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新印度”中的女性

从主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新中国”建国后婚姻法的颁布是历史中的丰功伟绩之一，杜绝了一夫多妻制。然而，最近的恐怖新闻显示，这并不能杜绝父权中其他的弊端行为，比如强制囚禁的女性。强迫她为一个农村家庭提供性或者生育。网上寻人事件爆发之前，友人曾转发过当代农村“剩男”的私生活窘境，虽然没有发疯或者被囚禁，但确实很穷很尴尬。

以前一党专制还有一定权威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可以交给“组织”去“解决”。”个人问题“都可以屈服于管理。印象中，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男女之事最后都顺理成章了。比如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就是一桩在政治高压情况下、男女“共渡”性危机难关的故事。这个性危机在其他社会当然也会发生，只是这些社会仍然沿袭以前的一些做法，比如中东、非洲部分地区的一夫多妻制。有白人女人类学家曾论述，非洲频发战争的原因不是外来人的掠夺造成的，而是因为生活条件恶劣，有钱的男性自然而然会累积多个女性配偶，所以没钱的男性会愿意拿枪杆子解决自身面临的性危机。这个学说有点洗白欧洲在非洲的殖民主义行为，不过可以对比当下中国的情况，也能见到这个理论的痕迹：中国男性大部分已经上交武器，就算私藏也会很快被组织检举、惩罚。试看武警的收入，一个月几千块钱就可以很好地养活很多这样本来需要（为了性而）“起义”的贫下中农。由于话题过于敏感，武警收入的相关信息不透明，在网上看到的消息不能确证是否属实，所以在这里随便侃一侃。

钱穆先生曾在书中感慨：1970-80时代，他所见到的“新”女性并没有新思想。现代化的进程导致她们不再需要完成以前的一些重任，受过教育后却心甘情愿吃完饭就打麻将。或许也是这类“失踪”事情不被广大社会重视的原因之一——社会建设大浪潮已经名存实亡了。不能只怪农村男性主导制度。毕竟“新中国”是一个跨越城乡的project，已经实行了很多年，教育也是全国性质的，我也是这个体制的受益人之一。饮水思源，我曾热情参与过完成这个“新中国”project 的网络活动，不断“前进、前进、前进进”。但现在我想说，我们是否应该接受，我们的大局思想并没有顾及到全局？网络上无法断定一些事情的严重程度，很多时候都是靠猜测臆想。我在美国看到关于“农村”的消息，或许和很多一线城市看到的消息差不多，这个“中国”并不是说在“中国”的人就能掌握。

有一个大学同学在微信故事中分享了美国著名非洲人类学家性骚扰女学生的消息，并且有诸多同僚签名声援他的奇迹。她用华语评论的口吻非常轻描淡写，仿佛这一切都和她很遥远，虽然她也是接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人。或许每一个势利的人都会想在灾难发生的时候，表示自己躲过了一劫。我能躲过这些“性危机”，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教育以及的收入带来的优越性。

印度农村女性也有为自己争取恋爱自由、性自由的现象，但整体上还是在一个时而宽松时而严格的种姓制度中飘零。如果有问题，除了政府的法律机构，她还可以申诉当地的一些非官方”执法“人员，而别人也可以启动他们的非政府人力资源。社会整体上没有一个大方向，但私人问题也就可以有许多出其不意的发展。”被囚禁“的对立是”解放“，但要论”妇女“”解放“何止是脚上的镣铐那么简单？

或许印度社会看得到，男女之事比“新中国”或”新印度“的建设要复杂太多。因此，要想在印度解放妇女，声势做不到中国那么浩大。换句话说，没有印度男性觉得“解放”印度女性是每个”印度公民“的义务，但也说不上反对——人各有命。最近很刺激人的社会新闻就是一对自由婚姻夫妇，为了能够在一起，远离家乡重新安置在另一座城市。过开斋节的时候回去探望老家，一不留神男的就被他老婆家那边的人当街给打死了。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我苦涩的时候会想到，如果这件事放到别的国家，可能男女命都不保。但印度社会目前至少还允许女方在主流电视频道上申诉这一桩惨案带来的冤屈，流利地表达自己与丈夫彼此之间的感情多么真挚。而观众或许就像当时丈夫去世的时候一样，看在眼里但还是不会插手。

大陆新民主义所反对的“包办婚姻”也就可以在印度继续。“新印度”在面临各个外来文化是，都有新的女性出现。西方女性只是诸多外来文化之一。这是一首最近读到的南印度诗歌《Conna Kurikalam》，也反映了形形色色女性在印度殊途同归：

一个Telegu美女问，“帮我看看手相。”

我给她手相报了大吉，她给了我这个鼻环。

一位Maratha贵妇说，“帮我看看手相。”

看完后她赏了我一个钻石项链。

一位Kannada 姑娘说，帮我看手相。

看完后她赏了我一对耳环。

一位可爱的Turk说，帮我看看手相。

我看完后，她给了我一个闪闪发亮的项链。

一位精神抖擞的英国女士说，帮我看看手相。

我看了她手上的纹路，她便赏了我一套修身腰带。

（翻译自Indira Peterson的英文译版。说实话，整篇提到的物件中就最后一个英国人给的那玩意girdle我专门去查了一下是什么东西，其他的我都知道是什么。。。）

研习印度文化十年来，我看到了对于一些敏感话题的多元思想空间（——选举期间除外）。一位男性 standup 谐星在自嘲自己的农村时直言不讳说，我来自Rajasthan，一、没水，二、实行童养媳等“恶习”。观众也能跟着他一起笑，笑完接着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钱穆先生如果在场的话或许会对于印度没什么好感。

可是，因为”新中国“的 project过于集体、中心化，因此讨论也过于针锋相对，一言不和就骂娘，一言不合就要反攻大陆、就要收复台湾。一条视频中记录了一位上海男生收集民国女子的衣服，记述时尚物质文化，该视频的youtube页面禁止评论，或许就是上传者知道很多大陆网友看了可能会骂人。

如果站在一个全球的视角看到女性地位以及她们说话的风格与感受，或许大家也能讨论女性或者性话题时保持正常的呼吸。

说回到非洲人类学。这起哈佛性骚扰事件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反思：如果这个人长期被同僚包庇，那么大家对于非洲相关的知识与研究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在叫兽以及他的支持者的影响下，学界过于关注非洲的“巫术”而非其他方面的行迹或成就。就像西方研究当代中国时总是想关注或者批判独生子女政策，而没有看到女性”堕胎“或”生子“并不单单是科技在推动的社会改变，也不是说引进基督教或者自由主义之类的思想就可以”解决“女性生育或堕胎时面临的社会考验。

我认识的一个印度女同学研究中国历史，也要教授美国学生关于中国的历史。她的教授是白人。课上备受热议的话题居然还是独生子女政策。课堂上有一位大陆女学生，说自己从来么见过英文书上所说的强制性现象。多年后，或许八个孩子的母亲也会登上西方学术的大堂说一说自己的悲惨遭遇，痛批大陆人权状况，然后一个来自大陆的“新女性”可能还是对此看似激烈的讨论感到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