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身份認同的毒害

身份主導的政治往往淪為暴力這個現象絕非偶然。

本文原刊於《Ragazine》；流傘授權自行發布。

身份是一個很矛盾的概念。我們用它來指一個人客觀的、可證實的特徵，也用它來指一種主觀的、將個人與群體連接起來的歸屬感。身份不但喚起個人性，也喚起同一性。它是一個很有韌性的概念──在這孤獨、個人主義的世界中顯得格外吸引。用身份框架討論問題可以帶出細微的差別以及多元的生活經驗，但它也可以將複雜的現實簡化為錯誤的二分和零和的部族主義。

一個城市的外貌和它代表什麼取決於你的立場。香港就是這種情況。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香港是通往東方的大門，前往東南亞旅遊的起點。它有一個擺滿歐洲奢侈品的亮麗機場，還有精緻的美酒佳餚和喧囂的夜生活。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天堂。在這裏，英文是一個通用的語言，而這裏也有法治和夠穩定的制度讓人進行投資。

從中國歷史的角度來看，香港是清朝被西方列強擊敗的恥辱的印記。當大英帝國主義勢力越來越不滿中國皇帝施加的貿易條件時，他們便開始把大量鴉片推進中國，對當時的人們造成災難性的後果。當中國人試圖壓制鴉片貿易時，英國便發動進攻，擊敗清朝，要清朝服從於眾多不平等條約。而香港扮演的就是戰利品的角色。這標誌了中國對貿易主權控制的終結。而這也賦予了香港新的「後門」角色，令西方人可以掠奪中國的財富。直到共產黨掌權後，香港便成為政治上孤立的、把中國通向西方的大門。

而對那些從六月起上街遊行的人來說，香港就是家。雖然香港表面上看來很富裕，人均GDP甚至比歐盟還高，但這裏的貧富差距從任何經濟角度看都十分嚴重。根據樂施會報告，740萬名居民中有超過130萬人生活在貧困之中。香港是一個擁有25萬銀行家、持有物業的富裕階層、和海外金融利益者享有直接政治權利的城市。自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以來，中國大陸的富裕投資者便湧進香港，並從2008經濟衰退以來購入的物業推高了本地的樓市價格。香港也是大約100萬名貧困工人以及39萬名海外家庭傭工的家。這些外傭主要來自菲律賓和印尼，他們不但人工低於最低工資，工作條件也很容易構成壓迫和剝削。

幾十年來，香港人都從中國大陸同胞不能享有的自由和保護中得益。特別行政區的居民們卻自1997年移交以來對未來的生活充滿焦慮。

香港從來沒有享有過全面的民主制度。在100年裡，英國殖民當局拒絕讓香港人自我管治，還壓制草根運動，以及聯合海外商業利益者去反對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性大調整，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崛起，促使英國終於在五十年代提出一些溫和的民主改革。但重大的改變就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在中英進行有關1997年移交的討論之後才實行，而這些討論並沒有把香港代表包括在內。第一批民選的立法會議員也是到1991才出現的。今天，香港人可以投票選出立法會議員一半的席位，但其餘的一半席位就屬於行業和商業利益（所謂的「功能」組別席位正是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產物。）

在2014年，北京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了一本白皮書去仔細解釋如何實施《基本法》第45條所承諾的普選方式。白皮書建議由北京選出香港行政長官的候選人。這導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示威運動。當被問到關於那段動盪時期與今天運動的延續性時，位於多倫多的兼職教授兼研究員Vincent Wong解釋，考慮這兩件事情上的差異會比較有幫助。所以，我們必須研究香港主權移交後的抗爭歷史。

Vincent指出了最明顯的發展：2003年反對試圖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一系列涵蓋叛國、恐怖主義等的國家安全法，是移交後發生的首次大規模示威。50萬人上街遊行導致法案最終被擱置。在2012年，由中學生領導的反國民教育示威也導致計畫最終被撤回。「所以是有成功的先例：政府是會回應和平大規模示威遊行的。」Vincent解釋道：「但在2014年，一切都改變了。」

在示威期間，運動沒有明顯包括少數族裔或他們的利益，而抗爭者所達成共識的五大訴求也沒有在貧富懸殊或勞工權益的問題上表態。

那一年，在北京人大常委會宣布白皮書之前，「以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組織了一次全民公投。超過80萬人響應，而絕大部分反對中央所提議的提名程序。在白皮書被發表後，香港爆發了空前最大規模的和平示威運動。「但是，」Vincent繼續說：「什麼都沒有發生。雨傘運動是一個很漫長的79天佔領行動，但基本上沒有令政府作出任何讓步，而政府反而加以鎮壓示威者；防暴警察對和平的群眾使用了催淚彈和胡椒噴霧。這個運動激發了一整代年輕香港人的政治意識。」

一個由香港政府提出，允許引渡到中國大陸的法案是引發當前的動盪的原因。運動的核心動機其實沒有變。Wong解釋道，比起普選權，香港人更想得到自決權，而當前的示威就顯示出策略的進化。首先，他們都共同理解到靜態的佔領是無效的；這會令示威者變成易受攻擊的目標。抗爭者現在以保持不斷變化以制勝警察。第二，現在的示威沒有領導者。2014年的示威中充滿了分歧；不同派別的領導者會互相爭辯戰略和爭奪權力。第三，那些在2014年反面的派別已經和解。各組織都不願意譴責其他人使用的策略，包括比較激進的行為，例如大罷工（自1967年以來未見）、癱瘓交通基礎設施（例如港鐵、馬路、機場）、抵制行動、拉倒智慧燈柱，以及偶爾的暴力。

這表面上的團結背後是很大差距的意識形態，從無政府主義者到基督教團體，包含著與香港一樣矛盾和復雜的運動。「以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組織者是中年學者。他們打算根據全民公投的結果以非暴力的形式佔領中環。後來，他們的佔領行動被一些迅速計劃採取直接行動的學生團體推前了。現在，這一代年輕的抗爭者已大了五年，也從以前與防暴警察交手的經歷中變得更勇敢。他們似乎就是當前動盪的推動力。

很多示威者都自認為本土派──一些渴望自治、不受中國大陸干預的香港人。在本土派的運動中，反大陸人情緒可以很旺盛。這些情緒都在口號（「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焚燒中國國旗、或暴力中表現出來。在示威期間，運動沒有明顯包括少數族裔或他們的利益，而抗爭者所達成共識的五大訴求也沒有在貧富懸殊或勞工權益的問題上表態。

身份主導的政治往往淪為暴力的這個現象絕非偶然。為了要產生歸屬感，理論上就必須要推翻或否定「其他人」。然後有關我們究竟屬於衝突的這一邊還是那一邊的敘述就會被建立，令我們看不到一些能夠讓大家結盟的共同利益。基於身份而分派別會削弱我們的批判性思維和反思能力；如果大前題是要選一方站，那麼為了更確立那一方立場及行為的正確性就變得不再有關係了。雖然界定香港人身份最明顯的分界線就是與中國的實際邊界，但當前的抗爭是一個跨越這一百年隔離的運動。現在仍然不太清楚，如果沒有大陸人以及香港的少數族裔群體的支持，這個運動究竟怎樣追求一個合理的解放政治。而在缺少這些條件的情況下，任何抗爭都最終會瓦解為一個爭奪權力的鬥爭。

某些抗爭者曾遊說西方國家，包括德國和美國，去尋求協助。在美國，參議員Marco Rubio和國會議員Chris Smith提出了跨黨派支持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雖然該法律的目的是要保護香港人不會被引渡到中國以及支持民主，但該法律裡的條文亦容許美國收集有關香港人的數據，並增強了美國單方面根據自己利益而調整與香港的貿易條件的權力。這些求助不但否認歷史，而且危及香港人；它們也會更疏遠大陸人，令任何連結的機會更不確定。當我們從來都沒有比今天更迫切需要信任國際社運連結與組織關係的時候，這種求助反而等同蓋起了高牆。

面對這些多元的抵抗，西方主流媒體的報導卻是一模一樣的，讀起來像是冷戰的餘波。Vincent指出，傳媒滿足於強調本土派的挫敗感、示威者對西方權威的求助，以及把北京寫成壞人。英國殖民地香港國旗被懸掛的那些時刻，傳媒都積極地發布出去，但對其他示威者把旗幟拿下來的時候就不那麼感興趣。這些簡化香港實地情況的報導並不能還香港居民以及他們要面對的一切一個公道。

現在仍然不太清楚，如果沒有大陸人以及香港的少數族裔群體的支持，這個運動怎樣追求一個合理的解放政治。而在缺少這些條件的情況下，任何抗爭都最終會瓦解為一個爭奪權力的鬥爭。

殖民主義造成的傷害是無數的。有些是很明顯的，例如被吸走的本地財富。其他的則是潛伏的、陰險的，例如文化疏離感或殖民心態──一種令被殖民的人認為自己文化不如殖民者文化的一種內化壓迫形式，又或者是為了維穩政權而分裂社會。自1842年以來，香港和香港人一直是兩個世界之間的中介，帝國權力之間博弈的棋子。英國一直在努力維持自己的帝國，而香港一直是他們手中的籌碼。香港人在1967年暴力反抗殖民政權，也在1989年聲援中國的民主運動。現在，他們正在抵抗北京的權威。在這些抗爭裡，香港一直是經濟不公和不平等歷史敘述的主體，而這種敘述仍然冷酷地持續到今天。這其實是一個與絕大多數大陸人共同分享的歷史，而我們也必須分清楚，大陸人與北京領導層是截然不同的。與此同時，Vincent指出中共在西藏以及最近在新疆都採取了侵略性的定居殖民政策。「這些政策毫無疑問地存活在很多香港抗爭者的心中，因此有這一口號：今日新疆，明日香港。」在我們繪劃誰是敵人的競賽中，我們絕不能消除這些複雜性。

香港人為爭取自治的抗爭，也是為這座城市的靈魂奮鬥。西方民主正處於危機之中；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兩個政黨和普選權本身就不能保證一個公義的社會。任何在沒有普遍性的情況下利用有關權利的言辭，都是為特權而抗爭；任何支持使用暴力的論點也可以被當局反用，甚至會帶來更嚴重的影響。香港獲得民主或自決與否，產生出來的社會將取決於人民怎樣定義這場抗爭──究竟有沒有擴大團結，以及究竟香港是否真正想要一個被解放的社會和未來，還是一個繼續被排他性和暴力纏繞的未來。

文/ Fabia Chenivesse-Wong
譯/ 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