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自我意志与性虐待

读到第三本《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会确认一个既亲切又令人疲倦的萨利·鲁尼：她长篇幅的电邮交流，对“当代生活”的深度介入与背弃，她被诟病已久的景观化生活与幼稚的政治论辩，以及执着的、对“共同生活”的想象。在三部作品中，爱的关系始终是鲁尼表达的容器，但她不常为这一容器提供更多解释——譬如爱因何发生，爱指向何种价值。对鲁尼的人物而言，爱不是一种预谋，不是筹划或经营。在更多时候，爱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一个人决定与另一个人发生关系、建立联结。而这种联结甚至不是“积极的”。与对独立、勇敢、自由等想象关系寥寥，鲁尼所描述的“爱”更像是一种古典意义上放弃，一种让渡和敞开：去爱意味着放任另一个人来伤害你，这一放任是自觉的，恰如“神圣的爱只撕裂自愿被撕裂的心。”

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不过也值得再说一次：在萨利·鲁尼这里，一切都不是光环下的神圣，而是残败的、伤痕累累的神圣。在《聊天记录》与《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鲁尼都让教堂同时成为提供精神启示与容纳世俗意志的场所。如果鲁尼所设想的良好世界得以存在，它需要的是这其中的事物——精神的脆弱、告解，或者疾病。我常常从鲁尼的主人公身上看到一种不可抑制的自戕欲望，包括肉体上的自残（弗朗西丝用指甲刀剪破手臂），与精神上的自我孤立（玛丽安在中学时代的孤僻）。自戕既是他人伤害的延伸，也是人物对“弱者”身份的主动认领，这使鲁尼的主人公普遍地具有了一种受虐者的气质。

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在鲁尼小说中，“性虐待”出现频率都非常高。《正常人》里，玛丽安在不止一次主动恋爱中成为性关系里的受虐者，但并非出自真实的身体欲望，而是出于某种扭曲的谦卑。通过臣服于他人，她投身到一个游戏角色中，仿佛一切是在失真的情况下发生。这使她同时完成了爱的想象与自我贬低的实验。出于想要理解这一点的愿望翻看了一些虐恋研究，包括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其中对虐恋文化研究史的介绍如下：早先，弗洛伊德以解剖学来论证受虐倾向是一种天然的女性气质。女性因失去阴茎而羞愧，于是发展出被动性、软弱、依恋、阉割情结等心理要素。随后，迪兹克在《女性心理学》补充了上了观点，她指出，女性的爱是一种被动的爱，当她们谈论爱，指的并非付出爱，而是顺从与接受爱。这一思维定式观念因此贯穿在虐恋文化的解读中：女性是被动的、依赖性的、有受虐幻想的。然而，如果检视玛丽安的“臣服”心态，会发现其在小说中至少含有两层与“被动的女性气质”相背离的含义：首先，它是一种可以抽离的、戏剧化的角色扮演；其次，受虐者的身份是自觉的，受虐的同时伴随着对爱的审视与把握。

强烈的爱导向受虐，反而是爱的缺失召唤了性虐待的情境。与康奈尔在一起时，“臣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不需要经过暴力的加工。但当恋爱对象换作他人，这一游戏情境就成为了必要的：“像是在扮演一个角色，假装有这种感受，仿佛我受他掌控。”这使玛丽安成为游戏的策划者、实验的设计者，而非投身在欲望中的当事人。鲁尼或许会认同，无法抛弃的自由不能算作真正的自由，玛丽安的臣服在另一重意义上是对自由的把握。与此同时，鲁尼也切割了施虐-主动、受虐-被动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运动认为，通过在性关系中成为施虐者，可以给予当事女性权力与主动感，并由依附者成长为活跃的性主体。这种划分实际上将受虐推向了被动一方。但在《正常人》中，受虐者身份稳固地建立在玛丽安的主体性之上：她的家庭创伤与她对爱的理解。因此，从成长小说的维度来看，可以将受虐情结理解为个体探索的一部分。在另一段恋爱中，玛丽安离开了对他施加暴力的男友。

但也许在鲁尼的世界里这并非成就。自由主义者在支持虐恋活动时，往往将其视作欲望与快感的象征。虐恋由此具有了反叛意味，对立于道德主义与基督教伦理。但在鲁尼的作品里，虐恋既不是欲望的胜利，也不是现代语境下多元化性爱的标志，而是退回到了宗教传统里。在访谈中，鲁尼提及了对基督教中“自我牺牲”观念的兴趣，认为其中包含了一种谦卑与自审的态度：“世上从未有人活出过耶稣的样子。所以，这一点既关乎自我牺牲，又关乎谦卑。它关乎一种意识：’这方面，我做得并不太好。’”这是一个简明、直接，看上去有些过时的立场，但它并不作为自明的观点被给出。对鲁尼的人物而言，她们必须要经过某种努力，才能证实爱的意义与尊严。对自我牺牲的关注使鲁尼小说中的虐恋连接了古早的宗教精神——“羞辱是到达谦卑之途。”“没有谦卑就无法取悦上帝。”

《聊天记录》中，弗朗西丝的自虐行为有更强烈的宗教指向。一场性爱结束后，她与尼克躺在床上，感到自己是一个“残缺的、一文不值的人”。她告诉尼克，他对她做什么都可以，可以随意地伤害她，但同时意识到自己在流泪：“结果巧的是我还真在哭。就在我们说话时我的眼睛碰巧在做这件事。”

弗朗西丝或许并不真的希望被伤害，但她选择这样消极的、恳切的方式来表达爱。受虐不牵连到快感、欲望，而是一种倾其所有的给予，仿佛一场面对他人的献祭与忏悔。这的确是激进的爱的表达，但弗朗西丝也进行了另一场真实的忏悔，她在教堂里想到自我与他者——近处的他者、远方的他者：

“我爱我的同类们。是这样的吗？我爱博比吗？在她那样撕掉我的故事，抛弃我之后？我爱尼克吗？哪怕他已经不想再和我做爱了？我爱梅丽莎吗？我曾经爱过她吗？我爱我的母亲和父亲吗？我能爱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坏人吗？我低下头，把前额放进双手中钳紧，头晕乎乎的。

我是否偶尔伤害、危害自己，我是否滥用了身为白人本不该有的文化特权，我是否将他人劳动视为理所当然，我是否有时利用过度简化的性别理论来规避严肃的道德规约，我和自己身体的关系是否存在问题？是的。我是否想要摆脱痛苦，从而要求别人的生活也免于痛苦，那种属于我因此也属于他们的痛苦？是的，是的。

当我睁开眼睛，我感觉我明白了什么，身体细胞似乎像上百万发光的接触点一样亮了起来，我意识到某种深刻的东西。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晕倒了。”

这几乎是鲁尼作品中最动人的段落，而它昭示的也不过是一种不再鲜见的信念：主体性存在于联结之中。在鲁尼式的乐观主义里，我们几乎能看到奥斯丁的邻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象。一个人必须尽全力摆脱孤立，与他人在一起，即使需要跨越重重困难与艰难的自省。疾病与性受虐作为现代价值观的反面，成为一体两面的隐喻，意指我们不必要生活在一个健全而正确、强壮而孤独的世界里。

而性爱是结合的最直接的象征，巴塔耶认为，情色是人类从非连贯状态走向连贯的尝试。稳固、明确的个体状态被打破了，自我丧失，迷失在他人之间。正是由于这种绝对赤裸与敞开的状态，情色行为中必然蕴含他人对自身暴力与侵犯。我们邀请这种侵犯到来，因为它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坦诚与合作。同时，它所侵犯的必然也是程式与秩序。在鲁尼的世界要面对激烈的争执，人物挑衅对方，也允许对方刺痛自己，这样的交谈接近于一场赤裸而敞开的情色活动。我们同时会感到，但尽管暴力与争吵频频出现，鲁尼的小说仍在根本上表现了人的团结——或人能在何种程度上达成团结。

《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无疑重申了这种团结，但我已无法抑制地感到了沉闷。艾丽丝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爱的痛苦：爱一个讨厌自己的人，或者爱一个会伤害自己的人。但她最终认为，不抱希望的爱是必要的：“去爱总比不去爱要好，去爱一个人总比什么人都不爱要好。”然而在这部新作里，鲁尼为爱的关系赋予的乌托邦气质也愈发彰显，甚至于令人厌倦。在《聊天记录》中，弗朗西丝希望与博比创造出“一种彼此相爱的新模型”，可以视作对成人世界发起挑战与突围的宣言。而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人与人的爱被相当温和的处理了，它或许仍然是一场突围，只不再有那样尖锐的姿态。很难说这是一种乐观，还是激进环境下有意为之的回避与保守。但如果因此回看《聊天记录》，会不满于鲁尼强势而坚固的异性恋小说模式（以及对同性恋情有固执的刻板印象与有意为之的边缘化）。或许对比常见的浪漫小说，鲁尼的“容器”仍然具备挑衅性，尤其在于主人公拒绝将自己交给任何父权承诺。例如当艾丽丝向费利克斯发出邀约时，她并未将幸福作为尺度——幸福不是任何尺度，人物需要的是幸福深处经由反省才得到的一切。她需要的是摇摇欲坠，是危险与错误，是“不正确”的爱的方式。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所延续的仍是一种戏剧化与庸俗化的想象。又或者，在三本小说之后，我们很难再从鲁尼姿态性的论辩背后读到更多挑战了。这一切是传统的，太过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