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六.四相關的小故事

一

她不但好看，而且特別。分明是地道的義大利人，淺黃的頭髮藍色的眼睛，卻近亞洲人面孔，圓臉，鼻子不高，沒歐美人常見的深眼窩。大概是彼此的應酬太多，那次會議上我們只是簡單地交換了電話號碼便匆匆告別。這之後，她偶爾給我電話，只是問候。她是在羅馬的一家報紙的記者，法語流暢。

大概是2000年前後的一個春天，她給我的電話多了起來，說蘇蓮托五月會有一個大型民間節日，希望我能去並演講，她安排行程。帕瓦羅蒂的蘇蓮托，那可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我當然高興，每次放下電話都哼著“重歸蘇蓮托”。

她開車在那不勒斯車站接我，法式貼面吻，熱烈的擁抱...我貪婪地看著維蘇威火山和藍色的海，似乎瞬間就到了蘇蓮托海灘大道。晚上，她帶我去海邊的酒吧，落座閒聊了兩句後她看著海說：“真高興你能來這兒，這對我很重要。”我瞬間一陣興奮、緊張：在美麗的海灘美麗的夜，聽著一位美麗的女人美麗的愛的宣言，太，太夢幻...也是這瞬間，我敏感到她眼神中的一絲悲哀，我立馬正襟危坐。

“第一次見到你時，難以置信。那年的五月，我們每天看電視，看著你們在天安門廣場遊行，然後是開槍、坦克...那麼近又那麼遙遠，可你現在就在我身邊！” 此時，我已經知道，差不多是熟悉了這種類似親情的情感。第一次遇到它是89年底在瑞典的一位中國留學生家，當時近十來位年青人親熱地圍著我，來自安徽的同學作了同樣的感嘆：差不多兩個月，你們在北京遊行，我們在斯德哥爾摩吶喊聲援。開槍後我們多麼擔心、掛念你們...現在，你就在這，我們家，好不真實！另一次是在義大利北部小城Cuneo，70多歲的老神父，他當時是都靈、米蘭一帶唯一的一位還活著的二戰期間的抗德游擊隊戰士，他第一次請我到他的城市時，一到我就察覺他的眼光像極了我父親，總是在打量著我。告別前在一次只有我和他的餐桌上他說：“你的到來對我們真的很重要。Cuneo的居民只有三、四萬，可89年聲援你們中國人的遊行集會，每次都幾千人，歷史上從沒見過。現在，他們欽佩、愛的勇敢的中國人來到這裡，來到他們的城市，許多人很感動。所以你看，你每次演講會堂都滿滿。”

應該說，面對這陌生的親情，我始終是有僵硬、尷尬，因為情感反差太大。至少是我自己，不但不覺得有什麼了不得，而且仍然有面對坦克、槍聲、追捕時的驚恐及對自己的驚恐的煩惱、輕蔑；還有當時應該這樣不該那樣之類的反思、遺憾和內疚......

她繼續說：“你知道嗎？我那時是義大利共產黨黨員，6月4號開槍後，意共四百名青年黨員在中國大使館前絕食十天，有幾個最後還拒絕喝水......我那時懷孕，開始也絕食絕水，後來被其他的同志阻止，勸了下來。好幾個年青的同志因為絕食絕水落下疾病，可能是終生疾病。”說到這裡，她淚水盈眶，我震驚，目瞪口呆。四百位年青的意大利共產黨員為中國的年青人絕食十天......

“因為你們，因為屠殺，歷史這麼久遠、這麼強大的義大利共產黨解體了，它分裂成兩部分，多數成為左派民主黨。因為意共和中共友好，又是同一個名稱。你們改變了義大利的政治。梵蒂岡的神父們也上街，到中國大使館前遊行抗議，歷史上的第一次。”

我兒童時代就聽說的義大利共產黨，葛蘭西、陶里亞蒂的黨，因為我們而解體？五分鐘不到，兩震撼。

今天，人們經常談中國人在海外、在世界的處境，談歧視、溝通的困難，指望“祖國強大”後個體能受到尊重......他們很難想像或忘記了，華人、中國留學生90年代在世界如何被人們，尤其是歐美人尊敬、崇拜。那時和不同的留學生朋友一道，應邀在法國、歐洲參加無數關於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政治的研討會，每次介紹中國人，留學生代表，掌聲最熱烈。一位法國人告訴我和留學生翻譯：天安門讓我重新看你們中國文化和歷史。過去，說中國文化、中國人和我們怎麼怎麼不同，中國人害羞含蓄、不愛表達、和我們想的完全不同...現在，看了兩個月的電視覺得那都不可信。你們的勇敢、智慧，還有個性，我，我們還真比不上。

二

90年代末的一天，應邀出席了波蘭團結工會地七次代表大會的開幕式後，和團結工會國際部的負責人安娜喝咖啡。我仍然在驚訝中，因為在開幕式上親眼目睹我崇拜的瓦文薩的狼狽。他上台致詞時，近千人的代表，鼓掌的不超過三、五人。而在此之前，我經受了代表們的熱情：大會主席介紹各國的代表，說我來自中國，因為1989年流亡時，全場起立，鼓掌時間之長，實在讓我手足無措......於是我問安娜，為什麼會這樣？

安娜說了瓦文薩當上總統後的固執、專斷後笑著說，“你大概不知道，你們，中國的大學生將我們團結工會最重要的節日拿走了。”看著我犯暈狀她繼續：“波蘭第一次大選在1989年6月4日公布選舉結果。當時所以人都知道團結工會大贏，早早就作了盛大節日的準備，這可是波蘭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天。6月4號早上，我們拿著各種橫幅、旗幟去總部，在路上開著收音機、大喇叭聽選舉結果。最後廣播響了，第一條新聞居然不是選舉結果，而是解放軍的坦克開進了天安門廣場！於是，遊行隊伍，所有的人一個大轉身，去了中國駐波蘭大使館抗議。所以，那天全世界都抗議，但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前的人是最多，抗議規模最大。波蘭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就是6月4日！”

後來我將這個故事說給朋友。他說：前不久遇見了原東德外交部的官員，他說了天安門事件對德國的重要。1989年秋天東德的大學生和民眾開始走向街頭時，許多人高喊：中國的年青人都在抵抗，我們更不能沈默！東德執政黨政治局有人，特別是總書記昂納克讚賞天安門的鎮壓並想採取強硬措施，但大多數政治局成員堅決反對。他們都看過了天安門的錄像，表示寧可失去權力也不能如此犯罪。

三

警察制定並實行從小街大包抄的戰術後，彌敦道就不像過去那樣進退自如了。於是和香港的幾位藝術家隱入上海街的一家餐館，也是吃飯的時候了。我輪番盯著他們個性迥異的面孔，突然無理由地想起了天安門，於是對身邊的藝術家說：靠，你們，數十萬人叫喊平反三十多年了。這6.4不但沒平反，他們更牛逼哄哄，更理直氣壯了。而你們，反倒可能加入你們一直呼救的犧牲者的行列......世道之荒誕，人生之不平，莫過如此！

他狠狠地盯我一眼，一聲不吭，然後看著遠處，目光仍然兇狠。另一位藝術家喝著悶酒，猛地拍桌，放聲大哭。

那一刻在想：那個伴隨百萬人痛哭失聲的歷史記憶，已經是他們群體身份認同的一部分。現在，權力企圖使“香港人”消失，他們在承受人們所說的“人格解體”的大痛。可這痛在發生化學變化，終可氤氳成震驚世界的大力。

而在中國大陸，沒幾個人知道、理解這個痛，他們是香港人的外人，因為他們首先是自己的歷史的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