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花八门宿命也缤纷的事

我有了各种各样的际遇，一些干燥，轻浮，牙齿打着寒战被大风吹得阵阵发酸，类似这样冷空气里空荡荡的际遇。这些际遇的背景是音乐声，光怪陆离的黑暗伪饰了某种平庸，让人难以辨认，却不得不被吸引，在融入中忘记，因此笃定他们的才华。际遇里的人是一些怎么看都漂亮的朋友。

“但他们没什么了不起。”我清醒地这样想。他们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的明明比他们都好，一想到这儿鼻子似乎被谁打了一拳。我希望明明也在场，她被介绍，被聆听，被慷慨给予一首歌的时间。明明应该是拧着眉，眼神散开，满不在乎又很害羞的模样。我会想她唱歌的神情，宥悯，甜蜜，想她的歌声，疏离，但真切。明明从不装腔作势，她给的永远像最后一次。

奶奶家往东是村里的崖头。炭灰，葱皮，烂菜叶子，碎砖块碎玻璃……一小堆一小堆的垃圾被倒在这里，有的滚下山崖，有的堆在槐树根下。小时候我会一个人跑去崖头，站在坠落的边缘，望着绵延至河滩深处磅礴的杨树林海，灰绿色沉积，无边无际。最远处汾河河水蜿蜒静止，把土壤染得灰黄，河床在烈日下被晒干，结块，爆裂，新一轮湿润和更加干涸。挪动到不能更进一步时，我想到二姐曾失足掉下山崖，她手臂的骨头至今有异于常人的错位。我幻想着自己前倾，被风扑倒，腰重重砸在树干上，被树枝划烂脖子。我会脱臼，不得动弹，想流泪，却睁大眼睛看一只戴胜寓言般飞来啄掉我的眼球。

崖头的这片空地，夏天是麦场，冬天清晨，昨日倒的泔水变成硬土被覆上一层白霜。从山崖下到河滩，是一段陡峭的小路，小路拐弯处有个苹果窖，终年不止息的阴凉从幽暗中徐徐爬出。这里有狼，村里的孩子都知道。村庄疯女人的故事如同旧鬼重回的月夜，顺着漏风的窗棱钻进每个孩子的被窝：年轻的母亲午夜上厕所，把熟睡的孩子放在炕上，迷迷糊糊提着裤子回来时，看到狼叼着孩子正在远去。婴儿的哭声还带着她怀抱的温热。婴儿的哭声还没有变凉。

后来我去了那个院子。宽阔，沉默，柴火码得整齐，赤条条的大风把院子吹得更清洁，没有人烟般清洁。一条狼狗毛发结块，拴着粗重的铁链，凛凛地站在风里，眼神可怖，像是随时准备厮杀。我走进了那个屋子。刺眼的天光被房间拒绝，暖意神秘失踪。被褥看着又薄又硬，鼻腔里是细微混杂的气味：酸腐味，铁炉的铁锈味，炕砖缝里隐隐的尿骚味。

那个女人有茫然的嘴唇，短发灰白。她看着我，显得局促，眼神在昏暗中明亮。她问我，“小六，你什么时候回来？你什么时候走？”我无法熟练地把日子转换成农历，也或许是山崖的风总是模糊日期。我含含糊糊，与村庄那些令人困惑的男人相似，给不出答案，仍要嬉笑着回答，“前几天回来的，过几天就走。”

她掀起墙上一条看不出颜色的帘子，从壁橱里拿出麻花或是柿饼。我已经记不清了，总归是同样的干瘪和艰涩。能记得是她手掌很暖，叫人想把脸埋进她的手心大哭一场。那个童年故事里如鬼魂般游荡，乳房裸露的疯女人，她在失去所有庇佑的冷屋子，胆怯地叫着我的名字。这个曾经的女儿，和我一样的北方农村的女儿，她有双多么美丽的大眼睛。

很久以后我尝试描述这种站在崖边的恐惧，在空旷里尝试捕风。9岁，我从农村转学去城里念书。13岁，我从县城转学到市里念书。好像一次比一次更远地离开，却被反复钉在山崖。始终等不到崖头白色的野槐花盛开。恐惧里有无处可逃，有见不得光的恨意，不体面的嫉妒，有遥远，想象和触碰之外的期许。

我会装作将要坠落，脑海中飞快闪过农村宴席的画面。脏屑雪胡乱飞舞，人们的脸上和头上有干燥的皮屑。冰凉的四方桌子上是层薄得不能再薄的塑料膜。鸡蛋汤，甜米，腥味很重的草鱼。这张桌子是连一片落叶都支撑不住的薄冰，桌子的对面是姆姆姐姐，她胖了，黑了，丑了。她用筷子小心地挑出鱼刺，在桌檐边重重磕了磕，刺掉在地上前，把鱼肉塞进怀里孩子的嘴巴。她快速地捏起拇指和食指，狠狠地为哭泣的孩子拭去鼻涕。

我在冰上战战兢兢，心痛，愧疚，没法感到庆幸，却不会真的坍塌碎裂。我带着贝雷帽，耳环有细碎的钻，我确信自己看起来白皙，轻巧，没有疼痛。2017年就快结束了，念完不错的大学后，拿到了国外的offer，我即将去往风和日丽的岛屿，往后有更长的白昼和数不尽的好日子。我撒谎了，我为自己的出走愉悦，确实可耻地庆幸着。我似乎已经逃离了那个崖头，不再是会为此感到恐慌的，农村的女儿。

说得有些远了，我只是想说，他们没什么了不起，明明比他们都好。可是一想到这里，我鼻子发酸，又回到了那个崖头，等着即将降临的下坠。谈关于艺术的梦想是一件奢侈的事，音乐，文学，是件件奢侈不能的事。人活一遭不是选择梦想，清贫，或者是平庸，安稳。不是在这二者之间选择。我，明明，更多的女儿，不只，也不能在这二者之间选择。

我很久才明白这样的道理，又似乎是过早懂得。“大家都怕了苦日子，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明明曾经这样唱着，对着灰黑色的夜，她曾经在冷风里这样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