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短视频里的“基层女性”，城市中产女性需要搁置以女权为名的指导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voiceyaya
原文发布时间｜01/10/2024

近年来，随着中国青年女性的性别平等意识觉醒，女性成长类文化产品的市场销路持续攀升，但受众主要是城市中产阶层女性。2021年出版的《基层女性》一书定位则有所不同，该书作者王慧玲是一位从农村到大城市（上海）打工、因发布谈女性婚恋观的短视频而走红的自媒体博主。

出书前，王慧玲已是一名颇出圈的“女权博主”，全网粉丝超百万。在2020年3月，王慧玲在抖音发布视频，劝告那些像她这样农村出身、低学历的女孩们不要因为压力草率进入婚姻，立刻有了热度。后来，她又因为“基层女性婚姻困境”的短视频上了微博热搜，获得主流媒体的报道。至今，她以“玲玲Peter和四只猫”这个账号持续在社交媒体上普及一些女性主义向的内容。

她曾这样谈及该书的目标受众：“有很多来自农村或小城镇的女性，她们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什么阅读基础，对那些严肃的女性话题书籍一无所知。”在这本书里，她谈及原生家庭、恋爱生育、约会文化、穿衣自由等议题，告诉女性要与有问题的原生家庭划清界限、实现精神和物质的双独立、多谈恋爱但谨慎结婚生育......一些评论认为，王慧玲发布的短视频和因此提炼写成的书使得女性主义理念（主要是现代女性婚恋观）从精英阶层走入基层女性之中，她也因此被称为“基层女性代言人”。

然而在笔者看来，为“基层女性”设置“代言人”本身就需要质疑。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快速发展，很多曾经没有话语权的普通人都在进入公众视线。与微博等以文字输出为主的平台不同，短视频制作的相对便捷性、对文化素养的要求较低等特点，给予了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底层女性（即“基层女性”）一个难得的发声机会，她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坚持不懈的自学成为短视频博主，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所思所想，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网络社群，并将其发展成为一项事业。如果说在王慧玲的短视频中我们看到的她已然是一个都市中产女性，而短视频中的这些“基层女性”（不管留守农村还是来城市打工）则与之大相径庭，她们更多地保留了上世纪农村妇女和“打工妹”的一些特征，如衣着朴素无华，居住环境简陋.......想要了解真实的“基层女性”，短视频平台应该是一个让我们彼此看见的窗口，在这里基层女性可以为自己发声，不需要通过“代言人”作为中介。

谁是基层女性？

如前所述，《基层女性》一书中的“基层女性”指那些来自农村和小城镇、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与之相关的词大致有底层女性、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女性等。在学术界，“女性农民工”似乎更常见，但目前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女性往往并不自我认同为农民工，尤其是那些正在努力争取城市身份的女青年，同时，农民工一词也将来自小城镇的女性排除在外。相比之下，“基层女性”的涵盖范围要大得多，通常还包括那些出生在城市但阶层较低、学历不高的女性。

一般人所理解的“基层女性”主要是阶层身份，但在《基层女性》一书及相关文章中，其定义似乎更狭窄。例如在关敏的文章中，提到基层女性指物质和精神双重贫瘠的基层农村女性，她们大多出生于重男轻女的家庭，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未接触过更丰富的思想，难以建构完善的自我世界，无法辨认以爱为名的压迫。她们往往与原生家庭有着很深的情感羁绊，甚至化身为男尊女卑的代言人。她们很难掌握一门赖以生存的专业技能，无法改变依附男性的生存模式，无法走出以男性为中心的生活圈......

在这里，基层女性不只涉及阶层身份，其特征还包括精神贫瘠、无法独立生存等标签，这可能是当下城市中产阶层对农村女性的普遍看法。当这些女性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后，她跟城市女性的生活产生交集，从而需要接受后者的指导。

其实，进城务工的农村女性并非千篇一律，其内部差异是比较大的。孙文中曾将女性农民工按照出生年龄进行分类，其中“第一代农民工”指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早期的女性，她们受教育程度低，有务农经历，在农村结婚生子，对农村有高度认同。大多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城市，从事制造业、服务业、零售业等行业。至于归宿，她们更认同乡土社会，更多地选择“落叶归根”；“第二代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目前多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进入城市打工后，面对城市生计的不确定性，往往会重新整合到传统家庭与关系网络中，其中一部分人会选择县城定居作为城市融入的梯度转移路径；“第三代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受过一定的职业教育，缺乏对传统农村生活的记忆，在穿着打扮、行为举止、消费观念上向城市人看齐，对城市的认同度最高，对城市融入有较多期待，心理预期是在城市定居。

分析以上女性的人生经历，会发现她们与我们的不同更多是环境差异所致，而非个人能力的匮乏。在农村，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来从事生产和生活，家庭成员在共同劳作中彼此依赖，自然也就无法“独立”。由于从夫居的传统习俗，女性在结婚后进入丈夫的家庭，因而被认为是“依附男性”而生存。个体的独立往往从外出打工开始，但通常并不彻底，因为在城市受到排斥，较难融入当地人的圈子，许多人的情感需求仍要通过与家庭成员的联系来得到满足。在离开家乡去城市生活后，她们在农村习得的许多技能都失效了，自然显得”能力不足“。如果想要在城市定居，她们就必须重塑自己的认知，重新学习生活技能，因此也就需要城市人来对她们进行人生指导。

对于基层女性的人生困境，网络意见领袖的建议没有帮助

对于那些想留在城市的新生代（第三代）女农民工而言，如王慧玲这样成功地在城市站稳了脚跟、成为城市中产的女性，确实是她们想要效仿的榜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王慧玲所宣扬的观点是她们从未接触过的。如三联的一篇报道中所描述的：王慧玲告诫女性要“把自己的劳动力投放到社会上，而不要在婚姻里为男人打工；鼓励她们婚前要同居，要享受性.....而不要把它当作筹码......年轻的女孩子不要草率结婚......不要把幸福寄托在男人或任何人身上...... 这些观点都不新鲜，但对很多基层女性来说，却是第一次听到。”

其实，新生代女农民工在来到城市前，通常早已通过电视等媒介对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婚恋观有所了解，她们觉得王慧玲的讲述更有吸引力，可能是双方身份更接近的缘故。如研究者郑欣所指出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城市女性的社会距离过大，所以她们选择放弃将其作为参照物，转而寻求同类群体中城市化程度较高、学习技能较强的女性作为参照样本。

尽管如此，对基层女性进行“人生指导”仍需谨慎。因为个人的成功往往基于某些个人特质、机遇，这使得成功者的经验大多不可复制，参考价值十分有限。例如有些建议劝基层女性不要进厂，而是选择可以学习技能和扩大交际圈的工作，这在理论上没有问题，实践时却可能碰到难以逾越的阻碍。一个基本的事实摆在面前——这类工作虽然更能锻炼人、更有发展前途，但岗位少、要求高，不易获得。笔者在抖音关注了一位二十三岁的二胎宝妈，她也曾尝试进城打工，但因文化程度低只能找到非常辛苦、收入不高、无发展可言的工作，两个年幼的孩子扔给农村年迈的老人带也不放心，最后还是回家做了留守妇女。

对于这些农村女孩来说，如何实现自己的“城市梦”，王慧玲们的建议就没有多少现实意义了。而且，只谈个人选择、个人奋斗，不谈城乡二元割裂、结构性不平等、劳动权益维护等议题，也使得这类建议的积极性不大。

在指导基层女性处理与原生家庭的关系、选择婚恋对象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首先，尽管原生家庭存在的问题常具有共性，如父母不够爱子女、重男轻女乃至有家暴，但很多时候，她们与父母的亲情也真实存在，不是简单的断舍离、划清界限可以解决的。而且，许多女性在生活中还依赖老人的帮助（比如带小孩），修复关系往往比切割更符合她们的现实需求。

其次，在传统婚恋模式中，女性虽处于弱势、易受剥削，但多数女性仍有建立亲密关系、结婚和生育的意愿。而由于城乡分割、阶层不平等，她们通常只能在有限范围内选择伴侣，这意味着她们的男性伴侣更可能缺少性别平等意识，在尊重女性、分担家务方面有颇多不足。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不婚不育并非基层女性理想的生活方式，而如何协调夫妻关系、使其向有利于女性的方向转变，才是她们的当务之急。

简而言之，基层女性在婚育后深陷困境的现状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其根本原因并非她们的认知局限（所谓“愚昧无知”）。有研究指出，当新生代女农民工在城市中遭遇着制度性“脱嵌”的时候，她们往往不得不重新回到传统家庭与社区中，在此过程中遭受着制度在嵌入不足，和传统家庭生活再嵌入这两种路径下的个体化困境，分别表现在资源分配不均、和个人生活的新观念与传统家庭间的矛盾。

目前，基层女性大多在年轻时外出打工，结婚生育后回归家庭带孩子。究其根源，是社会对养育子女的支持太少，对外来务工者又有诸多歧视，这些女性如果外出工作，收入无法覆盖育儿的支出，权衡利弊之下她们只能回归家庭。而如果丈夫打工的收入有限，她们还得带上孩子回农村，因为那里的育儿成本更低。对于这样的现实困境，一些高高在上的网红提供的建议看起来更像是空中楼阁。

当下中国的网络意见领袖多为城市中产，类似“不婚不育人生赢家”之类话语因此成为网络女权潮流，但它们更多是加强了城乡二元对立的认知，使得结构性不平等固化。在这样的语境中，那些因婚育而陷入困境的基层女性被视为加害者（害了自己和孩子）——她们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应该自行承担这一切。显然，如果意识不到自身的特权，那种以城市中产女性的生活方式为中心的启蒙话语就可能退化为一种不尊重她者的规训。不少网络意见虽然领袖扮演着人生导师的角色，却大多并不鼓励受众去探索个性化的成长方式，而是反复告诉对方听话照做，否则就攻击对方。例如当一个婚育女性遭遇困境而又未能果断离婚时，她可能被某些“女权导师”贬低为“娇妻”、“婚驴”。在这样的舆论空间中，公众对基层女性的负面刻板印象日渐加深，基层女性的失语现象更加严重，主体性进一步被削弱。

看见返乡青年与“苦瓜大队”，多元的基层女性实践正在重塑乡村图景

不是所有新生代女农民工的生活目标都是留在城市、成为白领，即使有过这样的目标，也可能会改变，例如那些重返乡村的农村女青年（城镇女青年也有选择去乡村生活的，但更像是作为客人的旅居）。其中一些人通过做短视频获得话语权和生存资本，这些短视频大量展示农村人的日常生活，如做农活、吃饭穿衣、上街赶集、亲友交往、恋爱婚姻、民俗节庆等。

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如王一岚等人认为，返乡青年在乡村话语权的缺失、社会参与乏力导致其在乡村的弱主体性地位，但他们可以通过创作短视频提升话语权、构建“新农人”身份、积极参与乡村建设；许冠群等人认为，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完成了乡村的积极可见性塑造，通过“地方再造”恢复了乡村的在场性，而这也成为他们建构新身份、实现新认同的工具；同时，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生成的“乡村数字化图景”，为身处都市的个体提供了追寻乡土记忆、寄托乡村情怀的共情空间，不过这些实践也具有新异化的隐性趋势：拟像符号的拼贴易让乡村成为“被展示的景观”，对乡村的怀旧式书写具有幻象性与暴力性。如果说以上研究有什么不足之处，大概是缺乏性别视角，如为什么留守者会以女性为主。

当下关注女性权益的人有一个基本共识，即认为城市对女性更友好。那为什么一些女性会选择返回乡村？她们又是怎样在那相对不友好的环境中生活的呢？部分返乡女青年的短视频创作（独立制作或参与制作）展现了她们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中找到平衡，实现自我成长。笔者关注的抖音账号“农村秀琴”讲述着一家人的故事，其中出镜最多的是三位女性：妈妈秀琴、大嫂、小姑子玉梅，大嫂和玉梅都曾进城务工，但目前生活在乡村。玉梅是个三十多岁的未婚女性，这在农村非常罕见。她日常会遭遇家庭成员、亲朋好友的催婚，但她的生活状态整体是松弛的，对婚姻没有太多焦虑。这个家看起来是女性在当家，婆媳、嫂姑之间会有矛盾，但大致是和谐的，她们彼此依赖，在工作和生活上展开合作。视频中男性较少出镜，当笔者有次在评论中提及为何总看不到父亲（中国传统的父亲往往是沉默的，较少参与家庭日常生活）并得到众多网友响应后，下一个视频中父亲就出来了——看来网友的反馈有助于加强家庭中不同性别成员间的互动。

在家庭之外，短视频还呈现了七大姑八大姨、乡里乡亲的人情往来，当许多都市青年开始断亲实践时，她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并乐在其中。从这些短视频中，我们不但看到乡村生活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看到了其革新与改进，如女性当家做主、对大龄“剩女”的接纳、男性家庭角色的改进等均可算是积极的转变。

“苦瓜大队”是短视频平台的一个常用语，指那些生活在（或来自）贫困农村地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年轻时就结婚生育且孩子至少两个以上、在家带孩子的全职主妇。她们大多生活困窘，因此被网友戏称为“苦瓜大队”。在互联网上，“苦瓜”的生活遭到大规模的凝视和批评，不少网民虽然对她们表达同情，但态度是高高在上的，此外还有许多人发表贬低和攻击她们的言论，如认为她们愚昧无知、恋爱脑。

然而，在这个对她们极其不利的舆论空间，“苦瓜”们却意外地觅到了一线商机。她们用手机努力学习拍摄和剪辑技能，发动家人成为团队（一起出镜、帮忙拍摄），有意识地打造“苦瓜”人设，开启自己的短视频创作之旅。在面对网友的冷嘲热讽时，她们展现出过硬的心理素质和令人刮目相看的幽默感，其中一些人以自嘲和反讽的方式来加入网络狂欢，还有一些人则努力展现生活中积极向上的一面，在泥沼中仰望星空。“苦瓜”们因此在流量盛宴中分得了一杯羹，缓解了其现实生活的压力。

当然，不是所有的“苦瓜”都能发展出这样的技能，更多的人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被逐渐淘汰了。如笔者关注的一位视频博主，苦心经营许久才刚刚粉丝破万，每月短视频收入仅一百多元，还能坚持多久是个未知数。即使在其中获得利益的那些幸运儿，她们很快也会发现，这个新型的工作场所存在各种陷阱。

当“苦瓜大队”成为某种流量标杆时，商业机构会通过培训网红的模式介入、在这个领域深耕变现，这可能使得真正的“苦瓜”被边缘化。而对于那些独立运作的小博主，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以弹性工作时间、不固定工作场所、不稳定薪酬为基本特征的零工工作逐渐替代了基于稳定的工作时间、场所和薪酬的传统工作。但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工很难享受到失业保险、工伤补偿、退休金、产假等保障；当劳动争议发生时，更难以维权。此外，数字劳工还时刻面临着越发激烈的竞争、不可预知的职业前景，以及狭窄的阶层流动通道等诸多挑战，因此逐渐沦为新型的“不稳定无产者” 。

结语：城市中产女性也需要学习基层女性

目前网络女权议题主要围绕城市中产阶层女性的生活来展开，农村女性、底层女性的议题通常仅在有极其惨烈的个案进入公众视野时才引起关注。女权主义者目标是所有女性的权益都得到充分保障，自然也包括最底层女性的权益，而这正是为达到既定目标而必须开展的、最困难的那部分工作，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

我们需要加强与基层女性的联系，而这显然不可能通过对基层女性的启蒙（单方面输出）来实现。只有在正视城乡差距、阶层差异的基础上，作为既得利益者要真诚地反思自身的特权，才能找到与她们的链接方式和共同成长的路径。

在观摩基层女性创作的短视频作品时，笔者深切地感到，要消解城乡二元割裂的现状，不仅基层女性要学习一些现代女性的生活理念，对乡村文化进行改造；城市女性也应该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也需要去学习基层女性是如何在不利于自己的环境中发展出强大的抗逆力，具有创新性地使用“她者”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毕竟，作为城市女性，我们也常处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中，实现多元文化的融合与认同也是我们正在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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