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添足记（一）·儒林滚打观摩纲要

一、先从史笔说起

有诗云：

平生不修恶果，只爱会文攀扯

忽地戴好金绳，这里请来玉锁

噫！会试榜下捷报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又有诗云：

洪武皇帝真远谋，赚得腐儒竞白头

谁知腐鼠好滋味？打下鹓鶵一锅烩

这两首诗自是戏仿，正为兴起《儒林外史》一书讽刺之志。据说，它首先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讽刺文学"，意在揭露如此，抨击这般。这当然是常见的理解，说不上错，乃至过于正确。只是提请注意：吴敬梓自己首先是南京文人圈中人士。他所描摹的老儒、文人、名士、翰林的情状，首先都为这些人自己传抄阅览而一时风行。这些文人惊叹：“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刺痛他们的并不是讽喻，而是小说的史笔。所谓恶语不足伤人，真相才是快刀。我们既从后三十年文艺热与自由化的沉积层上长起，也不妨就先悬置起五四以来的“揭露抨击、讽刺批判"，自小说的本事观起。

二、《儒林外史》从何处着眼看？

《儒林外史》的独特，在于虽然它模仿话本小说，有章回，有敷陈，有下回分解，但却没有明人话本小说的聒噪。这就是故事说着说着，作者跳出来“看官"、“你道"，慷慨伸张惩恶劝善的大义，让人头晕目眩。《儒林外史》却把作者的存在感努力降到最低，直笔画出一场人间喜剧。正因如此，所谓的揭批讽击，其实都从读者自己眼底生长出来，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

所以讽刺谐谑也分层次。最常见的一种，就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假道学，但我却是真道学的自信。这好比是两儒相争，进行道德高地攀岩竞赛。这样，一个就非把另一个踹下去不可。《儒林外史》的汇评中有两条说：

“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以后千变万化，无非从此四字现出地狱变相。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现今大多评论《儒林外史》的，也就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说作者如何肯定谁、否定谁，由此抒发了怎样的淡泊名利的情怀，蔑视世俗的态度等等。但这样一来，就是把世情讽刺小说等同于道德教化小说了。结果只可能有两个：要么，就像唐代的“终南隐士"，以归隐而求晋身捷径，为了走直线而走曲线。这可以说深谙朴素辩证法的妙处：通过批判富贵而求功名，通过批判世俗的功名而求得高雅的功名，宣示自己虽然也是文人，但毕竟同腐儒与众不同。讽刺在这里只成为博名争利的诡计；要么，就是树立起一个远如三代之治的纯洁真儒学。拒绝功名富贵，回归修身养德，就可以复命归根。读者就教化了，文人就有行了，天下就大治了。这当然也是一种滑稽的幻想，一种厚古薄今塑造黄金时代的久远传统。讽刺眼前，是为了逃入过去的黄金世界。既然有处可逃，老儒就可以安慰自己，说毕竟没有烂透，只要真儒学发动攻势，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

不管是嫉俗的隐士，还是复古的老儒，他们学会讽刺的结果就是隐戳戳地给自己抬旗。讽刺的本来作用是使真实的东西自行显现出来，现在却是虚伪的道德争相涌现出来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把自己首先排除出讽刺的对象之外了。而阅读这部小说的有益姿态，是把自己当做局内之人，也历经一番范进服丧时惶恐地推脱银筷牙著，却又利落地吃起大虾元子的纠结滚打：我是他吗？我不是他吗？这样做好吗？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吗？对的，哦不对，哎呀不对不对，哦对的对的，哦不对不对……这样一来，才有可能深究到吴敬梓书写的最幽微之处：这里没有惩恶劝善，也找不见道德高地，克己复礼更是白日做梦。吴敬梓的确在小说中段的“泰伯礼"中暗示了一个理想世界，但他又很快和它拉开了距离。因为他深知无论是真礼还是假礼，最后的没有出路都是一般。

三、儒林从礼字着眼看

商伟在他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中以十分简洁的两个范畴概括了《儒林外史》全书真正的逻辑。第一个范畴是“二元礼"，即儒人以言述行使礼仪，又以“行礼如仪"来“超凡入圣"的基本行动法则。如同商伟所说：

它在俗世中确认神圣，因此既是道德的，也是功利的；是象征性的，同时又是工具性的……这样一个“神圣的"、“自然的"规范秩序，同时也形成了政治关系和现存秩序的基础，它的运作与社会交换、协商及权力操纵紧密相连……它同时也参与到社会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分配过程中。

这话看来十分学院，又相当抽象。但略举两例就可明了。第一例是严贡生与张乡绅相会叙礼。席间寒暄，文雅之至。严贡生旁敲“我老师和县太爷是极好的相与，他真是我们一县之福"，张乡绅侧击“我叔叔在这里还做出些善政吗？真好真好"；严贡生说：“您叔叔刚一上任，就叫小弟过去饮茶，好像几十年的故交"，张乡绅吹捧：“您为人有品，声望又高，我叔叔自然时时请教"。说到最后，在吹捧和自我吹捧的叠增中间，严贡生抵达了肉麻的顶峰：“实不相瞒，小弟为人率真，乡里从不占人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可小厮这时就闯进来，打破了两嘴间周礼推挪的美妙：“老爷，早上您关起来的那口猪有人来要，他说那猪是他的。"严贡生于是立刻裸露出市井本色：“他要猪，拿钱来！"在口舌构建起的礼仪世界中，严贡生是一个凭借不占便宜的德行交换了父母官厚爱的高士，但随着被一头猪的实在界入侵，和“他要猪，拿钱来！"的咒语，不光是高士的形象，就连这个礼仪世界本身也滑稽地随之破灭了。

第二例是范进因母亲丧事大办，差出不少银子，商量着与张静斋去高要县他们做官的老师和叔叔那里打秋风。范进作为中举不久的半辈子老实腐儒，担忧着“这合乎周礼吗？"张静斋用《公羊传》的大义来劝服他：“礼有经，亦有权。"简直是全书最儒的地方。因为《公羊传》的经权大义，是用大夫祭仲立庶子救国的故事来加以说明的：立庶子为君当然不合乎常经，可立庶子是为了救国，这就成了权变，虽反经而合于道也。经义光耀于伟人行迹之中，但落到人间的儒林，一下子又露出了厚重历史底蕴之下的滑稽色彩，这就是范进对经权大义的透彻理解。要守常经，所以丧礼要孝顺地大办。可是大办要银子，所以要通权变；守丧丁忧不能举银镶杯筷，却可以用竹筷嗯造大虾元子。一口燕窝碗，叫汤知县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在礼的世界之中，大夫们用言辞交换着政治关系，用礼仪操弄着世俗匹夫。用经义控制社会，用权变分配资源。商伟这样总结道：

儒家的礼仪成了名利角逐的合法的、因此也是最为便利有效的工具。在坚持儒家伦理道德的名义下，文人没完没了地搬演着儒家家礼以及其他仪式，但着最终不过是为了确保他们在权力和财富的争夺中稳操胜券。

于是，礼的二元性实际上成为了一切虚伪巧诈的基础。正如没有经义就没有权变，就没有“反经而合道"的奇异辩证一样，礼的真诚正是行礼的虚伪的条件。如果没有礼在文献和言辞之中的伟光正，行礼如仪的骗术是不会如此便利地得逞的。这也就是吴敬梓通过揭示“二元礼"而构造的“苦行礼"的来源：他希望让礼退出世俗的政治世界来复归于它的神圣本性。他还希望将自我牺牲添加为礼的新的本质，消除礼尚往来的获利属性。但是，这种将礼仪的逻辑推到极致的结果，就是它的极端不能行。不但是在绝大多数个人“克己复礼"的意义上不能行，更是因为它完全不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问题解决方案，因为所有能行苦行之礼的真儒（如果真的存在的话）都会迅速地被边缘化和自我边缘化，从而失去对礼制的实际影响力。到头来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由于隐约意识到了这个矛盾，吴敬梓最终和自己暗示的理想世界也保持了距离。跟随吴敬梓一路走到最后，读者只能以一副啼笑皆非的面孔，面对礼所影影绰绰地闪烁出的空无。他用《春秋》述而不作的历史神学抽空了礼，但这个空囊只能为礼制消亡以后时代的人们所戳破。

四、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二元礼和苦行礼的逻辑，合力排除了利用这部小说实施道德教化（“净化"）的崇高理想。但它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切同等无意义的虚无，而是这样的一种活力：

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Hic　Rhodus，hic　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从儒林的滚打沉浮窥见礼仪的本相，也就是强迫自己从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立足处重新构建自己的道德和自己的价值。这就是彻底祛除一切虚伪的自我教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哂笑别人以前，要先讽刺自己。但是不要在讽刺开始之后惊喜地发现：太好了，我既不是范进，又不是严贡生，又不是匡超人，还不是……。这一连串的否定性，最后依旧旁敲侧击出一圈虚伪乖诈的形状。

不过，并不是说自我教化就此是这部小说最为崇高之目的。哪怕只是这样一想，它也一跃而入最鄙陋的白日做梦。就如话本小说的看官你道远远不如《儒林外史》的人间喜剧一样，如果满脑子想着来整备、提升和转化自己，那也就随即淹没在经义的烟海之中，只不过是为形式较为新奇的腐儒所捕获而已。所以本篇虽然也不免讲了一大通经义，但此后的文章就不再这样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