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業資本主義」能有效解釋當下澳門嗎？記六月份「學人嗡馬交」講座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在早前文章，我們介紹了澳門大學傳播系教授Tim Simpson有關澳門博彩業的最新研究專書Betting on Macau: Casino Capitalism and China’s Consumer Revolution，檢視澳門博彩業如何在各種國家及國際力量的交織下得以崛起，並發展成今天的樣態。假若各位讀者有留意那串不短的英文書名，或會（再次）發現一個於澳門研究中「老是常出現」的學術概念：賭業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

在一年前的Podcast中，我們作者之一志輝曾介紹「賭業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政府獲得認受性的取徑，如何解釋澳門自回歸以來的政府與社會關係，以及社會抗議事件出現的成因。在概念提出十多年後的今天，澳門已經歷了劇烈的轉變。到底「賭業資本主義」是否仍能有效解釋當下的澳門？而又有甚麼新議題需要／能夠被解釋？

在剛過去的六月份「學人嗡馬交」講座中，我們正好邀請到首先提出以「賭業資本主義」概念解釋澳門的學者盧兆興教授，介紹該主義概念的背景，以及對澳門近年發展的觀察。

除了一種產業以外

我想首先提出一個或許相當反直覺的問題：各位讀者試想像一下，倘若澳門不是以「賭」作為經濟命脈的話，那麼不是「賭」的澳門，大概會長成甚麼樣子？

各位或許有不同的樂觀或悲觀假想，但不論是何種答案，我們或會意識到一個近乎「常識」的現實：博彩業與澳門的關係如此密切，使得我們難以把兩者分拆理解。

在思考「博彩業」對一地的影響時，我們難以忽略澳門的經驗；我們亦很難設想當澳門不是一個「博彩城市」之時，到底還有甚麼可行的替代經濟模式（漁村？）。

雖然博彩業與澳門總是如影隨形，但如果我們暫時把視角暫時抽離，來重新審視熟悉的經驗的話，或能發現「博彩業」其實只是澳門（政府）所「選擇」的一種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換言之，在平行宇宙中，澳門還可以存在著其餘無數的經濟形態。

正如澳門政府近年嘗試透過經濟多元化來減少依賴博彩業，博彩業在澳門，並非是一種「自然而然」（因此「只能這樣」）的經濟形式，而是決策、機遇及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但一旦博彩業成為了澳門所「選定」的經濟形態，產業本身的特性將會帶來某些制度性的後果。盧教授指出，澳門博彩業在過去十多年的發展，既帶來了機遇，而又有潛在的不確定性。

在二千年初賭業的對外開放以後，賭業資本主義為澳門創造了將近二十年的經濟繁榮及充份就業，以及相對的社會穩定，而此亦奠定了澳門政府透過實際的管治績效，作為其認受性的來源。僅是在二零二零年疫情爆發後，此種一直以來穩定且行之有效的模式才（再度）出現變化。

但賭業資本主義亦衍生了負面的影響，那便是擴大了階級間的收入差距，使得澳門的社會不平等逐漸浮面。

面對此種制度上的不利因素，特區政府提出了一個可謂「順理成章」的解方，那便是透過博彩業所產生的龐大政府收入，來推行廣泛性的社會福利主義（Social Welfarism），以各種福利措施來抵銷博彩經濟所帶來的不良後果，並於澳門扮演維持社會穩定的「安全閥」角色。

換言之，「賭業資本主義」除了是一種經濟形態以外，其衍生的重大影響亦深刻地形塑了特區政府的管治資源及策略，以及獲得認受性的來源。而更深刻的意涵，則是使得某種特定的管治模式更易被採用，以及當某種模式落實以後，難以轉向其餘替代政策選項的局面。

在賭場下的政府

如果「賭業資本主義」與「社會福利主義」共同構成了澳門政體的兩大特徵的話，那麼在這種「基調」下，澳門的政治結構為何？相對於其他行動者（例如資本家或市民社會），澳門政府又扮演著甚麼角色？

在講座中，盧教授舉出了澳門政治的一些基本特徵： 首先，對澳門政府可謂「不可或缺」且相當關鍵的持份者 ，便是「國家」／「中央政府」。對其而言，澳門政府的首要任務，便是維持一個相對廉潔及有效率的官僚體系，以及於經濟上著重福利及重分配的特色。簡言之，一種由上而下的，對於政府效率及社會穩定的期許，便成為了特區政府施政及決策的「常數」。

而在具體的情況中，特區政府相對於社會上其他行動者，則維持著一種相對自主的位置。例如，對於在相當時間內扮演社會運動主力的工人階級，特區政府以體制吸納的方式（例如以親建制的工會及利益團體來代表工人），以消解其組織的動員能力。

至於對可謂掌握澳門經濟命脈的博彩業資本，我們可以想像的是，博企在澳門經濟中的重要性，理應可以使其對政府決策有較大影響。但澳門政府的政策並未有完全向博彩資本傾斜，而仍然維持一定的自主性。

一方面，北京抱持著以下一種想法：如果政府與資本家「走得太近」，反倒會削弱澳門政府的認受性，因此，前者本來就鼓勵兩者維持「適當」距離。另一方面，澳門博彩業的「特殊性」（作為全中國唯一賭博合法化之地），亦使得政府相對於資本而言，更具備行動的空間（正如賭牌續期時，反而是博企需配合澳門的產業轉型）。

雖然特區政府具備了相對的自主性，而決策在一定程度上亦稱得上果斷（例如疫情初期的一系列措施），但在官僚體制的實體運作上（例如部門間的協作，以及危機管理），特區政府在過往的不同事件（如天鴿風災，以及疫情爆發期間），仍暴露出一定的弱點。

對當下澳門的啟示

在講座結尾，盧教授對澳門近期的發展及未來走向作出了一些觀察。其指出，港澳《國安法》的先後落實，便意味著澳門與香港的發展模式，在未來將會愈發相似，例如皆強調國家安全及良好管治（以減少潛在社會不穩）的元素。

除此以外，透過與鄰近區域行使共同管轄權，或是制度上的趨同，港澳兩地將會進一步與區域融合，或是融合到區域當中。但是，澳門政府的一系列「基礎能力」上的不足（例如規劃、估算、以及研究分析），或會反過來成為區域融合的障礙。

雖然澳門似乎正不斷變動，但有一項結構性因素，至少在短時間內，暫時未有變動的跡象：中央及澳門政府皆嘗試透過不同方式，減少澳門對於博彩業的過份依賴，但博彩業在澳門長期以來的「悠久傳統」，似乎令經濟多元化的道路仍然相當漫長。

在可見的將來，博彩業仍將持續影響著澳門政治及社會的不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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