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遗症-不要谈论政治 | 我是出生在1989年的中国人01【我的N个中国】

在我人生很长一段时间，我只知道我的国家在1989年曾经对学生做了惨绝人寰的事，这件事是个“禁忌”，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学生为什么上街和去天安门，政府为什么要如此无情镇压。直到我看了六四的纪录片…

我出生在一个北方城市的普通医生家庭。外公外婆虽是医生，家里却不富裕，四代同堂的一家7口挤在集体主义大院的一套三居室。

年幼的我还未来得及懂得”六四“事件是什么，就已经首先了解了”六四“对那些亲历者的重大影响。

这是我家很多个晚餐后会谈论起的话题。说到”军队用枪打死手无寸铁的学生“、“国家出动坦克镇压学生”这样的字句时，“大人们”先是很愤怒，继而又陷入惊恐，赶忙再去确认一次家里的门窗有没有关好，最后叮嘱我：“绝对不许在外面讲。”

我问外公，六四是什么，他会沉默，然后所答非所问地讲起更为久远的文革的事，讲起他的曾老师被学生戴高帽游街侮辱，后被棍棒打死，说得激动又伤心。

我又去问父亲，他则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同学“小何”，讲他如何优秀，又如何被捕入狱，如何因为无知而卷入风波，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小何到现在都很惨，没结婚也没个正式工作。”他同情朋友的遭遇，也为自己没有参与而感到一丝幸运。

从小到大，因为好奇，我多次询问家人有关六四的事，但他们每次都和我讲同样的曾老师和小何的事，并没有解答我的疑问，随着我年龄增长，他们还会告诫一句“不要谈论政治”。

就这样，一直到大学毕业工作之后，我看了在YouTube上的纪录片《天安门》，才大概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我的朋友或者同事，有一些像我这样一知半解的，更多的尤其是南方城市长大的人则对六四全然不知。但大家都知道，高考政审和公务员政审还是会调查你的家人有没有上过六四的黑名单。

作为一个出生在1989年的中国人，我很想告诉我的同龄人，六四是学生发起的要求民主和改革的爱国运动，得到了知识分子、工人、市民的广泛参与，最后遭到国家军队血腥镇压而以失败告终。虽然运动中有一些投机者曾借此谋取私利，但大多数人是以国家民主改革为目标，即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份追求民主的初衷，依然难能可贵。

六四的事我曾告诉一个同龄人。她是我同为85后的同事，名牌大学硕士毕业，朴实善良。一次午饭后散步聊天，她突然问我六四是怎么回事。我讲了，之后她陷入了长长的沉默。我突然想起她的老公也是一名同龄的军人……

辞职后我与同龄人交流变得更少。一是我这个年龄的人大多聊的都是育儿话题，我的生活对她们来说严重脱离”现实“。二是亲友间依旧使用微信交流，而微信的监控越来越严格，没有办法讲严肃一点的话题，更别提“政治”以及政治中的禁词了——轻则微信被禁，重则身陷囹圄。收紧了的言论控制，让我也开始活在对“寻隙滋事罪”的恐惧里。

只是30年过去了，民主的精神完全没有生长，恐惧的力量却深深植入了民族的基因。六四的后遗症与文革的创伤一起，借由父辈传承给了我们，我们活成了与政治绝缘的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