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让渡与内化：论饭圈控评之恶

随着香港问题发酵，越来越多饭圈女孩自发加入小粉红行列，在微博等平台上对异见者加以举报围攻。一时间，许多公知在墙外发出了诸如“人人举报，人人自危”、“体制外的体制化”等哀嚎。

我倒觉得，不能自己被举报了才意识到举报之恶，如此批判势必流于表面。因为举报这一动作，也不过是表象。下文是我去年在吴亦凡粉丝与虎扑撕逼时写的随感，这次撕逼背后政府监管权的让渡，以及国家机器的监控形式内化到粉丝心中，成为他们维护偶像的方式，其实是颇为可骇的：

去年网上最热的话题莫过于吴亦凡与虎扑之争。从b站流出的吴亦凡未修音版演唱原音被转载到了虎扑论坛。一众直男纷纷表示辣耳朵。吴粉丝抱团举报，引来虎扑反击，最后升级为网友质疑吴亦凡有没有说唱能力云云。

如果只是谈论吴亦凡唱歌好不好听，那各花入各眼，汝之砒霜彼之蜜糖，本来无可厚非。吴亦凡大可以回应一句“你觉得难听是你不懂欣赏”，可他偏偏回击称音频被“恶意剪辑调音”，并在粉丝之间广而告之。调音与否，这就涉及非此即彼的客观问题，没有含混地空间。从音频软件的分析不难看出，音频本身确实是未修音版本。奈何吴亦凡团队及粉丝的神通广大，“恶意调音”至今成了虎扑的罪名之一。

所谓神通广大，无非“控评”二字，而这也正是我今天要谈的重点。

如果说生活中有哪些让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而有司空见惯的词，“控评”必然首当其冲。倒不是我没见过言论管控，只是那通常是国家机器所作之事，而“控评”者，却是所谓饭圈中人。这个词听来之恶心，就好像小学生打官腔一样，透着一股与身份不符的别扭。我和律师朋友提起时，他说控评也很正常，毕竟微博知乎这种企业归根结底还是民营。我倒不这么看，简单来说facebook要是不给理由地随意撤掉某方言论，那可以详见扎克伯格又要面临怎样的质询。民营企业固然可以自己制定规则，但肆意“控评”、删帖，早就超出了它们与用户所签订的协议。可以想见，微博的条款中必然有“不得发布攻击、侮辱、分裂国家等言论”之类的条款，但哪一条说了“不得指责流量小生唱功低劣”呢？收钱买热搜、撤热搜、删帖，这无疑是僭越了平台与用户之间的权力关系。

这种僭越之所以司空见惯，本质上是得到了政府的默许。你说政府和流量小生八竿子打不着，给他们开这个绿灯干嘛？对，政府确实无意为之。众所周知，政府所担心的，历来是破坏社会稳定的政治言论，因此需要各个平台设立敏感词，并严加监管。或许有人说，那和政治无关的时候让各个平台百花齐放不就行了，怎么能放任它们那么大肆意删帖的权力？非也。试想倘若平时大家畅所欲言，一到出现了敏感事件政府才突然介入，把话头收紧，那也太明显、太难看了。正确的做法，莫过于把监管权适当下放到平台本身，令它们有事没事都行使自己一方霸主的生杀大权。这样一来关键时候配合政府监管言论时显得并不突兀，二来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用户对于删帖、禁言等模式的见怪不怪。至于平台由此而得到的收钱删帖的业务，不过是政府给予的小小红利。这就是我要谈的（监管）权力的让渡。

至于权力的内化呢，则要把目光从撤热搜的平台转移到积极控评的粉丝身上。权力是种外在属性，我这里谈权力的内化实则是谈“权力形式”的内化。即粉丝们把言论管制这种权力的表现形式，内化为自己认识与改变世界的方式。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不过老祖宗还有一条更为实用的智慧“该知为知之，不该知为不知”，这是千百年来驭下媚上的经验之谈。大部分人的成长，无非是从“知之为知之”到“该知为知之”的过渡，少部分人更进一步，从“该知为知之”中转化视角，变成“（你们）该知为知之，不该知为不知”，这边是历史上的王侯将相，如今的国家机器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吴亦凡乃至所有热衷于控评的粉丝们，大都一二十岁青春年少，却几乎都从第一阶段径直跳到了第三个掌控舆论的阴谋家阶段，这就是权力形式的内化，哪怕他们并无权力可言。

粉丝们文化水平良莠不齐，却以天下为己任，动辄“控制舆论”。实际上舆论的风向不过在资本和权力之间来回摇摆，从来与粉丝无关。君不见pgone粉丝把主子越洗越凉，这就是没有权力，却内化了权力形式，得了权力的病。

对于这次吴亦凡虎扑论战，还有一个阴谋论的观点甚嚣尘上，即这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码，是为了给之前毒疫苗的民怨降温。这个观点是非对错我不揣测，它无疑认为毒疫苗比一场网络撕逼更与民生相关地多。并且持这种阴谋论者想必也认为对政府而言，毒疫苗事关公信力才是大事，若有娱乐圈的浑水转移焦点何乐而不为？事实上这恐怕也是绝大部分人的看法。

但我想说的是，吴亦凡虎扑这次撕逼背后政府监管权的让渡，以及这种国家机器的监控形式内化到粉丝心中，成为他们维护偶像的方式，其实是颇为可骇的。人们总觉得疫苗事件降低了公信力，这是不假。但监管的缺失和资本的趋利属性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案例发生，甚至即便监管开始完善，要彻底杜绝此类现象尚需时日——这是积弊已久，需要旷日持久不断改善的问题。但网络控评却是近十年来的新形式问题，并且立即影响并塑造了在这十年间成长起来的新一批网络用户。如果说90后的我对这种非官方的舆论管控行为还觉得莫名其妙与受辱（不能接受堂而皇之的说瞎话），那00后乃至10后势必对此的忍耐度要高得多，乃至最终见怪不怪。

二十年后，倘若三四十岁的社会中坚力量是这样一群把言论管控加以内化，坚信有钱舆论就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人，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毒奶粉距今也有十年了，此后国人大量采购国外奶粉，但同时国内奶粉质量也得到了相应提升。毒疫苗也是一样，或五年或十年，需要整顿行业的阵痛期。只是如果是中了权力之毒的凡人呢？这个期限又是多久，一代人？一辈子？

一年后再读此文，我讲的更恐怖一点吧。

不要总是把权力与丑陋的东西捆绑，好像只有控评、举报这种才算，言下之意如果我温良谦恭就可置身事外。权力更多是一种无形的规训。前两个月，微博热搜一度是蔡旭坤与周杰伦的粉丝之争。Ikun刷票把蔡刷到了所谓人气最高明星的宝座，然后一群奔三奔四的大龄周粉自称Ilun，从学习刷票基础知识开始奋起反击，终于把周杰伦抬上了第一的宝座。这个事件算是近期紧张空气中为数不多让人莞尔一笑的。然而恐怖的事情在于，就在这么人畜无害的活动中，权力的规训已经产生了：

Ikun刷票的思路类似于变相控评，无需赘述。问题是Ikun刷票之后，周杰伦粉丝不得不学习同样的策略。博弈论中，这种现象叫严格优势策略，即刷票者具有严格优势，对方至多采用相同策略打成平手（当然倘若微博没有默认前述滥权，刷票者本应受到监管而失去优势）。在双方交错互刷之下，又构成了一种纳什均衡，即先背离当前策略的人注定会输。整个这一过程，就可称之为内化了权力形式的Ikun对周粉的规训——周粉自嘲为Ilun，就是这一规训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点。

借由韦伯区分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这一组概念，我们可以说，评选最受欢迎艺人这件事本身应属于一种价值判断，除了少部分利益相关的运营公司。然而饭圈的刷票、控评、买粉等行为的逻辑却是——只要等达到把idol推上宝座的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承受，真假更是无足轻重，甚至花钱买榜的冠军在他们心中就是货真价实的，还有什么比钱更真实呢——这简直就是韦伯所谓脱离价值、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工具理性的一个完美例证。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交锋时，前者往往是后者的严格优势策略。如上所述，当Ikun祭出刷榜的大招，周粉除了依样画葫芦外别无他法，看似周粉因为巨大的体量逆转这场战役，但他们已经与Ikun走到了统一战线，成为了真正的Ilun。

当工具理性弥漫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时，价值早已无所遁形。公知的矛盾在于，他们或许会觉得明星刷票炒作并无所谓，何况一些公知本身就吃明星这碗饭，但涉及民主、独立这样的言论自由却神圣得多，以至于一旦被禁言就感到悲愤难平；可是他们却不明白，对于饭圈少女来说，香港并不见得比蔡徐坤重要多少，Ikun们从为蔡徐坤踩其他流量明星、到为了祖国封杀香港异见者，对她们而言并非质变，不过是颇为自然的过度罢了，前者已经注定了后者的结局。

我还记得，在这场周蔡大战中，有位中年公知在周最终获胜时，发微博自嘲自己40岁的人了，哄完孩子还得上网查攻略，学习如何定时给周杰伦刷票，并感慨现在的饭圈少女真是了不起。看的出他的语气是颇为自豪的，好像自己没有被时代抛下。

可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在他被饭圈少女围攻的时候，他应该想到一个月前那个熬夜刷票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