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湖(转)

1958年去西宁的路上，火车坐了3天2夜，陆锦碧的脚肿了。这位长在红旗下的华东政法学院青年教师，因为响应系党支部号召提意见而戴上“右派”帽子，被发配到遥远的青海，在西宁郊外的工厂里劳动改造，由于表现好三年后“摘帽”。

但这只是幻景。由于当了著名法学家杨兆龙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被重新“戴帽”，判处劳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连山下的八宝农场。

八宝农场建立于1957年，专门关押右派和其它劳教分子。陆锦碧回忆，农场高峰时期有1万多人。农场紧邻祁连山下，海拔达到近3000米，严重缺氧，夏天沙尘暴，冬天气温接近零下30度。场区没有警卫，因为地处荒凉，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连山，有似当年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逃亡。陆锦碧来到农场，看到20几个锯掉双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冻掉。

在山岗上，陆锦碧清晰地看到了几年前饥荒的后果。“乱石下面，一个坑接一个坑，每个坑里都埋了好多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尸骸，是一对下放干部夫妇、李富春和罗瑞卿秘书的坟墓。在青海的亡魂中，有不少因为下放而自杀的“戴帽”干部，“右派管理右派”，来到这里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质。

据原青海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一文记载，三年饥荒中青海劳教人员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000余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杜甫笔下“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湖，叠压了新的白骨。

由于没有食物，大量劳改劳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内地，自谋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陆锦碧在自制半导体中听到，幸存者在港台电台中讲述“十万爱国志士，困守祁连山下”。

陆锦碧在八宝农场期间，冬天雪太大，压垮了一座女劳教人员住的草棚子，棚子里的19人全部身亡。这些女劳教大多原是中学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运动中，她们因为所谓“跳黑灯舞会、贴面舞”被送至青海劳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宝农场被撤销，陆锦碧和难友们一路西迁，直至柴达木盆底边缘、昆仑山脚下的伊克高里农场，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盐碱，像镜子一样反光，碱蓬是少数仅有的绿色。农场原址是一处河南移民生产队，队员都在大饥荒中饿死和逃亡。

1969年，陆锦碧的妻子杨黎明带女儿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场的便车到了农场，又乘坐马车才到了分场，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当晚女儿就因为高山反应差点丧命。一家三口在戈壁上割黄麻根取暖，拉大车归来，让杨黎明想到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这片或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劳教营里，陆锦碧因为批判文革的“牙膏皮事件”险些被处决，九死一生，文革之后才回到上海。

八宝农场或伊克高里远不是青海仅有的劳教营。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当时青海的劳改劳教农场共达32个，畜牧场23个。以青海湖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农场（下辖五个分场，管理5万犯人。德令哈这个听来富于诗意的名字，当时却是严寒、沙尘暴和刑罚的同义词，有犯人被沙尘暴吹至失踪。）、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八宝农场；海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以后曾关押在此）、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场；海东有甘都农场。农场的总面积达到耕地总面积的23%；监狱系统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接近四分之一。

环绕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动营。由于中央“移民戍边”的意图，大量出身不好的农民和水库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视的“盲流”迁徙至此，构成庞大的罪人群体。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回忆，青海一时成了“监狱”的代名词。《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仅大跃进后的三年，青海就调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劳教人员从外地送来，分散在各个劳动营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形容，整个青海省几乎成了一座大监狱。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区劳改劳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区。据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是说：“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遣送过程一直持续，陆锦碧在青海就担任了后来者的生产组长。到文革结束后遣送仍未终止，且犯人刑满后一律不许回上海。《上海监狱志》记载，1965年上海市第一劳改队整体搬迁至青海。文革后期，打群架入狱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狱友一批坐闷罐子棚车被遣送到西宁服刑，户口也迁出上海落户青海，陆锦碧担任他们的生产大队长。王士才在青海呆了5年多，1982年刑满，得益于公安部长赵苍璧“犯人哪来哪去”的讲话，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严打”中，落户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复，成为江浙犯人的畏途。1983年以后，上海还向青海调犯2400余人。

2013年，笔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个商人曾经无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劳改劳教人员档案材料，笑蜀目击“装满了一个保险柜”。这些材料足够写出一本扎实的青海劳改史，但后来被有关部门没收了。眼下关于青海劳动营的历史，只有《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这本不到200页的薄薄小书，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

2013年初，北京东北郊的一座养老院里，曾经的“右派”周培桐寂寞离世。生前他一直因腿部缺血瘫痪卧床，身上插着一个尿导管，忍受一阵阵的抽筋和瘙痒。周培桐原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因“小说反领导”打成右派，发配青海八宝农场运输队。农场的水源来自于祁连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运水途中，水车翻倒压伤了周培桐的双腿，数十年后发病。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烧锅炉，只有过短暂的婚姻，晚年和烧锅炉时的同伴相依为命，临终时孑然一身，在劳教生涯中的译著也没有机会出版。

医疗系统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滥权腐败迟早会像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名）轮廓逐渐浮现，成为中国医疗改革的动力而不再隐匿其中的本质。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常青院区以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