非大河劇，才決定捕捉中華商場的特色風貌，呈現最美的一面。王誌成曾回應：「我們設定的時間剛好很尷尬，面臨該不該加入鐘塔、該留哪一代建築樣貌等問題。折衷後決定呈現中華商場最美的一面，至少讓普羅大眾看得賞心悅目，但歷史學者、細節魔人還是看得出其中差異。」
回望《長安三萬里》，其片名乃出自明代陳子龍的「夢到長安三萬里，海風吹斷磧西頭」，鄒靖曾向記者介紹：「長安代表的是高適、李白等詩人心中的理想之地，而三萬里是他們與理想之間的距離」，此話似乎也可套用於歷史與虛構之間的關係。
是的，《長安三萬里》雖標榜為動畫歷史片，但歷史片大可以是指以歷史故事為本的電影，不必等同紀錄片，當然，如同上海電影學院副院長程波所指，「如果《長安三萬里》是一部講述李白、杜甫的傳記色彩的正劇，那他們相遇的地方就是大處，不能輕易改動。」導演謝君偉也坦承在歷史記載中，李杜相遇發生在洛陽，惟電影是以高適的視角展開，「我們看到的李白也好，杜甫也好，其實是他們人生的一些軌跡，在我們片中沒有完全展現出來。」李杜相遇此等大事，相信並非製片方的無心之失，而是有意為之，作為一種編劇考量，有點劍走偏鋒的膽量。
觀乎唐代長安與洛陽的關係，雖說長安洛陽皆為京城，然而亦可分成長安為首都，而洛陽為陪都（東都）。兩地由京洛大道連接著，這種便捷令人口流動愈趨緊密，文人大都有留居兩地或頻繁來往的經歷，使長安和洛陽成為唐代文學活動最活躍的區域，而兩地所構成的「雙城」意象更是中國文學史的獨特之處。考慮到兩地位置極為相近，而電影中的詩人們經常游走兩地，若要把史實完整呈現，包攬所有相關地方，恐怕過多的轉場會影響敘事節奏，或導致觀眾難以聚焦於故事的主要地景，屆時製片方或許要再商榷應否叫「洛陽三萬里」。這是關於剪接的藝術手法。
承接上述的問題，為何不叫「洛陽三萬里」？這應是製片方想以一個最能代表大唐氣象的地方作為電影的中心，作為唐代詩人心中的桃花源，讓大部分的情節都集中於一地來講述。在大唐以前，多個朝代都立足於長安，已累積深厚的文化底蘊。而長安不僅是首都，也是被唐代詩人描述得最多的地方。據《全唐詩》檢索系統（不包括代稱），「長安」一詞共有 678筆資料，而「洛陽」則有462筆。這或多或少也反映長安在唐代詩人心中的地位，隨著詩人大量書寫，長安逐漸成了一種文化符號，代表了雄偉鼎盛、社會富足、市井繁華的帝都，又或者是亂世中的一絲寄望、感傷之地，從而成為一個極具標誌性的唐代意象。這是關於意象的藝術手法。
除了地理上的錯位，電影中一些人物的經歷或特點也有改動，正如高適年輕時有口吃，這是無史料記載的，但上海覺群詩社社長胡中行認為，史實中的高適大器晚成，「年五十始為詩」，因此製片方這處理也無傷大雅，反而突出了他的特點。故事所出現的事件或許無史書為證，但呈現角色性格的效果方面卻比史書優勝。這是關於人物塑造的藝術手法。
對於此史實爭議，中國官媒央廣網也難得態度開放，站於支持方，認為：「在觀眾眼裡，《長安三萬里》就是一部電影，不是紀錄片，更不是杜甫的『起居注』。既然是電影，就應允許創作團隊在尊重重大史實的基礎上做適當的藝術加工，包括必要的藝術虛構。如果處處劃線，責之甚嚴，恐怕很多電影也沒法拍了。」有此熱議，說不定反而更引入人勝，讓人入場數算那些虛虛實實，又何嘗不是一種看點？況且，相比那些虛假的部分、 單個地方的人民優越感，電影的連貫度順利帶出中國傳統唐詩的滿腔情懷、藝術魅力，從一個更開闊的格局去看待這個作品，豈不是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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