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安康的实质是不敢快乐

自从15年某专家提出端午节不宜快乐，并发明“端午安康”以来，安康党与快乐党便势同水火。截止目前，快乐党似有溃败之势，因为安康党已经攻占舆论重镇：表情包。

今年，当我想找一张“端午快乐”的表情转到微信群，满目皆是“端午安康”，颇有四面楚歌的悲凉。没错，我也是一个快乐党。我压根不信专家所谓“古人过端午不苟言笑”的鬼话，何况，粽子使我快乐。

不过我也不至于像一些负隅顽抗的快乐党，要拉黑所有安康党人。毕竟除了别有用心的始作俑者以外，大部分问候“端午安康”的人也只不过想以体面的方式过节，并无恶意。正因如此，我看着快乐党连年割地赔款，始终没有写什么战斗檄文。毕竟，倘若在端午佳节，以一副好为人师的姿态败了大家的兴致，又与那些鼓唇弄舌的专家何异？

不过今天偶然看到南周一篇号称“新传统也是传统”，为端午安康辩护的文章，想着反正端午已过，不妨谈谈我对安康党肆虐的一些分析。网络上两派的攻防，大多围绕着“端午安康”的理由是否合理而展开。这实际上不值一驳，本文将聚焦于为何“端午节不宜快乐”这样一个违反历史常识的谣言大行其道，并在快乐党的辟谣中俨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实则指向一个远比节日用语深刻而阴暗的话题：当代大众，在社会话语的凝视下，不敢擅自抒发情绪，哪怕只是简单的快乐。

不敢快乐的他们与我们

陈佩斯曾在一次访问中提到，80年代初他摸索小品这种表演形式时，曾在一些剧院做小范围的表演。让他沮丧的是，台下观众总是一脸严肃。他后来发现，并非自己的表演不好笑，而是观众“不会笑”。即便观众感到好笑，也会尽力绷着脸。实在绷不住了，也是低沉着嗓子“吼吼吼”，压抑着自己的笑声。因为当时的观众，还不知道在现场笑出声是“对还是不对”。事后陈佩斯问观众“你们怎么都不会笑呢？”观众说：“我们怕笑是不是对您不尊重。”

这个故事在如今听来，俨然是天方夜谭。毕竟喜剧电影与脱口秀可谓近年来的风口，影视明星也早就把笑不露齿抛出脑后，以一口美式大笑为时髦。年轻人高呼着“喜剧是冒犯的艺术”，听完段子还绷着脸那简直才是对喜剧演员的不尊重。这个时代观众的煎熬，从努力绷着不笑，已经变为附和着听不懂的段子尬笑。

一切似乎都向陈佩斯期望的方向演化。40年后的观众爱笑了，敢笑了，甚至生怕笑得不及时、不到位。吐槽大会甚至还出现了领笑员。然而，这种从不笑到笑的转换只是表象。笑，就其社会性而言，与权力关系息息相关。由此观之，这四十年的变化，与其说是从不笑到笑，毋宁说是从“不敢笑”到“不敢不笑”。

还以吐槽大会为例，经常出现两个资深领笑员听懂了段子啪啪按灯大笑，剩下一个知识水平欠佳的流量花瓶，先是一愣，随即也爆灯假笑。这时主持人往往会调侃到，“你是不是听不懂前两位在笑什么，但是一想‘他们笑的一定好笑’我不笑就显得傻了，所以爆得灯？”继而观众又是一阵大笑。在这三次笑声中，最后一次最为真诚，因为主持人那句话的笑点足够真实：它揭露了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往往受到权力关系的束缚。点破这一点后，同样担心自己笑得高不高级的观众，终于可以放声大笑。

从“不敢笑”到“不敢不笑”，变化的是人们对于“笑”这个行为的社会观感，不变的是“不敢”背后的社会规训。

让我们以类似的视角，考察“端午安康”的崛起。先不谈那些一知半解、发明传统的专家，仅关注普通人青睐“安康”而非“快乐”的逻辑。

大部分安康党人，应该对安康的内涵并不敏感。安康所形容的，要么是社稷、百姓之类宏大概念，要么则多用语问候长辈。并不像“快乐”一词适用面那么广。此外，就逻辑而言，即便为了哀悼屈原而端午安康也不成立。因为“端午安康”关怀的是受到问候的那个人是否安康。为了纪念死去的屈原向全朋友圈的人请安，这也说不通。

此外，“快乐”一词古已有之，如元杂剧《衣锦还乡》中已有“仰赖圣德仁慈，白叟黄童，焚香顶礼，俺永享快乐也。”含义与今日类似。古人纪念端午节，也可谓快乐，如苏轼在端午节就曾写过：“好将沉醉酬佳节，十分酒，一分歌。”

因此，与其说，人们更看重“安康”一词的庄重内涵，不如说大家更害怕因为表达“快乐”而被按上缺乏文化教养的帽子。毕竟装深沉事小，没文化事大。至于在15年之前的那些端午节，粽子吃得开不开心，假期过得快不快乐，都不重要。因为不敢快乐，不知道这内心的快乐“对还是不对”。犹如80年代不敢笑的观众。

安康现象背后的电梯悖论

上一节只解释了为何不明就里的大众会天然地青睐“安康”而非“快乐”。但“安康”话语的影响还不止如此，它甚至能迫使明知“安康”站不住脚的快乐党人，陷入另一层面的社会焦虑。在解释这一焦虑前，不妨先看另一个关于自动扶梯的故事。

08年北京奥运期间，国内地铁开始大规模推广“左行右立”，即将乘客统一站在自动扶梯右侧，将左侧空出，以备赶时间的乘客使用，这一口号在两年后也被归入上海世博会所宣传的城市文明行为。考虑到类似的规范在英国、日本、香港都行之有年，“左行右立”很快被贴上了“文明行车”的标签，推广颇有成效。不过在随后几年中，这一规范的弊端逐渐显露，由于自动扶梯在设计时并未预设右侧载重超过左侧，因而长时间的左行右立可能会诱发安全隐患。早在2011年，北京地铁四号线就因扶梯倒塌导致1死29伤的惨剧。其余城市也多次发生乘客在自动扶梯上奔跑所引发的安全事故。因此自2012年以来，大陆各大城市已陆续撤销“左行右立”标语甚至明令禁止，然而成效有限。

顺手搜了下，十多年后，央视还撰文呼吁禁止左行右立，可谓屡禁不止了：

https://mp.weixin.qq.com/s/xnW1izB5o5DqAegF043vjw

有趣的是，对于左行右立的争议并非仅限于大陆。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地，也都鉴于其安全风险而逐步撤销“左行右立”的标语，甚至禁止“在扶梯上走动”，然而同样成效甚微。

2016我在台湾，台湾捷运恰好也处于有意改变“左行右立”但公众不为所动的微妙时期。我有次与一个台湾同学聊到这个话题，他也认同“左行右立”应该废止，而屡禁不止的原因恰好在于其背后那虚幻的“进步”标签。笃信左行右立的人，已将此视为自己教养的一部分，任你如何阐释其安全危害，他们也只当是一群没素质的人找借口想把这个“文明社会的共识”毁于一旦。

聊到这里，我们自信已将问题分析透彻，打算坐捷运去旧书店逛逛。但一进捷运站，看着周遭整齐划一“左行右立”的乘客，一种压迫感扑面而来。我们并不想被当成没素质的异类，也无意于兜售那一套“左行右立有安全隐患，屡禁不止只是人们痴迷于文明标签”的理论。面面相觑之下，最终还是乖乖站到了自动扶梯右侧。

我像是背叛了某种神圣的信念，浑身不自在。漫无目的地打量着另一排靠右站着的旅客。忽然想到，在他们之中，有没有像我一样被某种共识裹挟，而被迫站在右边的人呢。电梯悖论的难点不在于难以解释其乱象本身，而在于身处其中，即便你想得再明白，也很难不被裹挟着前进。

我想，这大概才是端午安康甚嚣尘上的根本原因。安康党未必没有“心向快乐”之人，只不过不愿成为大众眼中的异类，也无意把一句节日问候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我自己如果收到一则“端午安康”，也不会专门回一条“端午快乐”去打人脸。

安康派自诩传统的共识一旦奠定，犹如“左行右立”一旦与城市文明相捆绑，再要打假可是千难万难。

说到底，公众在意的不是传统与文明，而是“不传统”与“不文明”的骂名。庄子在《逍遥游》中曾提出一种品质：“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即人之为人，应该明确内外之别，不将自我认知依托于外界，方能宠辱不惊。

然而知难行易，在现代社会这个铁牢笼中，又有几人能定乎内外，辩乎荣辱？如果以文字视频创作举例，那就是不以点赞、转发、一键三连为评判内容价值的标准，而自得其乐、细水长流。这显然与如今变着法子跪求一键三连的风气大相径庭。

现代人不敢快乐，有时又不敢不快乐。其本质在于，我们把自我认知、定位与价值判断都建立在外界之上。不仅不能定乎内外，反而外而无内。这里的现代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别看我写了这么多，明年端午时，我估计也得打听下长辈们到底是想要安康还是快乐。

可是你说，又有谁不想快乐呢。

端午安康，是一个披着传统皮的现代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