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恨”的长恨歌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正如书名暗示，王安忆出版于1996年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与白居易的同名诗作有跨越千年的对位关系，小说第一部中从闺阁少女出落成沪上淑媛的主人公王琦瑶，作为“一朝选在君王侧”的上海小姐风光一时，又被军政大员李主任金屋藏娇，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风花雪月遥相呼应，在第三部中王琦瑶被长脚掐死的结局，又恰似贵妃的马嵬坡之死，可谓香消玉殒，红颜薄命。对此，长诗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作结，然而小说《长恨歌》却并无绵绵不绝的苦恨之感，王琦瑶生于弄堂，死于弄堂，生生死死仿佛不是悲剧，而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完满圆环。“大成若缺，其用不弊”，生活的细节填平了历史的缝隙，生命的悲欣交集取消了无边的长恨，充满残缺的故事暗中达成了理所当然的完满。

一、对称的书写，盈缺的修辞

王安忆对上海旧梦的书写几乎大半篇幅都被细节占据，语言像错综复杂的藤蔓生长在情节的表面，因此解读《长恨歌》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对语言的破局，无论是弄堂闺阁的日常，还是市井道旁的时尚，又或是人物思绪的波澜，大段描写乍看是细致入微的写实，背后则暗藏着作者在审美取向下对现实的重构。

《长恨歌》中触及现实脉络的方式之一是对称的书写，比如王安忆喜用“一半…一半…”的表达，既是对事物两重性的剖析，也是种一分为二的简化，小说中常出现这样的景象：卫生香一半在燃烧，一半化成了尘；自鸣钟十二响，六响入耳，六响入梦；墙壁上一半光，一半影；上海城一半摩登一半怀旧。就算日常物象的一分为二可能只是人类无意识的认知方式，那么揣摩人物心态的二分法也必定是作者作为叙述主体有意识的书写：“王琦瑶是糊涂一半，清楚一半，糊涂的那半供过，清楚的一半是供想”，程先生单恋时“绝望一半是真，另一半是表演，表演给自己看，也给人家看，这表演欲里还蕴含着一些做人的兴趣和希望的”，蒋丽莉拥护王琦瑶“一半是因为爱的糊涂，另一半也是有权利心的”，康明逊与王琦瑶之间的情感“是明一半，晦一半的”，老克腊的眼泪“一半是同情，一半是感动”。同类型的表达还有“是…又是…”，比如“是寂寞，又是填寂寞”，“是进一步，又是退而求其次”；“不要…也不要…”，比如“不要全信，可也不要不信”；“面上…里头…”，比如“表面上流动无常，实质里还是有着相对的稳定”。

这种简化后的两重性后或许隐藏着喜爱对称、平衡的民族心理，比如写景就要虚实相生、错落有致；写人讲究瑕瑜互见、相辅相成；写事务必福祸相依、否极泰来。其背后正是朴素的哲学思想，即万物皆有对立相生的双重属性，它们不可分割又相互扶持，但与阴阳学说的关注点不同，王安忆并没有着眼于自然规律、万物源头这样的宏观概念，她在意的是琐碎的日常事物，力图证明细枝末节的小情小爱也有着自身的圆满，这种充满烟火气的圆满似乎正印证了“道在蝼蚁，道在屎溺”的境界。而从整部小说来看，无数个在双重性中摇摆的可能，给予了生活一种合二为一的完满，从而冲淡了整体的悲剧，因为欢乐总掺着一半难过，痛苦却也掺着一半乐趣，没有绝对的憾恨，只有始终的人间道理。这种人生态度既有油滑的中庸气，又有爽快的包容心，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人们得以在批判斗争的年代里安于一隅，又从容不迫地去迎接解构主义时代的礼崩乐坏，也许这就是寻根文学风潮后，王安忆试图用以回应世纪末社会变迁的精神资源，并有意将其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

盈缺的物象在细节描写中也同样值得关注，这里的“缺”并不是新时代的产物，从故事开始的四十年代，夜里的东方巴黎在拂晓时就流露出残破的窘态，水泥脱落，栏杆生锈，阴沟溢水，七十年代的上海变本加厉，楼梯塌陷，板墙蛀空，八十年代的平安里几乎成了碎砖烂瓦，摇摇欲坠。“他（康明逊）望着窗外对面人家窗台上的裂纹与水迹，想这世界真是残破得厉害，什么都是不完整的，不是这里缺一块，就是那里缺一块…这缺，却是一缺再缺，缺缺相承，最后是一座废墟。”然而废墟之外，充盈的物象也同样多：城市的人潮见空就钻、光氤氲流动、鞭炮声绵绵不尽、电视机持续播放，就连嗡嗡营营的哭声都从各处汇集在一起，成为空中弥漫的一种氛围。缺是实体，盈是流体，缺无论如何都抵抗不过无孔不入的充盈力量，生命的本能也许就是将残破的碎片化零为整，仔细地打理每天的碎枝末节，也就得到了生命的全部完整。

二、周旋的关系，交往的主体间性

王琦瑶身边男男女女的人物关系是晦暗不明的，仿佛一条条弯曲交错的弄堂，在另一部女性题材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女主角林道静也与多个男人发生着感情纠葛，但她的爱恨却是分明的笔直理念，这是在政治改造下产生的人际关系，因为人的政治身份要求区别立场和敌友，所以林道静才能同等坚决地热爱卢嘉川和厌恶余永则。然而，同样出生在革命年代的王琦瑶们却以一种左右逢源的处世观点面对着自己的情爱，其中也夹杂着宿命感和互相扶持的温存，对这种人物关系的书写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人际互动常以“过招”的方式出现，表现在语言上的斗嘴、行动上的见招拆招和牌桌饭桌上的配合。比如，王安忆将王琦瑶和康明逊的交往比作兜圈子、捉迷藏和跳交谊舞，“藏的却有两重心，又是怕捉，又是怕不来捉，于是又要逃又要招惹的”，“这就像是舞步里的快三步，进进退退，退退进进，也能从池子的这边舞到那边”，两人之间的感情正是这样螺旋上升的，进两步退一步的。这种漫无目的式交往在功利主义尺度下几乎不可理喻，在政治语言下则成为庸俗无聊的小资情调，然而其背后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念：人际交往是有乐趣的。交往这一过程带给了参与者隐秘的享受，哪怕是争风头的虚荣心也是其乐融融的，“女人间的友谊其实是用芥蒂结成的，越是有芥蒂，友情越是深”，这点乐趣正是人际交往的活力所在，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因此而生气勃勃，即使是三角关系，四角关系也自成一种稳固。

其二，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搭配的景致。王安忆设置人物时常用“一个…一个…”的表达方式，一个爱它的新，一个爱它的旧（长脚和老克腊的上海情结）；一颗是不会老的，一颗是生来有知的（王琦瑶和张永红的忘年交）；一个回忆，一个憧憬（王琦瑶和老克腊的怀旧），这种关系正像写王琦瑶和程先生一起砸核桃，一个负责砸，一个负责出仁，人际交往在于水到渠成、不多不少的配合；恋爱也是不紧不慢、顺水推舟的进展。人与人之间的嫌隙也不被当回事，隔阂成为一种趣味，友谊由芥蒂结成。友情和爱情虽然无法避免不合时宜的缺口，但这种缺，不是文艺作品中带来戏剧冲突和悲剧色彩的缺憾，而是鸡毛蒜皮的小错，是人物间互相安慰和温存的契机。

这种人际和谐中并非没有压迫和私心，如果用当今的流行语言描述，程先生将蒋丽莉当“备胎”，王琦瑶让萨沙给自己“接盘”，康明逊是始乱终弃的“渣男”，张永红更是不折不扣的“绿茶婊”，这种语言与曾经把程先生定义为“情报特务”，把登门求照的女人定义为“色情间谍”的政治语言在逻辑上有重叠之处，流行语言对人际关系的简化和道德指责的轻易表明，人际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市场行为，人们无比警惕不等值的交换，哪怕是抽象的感情付出也必须定量，当经济犯罪逐渐占据最多的法律条目时，扰乱人际交往中经济秩序的人无疑也要背负更重的道德谴责。奇怪的是，即便如此，自然状态下的人际关系恰恰体现了某种平等民主的精神。就像王琦瑶与李主任的组合关系，“两人都是要求安慰的，王琦瑶求的是一古脑儿，终身受益的安慰；李主任则只求一点。各人的要求不一样，能量也不一样，李主任要的那一点，正好是王琦瑶的全部；王琦瑶的一古脑儿，也恰巧是李主任的一点。因此，也是天契地合。”王琦瑶与李主任名义上是沪上淑媛和军界政要的搭配，却无关“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的旷世奇缘，而更像是弄堂里的一对狗男女，但狗男女也被写得珠联璧合，有恩有义，这既是对普通人切身情感的关注，又是王安忆对人际关系的理想化表达。

其三，不同身份、年龄、性别的人物之间有着精神上的理解和认同。在《长恨歌》中心照不宣、互相体谅是人际交往的底色，李主任懂王琦瑶，王琦瑶懂张永红，蒋丽莉懂程先生……女性之间是暗暗较量的，但又不时爆发出一点真情和理解；男女之间也是互相较量的，却从不剑拔弩张，反而在两厢情愿中诞生了老夫老妻的恩情，“李主任可怜王琦瑶，也可怜自己，因可怜自己，更可怜王琦瑶”，康明逊和王琦瑶“成了一对真正的老熟人，你知我，我知你”；不过，《长恨歌》作为女性主义叙事，男性之间关系很少提及，程先生、李主任、阿二、长脚也都是独来独往的男性形象，抛开这一点来看，为什么各行各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能达成理解呢？也许是因为上文提到的，他们的人际交往中充满着互动，缓慢的生活节奏中人有无限的时间，也有不受公共世界入侵的私人领域，因此可以充分观察、倾听、诉说，在日常起居的相互扶持形成默契。这种各有心机又心心相印的关系，不同于沈从文笔下边城的纯净质朴，亦不同于张爱玲笔下城市的自私凉薄，而是另一种平凡却未被异化的天然状态。尽管上海的繁华一直是势利场，但它并未入侵普通人的生活，人们反而因此不分贫富地共享了一种有格调的生活态度。金钱只是安全感的来源，是王琦瑶和程先生盘算的一日三餐，是按流行置办的几件衣服，也是促膝长谈时的茶歇点心，而不是具有自身绝对价值的符号。直到小说的尾篇，故事才出现长脚谈外汇牌价、市场管控的情节，这一工具行为对交往行为的粗暴入侵在对话者的平常心中被打发掉了，王琦瑶只把它们当作闲谈，这无意中造成了王琦瑶最终的死亡，这一情节和程先生的死一样，是私人领域遭遇的危机。

在个体思想交锋的日常语境中，人们谈时尚、谈饮食、谈人生、谈感情，私人世界相对封闭，却是一个未被殖民的生活空间。在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眼中，现代社会的症结正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如果生活世界的语言让位给权力和货币媒体，官僚化、法律化、金钱化就会削弱公众交往的根基，最终导致意义的丧失和个体心理的病变。人类共存的方式变成了共同沉沦、共同异化，主体间性理论因此被提出，它既反对孤岛式的生存，又反对社会洪流对个体的淹没。话语的民主赋予了平民生活的正当性，私人世界拒绝着公共生活的介入，上海的小市民也与政治保持着距离，这未必是全然消极的逃避，反而带有认为自己才是历史真正主体的信心。当代哲学发展的倾向之一是回归生活、回归人的真实生存本身，这是现代人寻找幸福的一个可能方向，也是王安忆处理人物关系的理念之所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活泼互动、默契相处取消了故事中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的悲剧性。

三、消极的叙事策略，个人化的历史

相对于其他注重情节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的叙事策略较为消极，首先，王安忆很少通过戏剧冲突推进故事，而是多处引入原本无痕的时间，仿佛在文本内部安置了一只钟摆，推进情节的不是故事的发展，而是悠长等待中时间的流动；其次，各个事件的发生往往缺乏动机，比如王琦瑶选择参加“上海小姐”就没有一个确定性的动机，而是在半推半就中进行的，而她在感情上的选择也是顺水推舟、半推半就的；最后，《长恨歌》在叙述上是没有核心事件的，好像一种对生活未经裁剪的忠实记录，小说的情节也因此无法概括，强行概括的结果会让人误认为故事讲述了王琦瑶的悲剧一生，因为整体看来，王琦瑶无名无分，做的是侧室，生的是私生子；无亲无故，女儿远嫁，最后还死于非命，无疑是个悲剧。然而生命经不起概括，所有人生概括起来都是从生到死、从青春走向衰颓的悲剧，王安忆所选取的叙述方法正是要避免这种错误，因此我们看到，精细的日常像水流一样无孔不入地填满了生活的裂缝，这是种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的幸福，即便偶尔爆发的凄楚与空虚，也在悠长的生活节奏中被冲淡。

而人物的行动看上去也是消极的，王琦瑶们没有对命运进行激烈反抗，而是不断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其背后的理念是，面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与大历史的强硬姿态，小人物的生活注定不会圆满，与其盲目地填历史的牙缝，或者在哀悼中度尽短暂一生，不如仔细面对当下的日常生活。“长恨长爱的碎枝末节，分在各人头上，也须竭尽全力的”，琐碎背后藏着丰盛的生存欲望，平常心中暗含生命的积极与韧性。然而这种生活选择一直是被激进现代性否定和打压的，若要证明日常生活的正当性，就需要个人话语对公共话语的修改，私人叙事对宏伟叙事的反抗，比如书中描写的大饥荒的年代，人们的生活围绕着吃，于是形成了“说是闹饥荒，却好像从早到晚都在吃”，“头上都吃出白头发来了”的私人体验，又如在大历史中被否认身份的普通人，转而在时尚中寻找自己的正当位置，“别看她们不趋潮流，却正是潮流中人，潮涨潮落都是经她们而去”，这种新历史主义的写作方式记录了一种个人化的历史，带来了另一种生活的真实，让人想起周作人在《论小诗》中对“内生活”的定义：“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充满着没有这样迫切而也一样的真实的感情；他们忽然而起，忽然而灭，不能长久持续，结成一块文艺的精华，然而足以代表我们刹那的内生活的变迁，这倒是我们的真的生活”。

此外，王安忆在叙述中融入了评点性的语言，它们有时作为人物心理描写出现，有时附加在环境描写后，比如，“他们其实都是已经想好的，这一生再无所求，照眼下这情景也就够了，虽不是心满意足，却是到好就收，有一点是一点”；“从此，他们不再去想将来的事，这真是长有长的好处，短有短的好处。长虽然尽情尽兴，倒难免挥霍浪费；短是局促了，却可去芜存精，以少胜多……这也是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好处”；“帷幕后头的景象虽不尽如人意，毕竟是新天地，它是进一步，又是退而求其次…是目标明确，也是走到哪算哪”，其中流露出自得自足、随缘任遇的态度。这种表达效果不仅渗入了人物性格，也淡化了故事的戏剧冲突，王琦瑶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生活本身就像一条大事没有，小事不断的平安里弄堂，也像一圈天时地利、万事俱备的麻将，王琦瑶的死不过是最后一张和牌，无悲无喜，只是完成了自身生命的终点，实现了所有必然和定数。

在轰轰烈烈的20世纪走向尾声之时，如何为大历史洪流中作为沙粒的普通个体、大事件年表后的无数日夜寻找意义，成为进入未来面向前急需解决的问题。《长恨歌》的书写正是这样一次对意义的探寻，虽然王琦瑶的死是悲剧性的，她爱过的人也都最终离她而去，但这并不影响个体生命在孤寂中的完满落幕，因为生命不过是从生到死的孤独旅程，长恨长爱让位给了无限的生活欲望、日常的细枝末节和精心的生活态度。给大历史、大命运作底的是内生活，这一“底子”衬住了所有的残缺与崩坏，绵绵的不是长恨，而是“底子”代表的生命意志和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长恨歌》也因此终成一曲无恨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