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自发性（一）：革命集体心态与历史的筛法，或论自发性的契机

一、筛法、集体记忆与大恐慌

有一种古老的淘金方法，是把金沙涂在一块像搓衣板那样有折有齿的木板上，将它置于较平稳的水流中，让水的力量把金与泥沙琐屑分开。历史的洪流在许多时候，似乎也有着这古老筛法的力量，叫起初混沌不清的诸众，在一个又一个事件的冲击中逐渐分化开来。然而，淘金筛法的有效性并不在于金对泥沙的价值差距，而只是金对泥沙的密度差异。对历史洪流本身来说，各阶级或各集团是无所谓善恶好坏的，它只是叫这些原本绞在一团的人产生对内对外的分化。政治性不会从惰性的分化中产生出来，有心有能之人将为此制造出若干架认识装置，通过这些装置的向外透视与向外折射，模糊地带将逐渐在认识上被消灭，并且最终收缩为一条清晰的边界。不过，虽然不能预先在价值上定位分化的各群体，却可以从形态上依据组织程度的不同把它们大致区分开来。

法国大革命史学家索布尔（Albert Soboul）在他的报告《群体暴力与社会关系——革命群众（1789—1795年）》中，据其师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对革命群众心态学的研究，区分了“革命群众"的两种不同的形态，即聚合体和集体。所谓聚合体，是说自发却不自觉的人群的聚集。例如在公园散步游戏的人们，从各个乡村赶到县镇参加集市的农民，在店铺前面排队的家庭主妇等等。在聚合体的情况下，人群即或有偶然的或常规的聚集，以至于他们都有着同一个相同的目的（采购生活资料或交换货物），但这种聚集却不是政治性的。因为他们在活动时并不把自己和他人视作一个共同体的一员，他们只是某一群体的自在之人。

但即便如此，聚合体的聚集仍然有潜在的风险。索布尔说道：

这种聚合体中潜在着某种被压抑的群体意识，只需外部发生事件就能使之变为明确的觉悟，从而使每个人产生团结一致的感情。一种强烈感情和一种剧烈心理刺激突然唤醒群体意识，从而把聚合体变为革命集体并准备付诸行动。

……

革命心态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时只需发生一桩外部事件，如征收什一税官吏的到来，有人宣告强盗来了，市场上买卖双方的口角或排队的妇女之间发生的争吵，聚合体就立即会变成革命的集体，或是为了进攻，或是为了自卫。

诚然，这样的聚合体已经不是简单的为日常生活的需求而聚集起来的普通群众，而是因各方面的社会压力而已经构成了一定的，虽然模糊却确实存在的集体心态的“半自觉的聚合体"。否则，偶然发生的一两桩外部事件，并不必然就直接将聚合体激发为能一致行动的集体。例如，在校学生的偶然死亡既可能引发全校学生家长的大规模集会，也可能会只有自家的父母在校门前哭诉。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应当是规模性的恐慌或不满的积累。例如，在胡鑫宇死亡事件中，摘取器官的流言作为一种潜在的信念，因胡鑫宇的离奇失踪而被激活为一种解释性的知识。在成都四十九中坠楼事件中，对此前诸多政府通报积攒下来的不满，通过成华区教育局的又一份形制相似的通报，成为了激活此前形成的中短期记忆的致命一招。在这两个例子中，偶然事件的刺激将半自觉的聚合体激活为有“政治风险"的集体，但在此之前应该看到一般聚合体是怎样逐渐成为半自觉聚合体的：

它建立在民间传统的基础上：对过去斗争的回忆，通过闲谈、晚间聊天世代流传，并通过歌曲、演说以至印刷品广为传播。当然，人民大众不可能接触到书刊（对历书、歌曲集和图片应予以重视）。但是在城乡资产阶级范围内，书刊的影响很大。普及和推广便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

集体心态以集体记忆为基础，而集体记忆应当被视作一种地方性的共同体内部知识。这种知识不合于科学的标准，却是人们能够自如地活动于生活世界的中介，它还经常包含着科学的话语（例如便利店病毒学博士在放开后对新毒株变种危害性的渲染）。它以闲谈的方式流传，以流言的形式存在，以歌曲、小册子、小报（还有它们的“多媒体结合"：短视频）为传播的载体。在这里存在着最初的社会群体分化，这个分化运动以阶级为中心，以城乡为大致的分隔：乡镇的民众通过短视频、隶属于本地传统的隐秘知识和邻里家族的口耳相传，城市的民众通过文字性的书面材料和工作场所的关系网络（对本地市民而言，他们也掌握某种“本地文化知识"）。而县域的民众则兼而有之。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追溯到整个社会结构上。例如，摘取器官的流言，最晚在义和团运动时就已经成型，即“传教士挖小儿眼珠炼银子"的传说。到建国以后，还有毛人水怪割男性睾丸送去苏联造原子弹的故事流传。这些流言的散布和它们产生实效的时间段，往往表现出社会压力增大，焦虑氛围日渐浓厚的特点。无论是义和团运动时对洋教深入农村的不安，还是建国初期的社会动荡，都能说明这一点。勒菲弗尔也同样探讨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大恐慌：

7月13日至14日夜里2点，有人宣布有1.5万人进驻圣安托万的福堡。14日清晨，恐慌接连爆发：7点，王家德意志禁军据说在王座周围设置路障，不久又谣传，王家德意志禁军和王家轻骑兵屠杀了郊区的民众。然后，驻扎在圣但尼的军队向拉沙佩勒进军。据传，在8点、10点、11点，有人看见轻骑兵和龙骑兵在圣安托万的福堡出没。14日到15日的夜间也发生了类似的骚动。《半月纪事报》记载：“谣传孔代亲王今晚准备攻入巴黎，计划屠杀4万人，或许10万人。”《巴黎年鉴》记载，午夜到一点之间，“轻骑兵，无疑只是在执行哨望任务，挺进到了街垒之前，引起了最大的恐慌。惊慌失措的群众十多次冲到市政厅前，警告当局袭击即将发生”。在圣雅克（Saint-Jacques）大街，阿迪目睹有五六百名法兰西卫队急行军赶来击退所谓的袭击。15日上午11点，选举人会议再度陷入恐慌，因为巴黎某区派出探听消息的马车夫匆匆赶来宣布，他在圣但尼看到军队在准备发动进攻。——《1789年大恐慌》，第二篇第一章：巴黎和阴谋论

勒菲弗尔非常准确地将社会的恐慌气氛归结为当时农村的饥荒与城市的失业造成的共同作用，即大量被社会网络排除在外的失业者的产生，和在这些失业者的面容上呈现出的“外来盗匪"形象。生活成本的高涨，一方面制造出大量城市中的无业“游荡者"，另一方面也使得那些有产有业者产生激愤。当后者面临近在眼前的生存危机时，保卫现有生活的，识别和排斥共同体外部成员的情绪就会随着焦虑水涨船高：

乞丐、流浪汉、骚乱分子，到处都被指责为“盗匪”。庄稼收获季节，不安和焦虑时时刻刻都在酝酿。收获季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时期，地方性的警报因此激增。——同上，结语

这就是所谓“革命前的集体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两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许多相同的地方警报的周期性出现，都会不断塑造并强化“隐藏在黑暗中的敌人"及其“不可告人之阴谋"的公众印象。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这表现为“失业献忠"形象由于无差别杀人案在公众印象中的激增而导致的广泛传布、发生在各社交平台上的“五十万过家家"、还有伴随着少子化与老龄化日益严重和生育负担水涨船高而产生的大批精神高度紧张的家长，等等。

二、自发集体与自觉集体

以上所谈论的，只是所有可能的自发性中范围最广、出现速度最快、持续时间也最短的一种。这种自发性是像闪电一样划过夜空的偶然性，而它又经常被师承勒庞的小文人描述为“乌合之众"。讽刺的是，勒菲弗尔与索布尔对革命集体心态的研究，在问题式上虽承袭勒庞，但其目的却是从中发现革命的契机。契机大致分为两类：首先，这些偶然的霹雳能否将旧秩序炸开一个活动的缺口？其次，从这些半自觉的聚合体中能诞生出更高组织度的集体吗？应该强调的是：并不是突发事件对秩序造成了破坏，而是突发事件本身是已经走向崩坏的秩序的薄弱之处被社会压力冲破的结果。并不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是“哪里有反抗的空间，哪里就有反抗"。这样一来，问题就不是怎样借机冲击秩序的薄弱环节（因为凭借单个人或团体的力量是不能“制造"事件的，他们只能任由事件“发生"），而是怎样在这个薄弱环节所展现的空间加以维系和扩张。也就是说，把昙花一现的偶然的缺口，趁机做成一个稳固的社会事实。索布尔因此定义了两种不同的集体：即自发集体与自觉集体。

自发集体是从半自觉聚合体直接演变而来的。它的契机是：

在采取一些纯粹的否定行动后，如谴责法制、破坏传统首领的权威、摧毁现有秩序等，集体很快就自发地建立一套机构。在行动过程中，领导人物会突然显露并树立起权威。为了协调运动，新机构的框架也会逐渐确立。

乍一看，自发集体像是为蓄意取代旧秩序和旧权威而产生出的一套新的系统机构，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只能“发生"而无法“制造"的突发事件，是秩序崩坏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自发集体所构建的新秩序，与其说是取代旧秩序，不如说是被迫填补由于旧秩序衰退而留下的真空。旧秩序尽管依然存在，甚至还想重新宣示它的普遍性，但它不是失去了维持自己的客观条件，就是完全不能满足甚至也不能把握住群众的新的普遍要求。在法国革命中，市场群众的自发集体迫使市政府实施全面的物价管理，或是干脆指定一个新的权威机构；农民则要求把自己武装起来以对付随时可能袭击村庄的“盗匪"；在文革中，地方上的造反派在政治挂帅的旗帜下，通过尝试夺权党委来实现提高工作待遇的要求，等等。在自发集体的规模性诞生浪潮中，自觉集体才可能获得其伸展的空间。索布尔认为：

“自觉集体”是事先秘密组织好的。它利用自发革命行动建立的机构框架、如国民自卫军营队和1790年5月为取代县而建立起来的区。1792和1793两年的起义就是这样准备的。1792年8月10日推翻王位的斗争是由起义市府组织的。同年5月31日至6月2日消灭国民公会吉伦特派的行动是由主教府委员会组织的。

“利用"一词指出了自觉集体与自发集体之间的暧昧关系：自觉集体当然有可能从自发集体的大帐篷下直接地产生出来，譬如那些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领袖开始常态化地掌握议决事项的权力，或是历史的筛法让自发集体进一步产生内部的分化，由此诞生出的群体内部的小团体等等。但是，自觉集体也完全可能先于大规模的群众自发运动而产生，并在运动的浪潮中凭借它的组织度和一套完整的纲领对群众自发运动本身加以“夺权"（引导、规训或基于此两者的领导）。法国国民议会中先后掌权的各派，对巴黎市民，尤其是无套裤汉就是这样的关系。

三、历史洪流中的自发性与自觉性

列宁在《怎么办？》中把自觉集体与自发集体的关系拟定为一种自觉的组织策略：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怎么办？》，第二章：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然而，这种说法只适用于以下的情况：即系统的知识或制定纲领的能力仅仅为少数知识分子所掌握，而大多数的群众，由于“缺乏教养"而不能在暴风骤雨的短暂运动中很快地形成一套完整的纲领，进而凭借它，一架认识装置，来迅速而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但我们知道，意识只不过是人对它周围环境的关系，而自我意识只不过是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如果群众本身已经受过长期的教养，或者至少能凭借先前的集体记忆（通过叙述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故事化的历史）自己去认识这种关系，那么，事实上就不需要知识分子活动家们去代表他们抢占这个认识的阵地。即便群众“缺乏教养"，他们的革命需要也是清晰的，至少不是任人塑造的，而是有着自己的一定的方向性，并在根本上被历史事件而不是单纯的宣传鼓动所决定。实际上，列宁写作《怎么办？》的动机虽然是要求社会民主党对群众运动进行“（领导权）夺权"，但这种写作动机产生的现实原因，却正是这些处在群众运动之外的自觉集体的“自觉性"远远未能跟上群众激进的“自发性"：

俄国群众的自发高潮来得这样迅速（并且继续在迅速地发展）……群众的高潮在连续不断地、前后相承地增长和扩大起来……但是革命家无论在自己的“理论”或自己的活动中，都落后于这个高潮，没有建立起一种连续不断的、前后相承的、能够领导全部运动的组织。

这意味着，自觉集体（“党"）在关键的历史时刻能够取得力量，即表现为它在那一阶段“领导"了群众运动，其原因只是党能够及时地在这些时刻对群众的模糊的知性通过认识装置加以命名，并由此使之成为清晰的自我意识。有些时候，能够制造出合适的认识装置的，只是这些知识分子活动家中的少数甚至一个。更多时候则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自发性持续地存在，自觉性却无端地缺席了。例如，在列宁刚刚发表《四月提纲》的时候，即便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以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为首的领导人也仍然支持“两阶段论"，进而支持二月革命时产生的临时政府。《真理报》的编委会向读者声明，《四月提纲》只是列宁同志的个人观点，因为它“源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并且指望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尼尔·哈丁（Neil Harding）总结说：

面对公众情绪、面对其他政党令人反感的领导人、甚至是面对几乎是其全部同志的敌视和极度不信任，他都毫不妥协。列宁在自己的党内几乎没有得到一位著名领导人的支持……根据克鲁普斯卡娅一个朋友的回忆录，甚至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也得出结论说：“恐怕看起来列宁似乎是发疯了。"……反对列宁的不只是他自己政党的领导人，孟什维克、社会党的革命者、苏维埃的领导人、工人群众，尤其是士兵也反对列宁。——《列宁主义》，第四章：俄国革命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自觉集体对自发集体及其运动的“夺权"，并不意味着自觉集体要为迎合一时一地的“主流情绪"而精心设计一个机会主义的政纲。列宁在当时所遭遇的普遍反对，以及后来颠覆性的普遍支持，就表明对革命心态的长期趋势而不是某个瞬间或时间段的掌握才是获得领导权的关键。而这种掌握则要求自觉集体中的成员有能力和勇气对事件的发展和历史的方向作出判断。列宁获得支持的关键在于他基于对俄国政治与军事必然出现大崩溃的未来形势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又以俄国阶级和政治分化的形势为基础。从中所产生的最有力地扭转了革命心态趋势的，首先是坚决退出战争的号召，其次是土地革命的纲领，最后是对临时政府必将背叛革命的判断。而从四月到十月期间发生的诸多事件，将偶然性串联为一个不断印证着列宁判断的必然性序列：

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关键问题上，每月都有更加深入的整局来证明布尔什维克的论点，即临时政府决心使战争获得胜利。……很明显，苏维埃要求在没有兼并或赔偿的公正和平基础结束战争的立场遭到政府无理的忽视。……开始席卷全国（和军队）的反战情绪处处都受到政府的强烈抵制，甚至在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在五月成为战争部长后仍是如此。

六月中旬，政府决定在加利西亚发动一场巨大攻势，续三个星期表示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到了七月第一个星期结束时，俄国军队却在混乱中退却。此时在政府中处于突出地位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不可避免地遭受耻辱。只有布尔什维克叫喊着要立即结束战争……不论布尔什维克对于战争的看法是如何含糊不清，不论作为其基石的国际局势是何等的不可预测，但是在民众的心里，布尔什维克作为唯一激进反战的政党日益赢得信任，这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

……

政治原则与当地的和个人的利益在这里极其巧合地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与“一切土地交给农民"的口号紧密联系起来。当所有其他党派徒劳无益地加以反对时，再一次只有布尔什维克把这些口号作为自己的口号。

……

加速提升布尔什维克党威望和组织力量的，正是八月底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它超越任何单一事件。同样地，叛乱的耻辱性失败也表明右翼反革命力量已经变得何等薄弱。……布尔什维克是科尔尼洛夫事件的受益者。人人都知道临时政府软弱无力。更糟糕的是，广泛谣传（并非没有根据的）科尔尼洛夫的行动如果没有获得许可，也至少是告知了任命他的总理克伦斯基。另一面，该事件表明，苏维埃中央是革命果实的唯一真正保护者和唯一能够鼓舞、动员群众的机构。

……

到九月初，很显然临时政府的气数已尽。布尔什维克已经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苏维埃中成为多数派。在至关重要的、深受国民敬重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托洛茨基已经取代温和孟什维克齐泽赫成为主席。——《列宁主义》，第四章：俄国革命

他不可能预见是科尔尼洛夫实施了叛乱，但他相信临时政府总会以某种方式背叛革命。他也不可能预见政府会在加利西亚发动攻势并在三周后退却，但他相信俄国已不可能从战争中取胜，但临时政府必然坚持这一点。总之，列宁不可能把从四月到十月这期间发生的各种事件，哪怕只是两三件标志性的大事预言清楚，他所相信的只是：根据阶级分析与唯物论，历史的发展将会把苏维埃和工农群众推向布尔什维克，而这些在提出时不合时宜的纲领将会逐渐取得苏维埃和工兵群众的信任。因为历史，在其内容上各自殊异，在其结构上却会发生反复。如同一场交响乐表演中的演奏者与指挥家的关系：我们知道，在表演中，既不是演奏者跟随指挥家，也不是指挥家跟随演奏者，而是演奏者根据乐谱演奏乐器，而指挥家根据他对乐谱的理解来构造出演奏的整体风格与各个演奏者的恰当合作方式等等。政治于是就不是雕刻大理石雕塑的“制造"技艺，而是跳舞、吹笛子这样的“表演"艺术。

托洛茨基在正反两个方面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当托洛茨基以其出众的口才巧妙地在彼得格勒进行鼓动和宣传，令驻军公开表明只服从苏维埃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而成为“武装的先知"时，从历史的筛法的角度来看，这只是无产阶级将托洛茨基认定为布尔什维克精神的代表和发言人，并在列宁所提出和广泛散布的明确的纲领的基础上决定授予托洛茨基权威的过程。当然，如果没有托洛茨基在关键时刻选择支持列宁并及时地鼓动群众，这种权威授予是不会发生的。可是，如果不是托洛茨基根据革命群众的现实状况，把起义的策略从“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单独起义"调整为“保卫苏维埃"，那么这种权威授予也是不会发生的。而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毕竟，得不到有效组织的群众运动虽然必将消散，但它在消散以前必然首先要抛弃掉那些无法和运动的洪流同频共振的领导者们。无套裤汉的政治影响力尽管被热月政变所彻底消灭，但在那之前，它就已经先后抛弃了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

而托洛茨基在1923年以后逐渐成为“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时，就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然而现在与1917年已经完全不同：对于在社会生产中走向支配地位的布尔什维克来说，取消他们的这些权力是不能接受的；对于被内战所伤害的工人群众来说，没有组织力量的他们无法主动传达集体意志。尽管后来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那些政策当然容不下“继承十月革命精神的托洛茨基主义”，但在工人群众的组织基础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它们实际上都沦为权力者内部的不同方向之争。在被苏联驱逐之前，托洛茨基仍然能够像1917年那样对工人群众直接讲话，他的讲话仍旧像1917年那样气势磅礴、文采飞扬，但是那时的讲话之所以能够被听进去，是因为它契合了掌握了实权的工人组织的集体意志，而它现在不存在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先知”托洛茨基指挥红军战胜白军之时，也就是他解除武装之时。此后几年的政治斗争只是他流亡的前奏而已。他的口才、理论才能和军事才能一旦没有了群众力量的武装，那就再也无法焕发它们曾有过的光芒。——郑孜研《托洛茨基逝世八十年｜在“魔鬼学”与“神学”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