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一家自由定价8年的餐厅实验 | 饮食行动 002
以下为视频原文
介绍了非常多国际的、目标宏大的行动,今天我们把视野拉近,介绍一个来自香港的、更有生活气息的饮食行动。
大家好,这里是行动行动,我是乌鸦。在局域网里,你的互动和转发,也许就能形成突破封锁的行动。
说是饮食行动,但饮食只是一个很小的切口,请抱有耐心往下听。时间回到2011年,那场著名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展,主要表达对社会中财富和政治权力集中的反对,以及对大公司和金融机构的不满。这场在纽约持续了59天的露天社会运动虽然最终烟消云散,但其影响力却波及全球。香港的一些年轻人因此次机会在2011年汇丰银行楼底相遇,虽然他们的主张各不相同,也没能说服彼此,但其中一些人希望以此为契机聚集在一起做一些什么。
今天介绍的行动就来自这批香港当时还年轻的人们,大多为80 90后生人,社会身份五花八门,大学生、快递员、开洗衣店的、玩音乐的、搞设计的。
作为全球生活成本排名前三的城市,香港大财团扩张,房价上涨,消费飙升,尤其是老饭馆关门、食材上涨,令消费者无奈食饭贵,这些年轻人也必然受到过冲击。2013年5月,他们路过油麻地街角一个小铺位,觉得如果能把它变成一家香港版本的深夜食堂就好了。油麻地是香港九龙半岛一个商业、文化和居住资源都比较多的区域,所以很快一个月后,他们的生意就开始了。因为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枯燥,香港在各种财阀、政治的挤压下很无趣,索性给店铺取名So boring,香港音译名叫苏波荣。
这是一个只有10平米的小店,食客在室外就餐,桌子摆放在宽阔的人行道两侧,街边的树木和通往天桥的台阶形成一个缓冲区,与交通隔离开来。他们以合作社的形式经营着,因为是“深夜食堂”,许多人也有工作,于是他们将开店时间定为晚九朝四,下班后来这里经营苏波荣。但很快就因为早晚两份工作的疲惫,最初的六人团队只剩下了两人,而香港这样一个高租金、高消费的地方,大概在第三个月就入不敷出,进退两难。
为了让店面不死,首先他们找到了也在油麻地的邻居,德昌里2号3号铺,这是一个社区中心,名字就是他的实际地址。他们加入后只卖素食,两个月后,德昌里的其中一位成员提议,不如尝试「自由定价」,直接针对香港当时餐饮过于昂贵“没有选择”困境。这个尝试是颠覆性的一步,它成了小店跟客人打开话匣子的方式,买卖关系,翻转为了社区连接。这可能不是一步有意识的大棋,而无意之举,却让从苏波荣从一家深夜食堂变成了社区行动。
自由定价指的不是经营者随意定价的自由,而是消费者。餐厅只有餐牌而没有售价,食客可自由根据自己的能力来选择支付的金额,高兴了就多给点儿,没钱也无需介意。也没有收银,吃完后会得到一个信封,你只需要把钱放入信封,然后放进一个专门收钱的带盖小水桶即可,不会有人知道你究竟付了多少,也就没有对食客的道德压力。这个方法,也让习惯在商业里生活的消费者,重新思考消费的意义,劳动的价值。
而为了进一步减轻经济压力和工作负荷,他们又找来了也在附近的在地艺术团体“活化厅”。这样,三大股东轮流经营,分担房租,一家负责2-3天。所以很有可能周一周三你只能吃到素食,二四是日料,而周末有可能是什么的甜点,或索性开盲盒。虽然是三家共同经营,但自由定价的模式却贯穿始终。有时,可能路过个无家可归者吃了口免费饭菜,也有一家三口用餐赞赏理念的,给个200,上下补齐,也差不多是一天的开销。当然也有那种嘴上说不好吃,结果吃了一桌的人,给得却很少,也会因此发生些争执。开得时间久了,邻里街坊也大概明白这些人在干什么,有时候会把用不着的东西给他们送来,所以苏波荣餐厅所有的椅子桌子都不一样,都是附近捡来,或街坊捐的。邻居们也会送一些自家吃不完买多的菜,给他们使用。工作人员的报酬支付也趋向共产主义,先把当月盈余计一个平均数,让各人知道自己最多可以拿多少钱,经济较宽裕的可以选择少拿一点,有需要的人等到所有人都拿了钱后,再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可以支取。
在香港这么个高消费的地方,苏波荣的出现给了许多年轻人们落脚的阵地。但梦想掩盖不了现实的窘境。翻看苏波荣的财务表,每月减去成本,账面一目了然,合作者一共十二三人,每人拿到的口粮绝对不够支撑生活,有时甚至还要倒贴钱。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都是靠爱发电。2015年伊始,自由定价实行半年后,店铺有了新业主,虽然愿意继续续约给苏波荣,但各种资金加一起五万多的支付,依然让苏波荣无法承担得起,他们转而发起了众筹。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说他们。在那些年,众筹依旧是很好的项目启动方式,传播带来的瞬时效应自然是显著的,短短两个星期就有一万人参与,小食堂也变成了大排档。
可慢慢,苏波荣和活化厅团队因为经营问题还是退出了,最终交给了德昌里全盘经营。2017年苏波荣离开原址,搬到了德昌里的二楼。2020年中旬,经营了8年的苏波荣最终关闭。这家近似于乌托邦的组织,在过去多年香港的巨变中承担了怎样的使命,只有和他们有过接触的人们自己知道。他们在网上留存下来的信息并不多,我能找到的大部分信息也只有文字和图片。
不过2021年6月,苏波荣原来的团队人马重新集结,宣布以黑窗里(Black Window)的名字重开,并再次发起众筹。黑窗里的名字来源其实比苏波荣更早,是德昌里2号3号铺曾经二楼的info shop名字,info shop指的是提供反建制、反资本主义的独立书店或社区空间,这些场所通常是由左翼团体或个人经营,也会组织研讨会和各种社会活动。国外的infoshop很多是占领空置房屋,也就没有租金。
黑窗里还是个餐厅为主的空间,也是希望用食物為媒界,讓人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的事。它一共两层,楼下是个素食店,没有采取苏波荣当时的激进自由定价策略,而是部分自由,每天都有一款可以自由定价的管饱主食,其余则是明码标价;楼上则依旧是个info shop,提供左翼内容。比起德昌里和蘇波榮,黑窗里似乎更「大众化」,除了开通Instagram页面外,也会邀请更广泛的文化活动来驻地演出。
从苏波荣到黑窗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实践行动的样态,它并不一定要像我们之前介绍的行动那样,高举大旗,操弄复杂的符号,或者宏大国际叙事,而是扎根于社区,以在生活里持续经营的方式,影响或反对着现有的社会运作。
当时有一个阶段,苏波荣的食物虽然受到普遍好评,但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做饭经验的。他们的运营理念中有一个概念叫“倾”,我不确定是不是粤语,但大概是在说不断寻求帮助,比如苏波荣成员不会冲奶茶,跟业主倾,学做奶茶;房租交不出,跟业主倾,改分期方式交付。同时,苏波荣的分工也不明确,不仅是店员,来的食客也时常帮忙打个下手,相互帮衬之间完成了店铺打理。因为苏波荣工作人员白天都要工作或学业,最晚只能经营到凌晨两点,但他们也会把凳子留在店前,给深夜有需要的人使用。可以看到,苏波荣表面上只是改变了定价模式,但由此构建起一个小社区。社区这个概念在2014年后成了一种潮流,香港和大陆地区都有实践团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运行社区。香港的一些主流媒体也开辟了社区版面。某种程度上确实是针对大规模城市发展后的抵抗或制衡形式。
说到社区,不得不提一下苏波荣当时合作的两个组织,活化厅和德昌里,也是建立在地社区。活化厅是2009年开始在油麻地区域活跃的艺术团体,期望以持续性的对话建立艺术和社区的平台,当时由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了4年,2013年撤资,几度争取谈判未果,随后活化厅坚持了两年自己运营,15年被迫离开油麻地。而德昌里2号3号铺的老板,本身应该有商业业务,但同时经营这家社区中心,包含了咖啡馆、二手店、书店、文化空间等作用,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位,也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挣脱以积累资本为目的的经营,后来的很多年苏波荣也主要由他们管理。
在这三个组织以及后来的黑窗里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前人实践的影子。无论是早年的嬉皮士运动,还是社群主义、情景主义,甚至是艺术中的关系美学理论,多多少少在他们的实践和话语中被提及。黑窗里在许多场合都引用了情境主义的话:“要创造的是“我们”,而不是劳役我们的东西。”在一篇文章里,有人介绍黑窗里说:“自由定价其实有一种反经济的面向,他们否定将人的价值跟其劳动价值捆绑在一起,其实是一种情感需要。”我觉得这些理解也完全适用于苏波荣。
这样的行动,确实有非常令人称颂的部分。而苏波荣多次辗转的案例,也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在苏波荣那里,激进的自由定价是对商业竞争强悍的香港彻底的反叛,如此行事八年,我相信对周遭世界的影响是深刻的,但困境也非常明显,工作人员吃不饱、时常艰难运营。但到了黑窗里,每天一款自由定价主食到底是在开展社会行动,还是只剩下形式,我无法从有限的网络信息里得到判断。黑窗里的众筹文案是这么写的:苏波荣在人们口耳相传混出个名堂,但某个议员想把这群人逐出街区,与其继续应付不同部门无日无之的骚扰,我们将会转乖模式成为正规餐厅,省下的时间心力,希望投放去生产更多意义。当然完全可以理解,定价策略的调整有多重因素,但我有点疑问,这种不够彻底的行动方式,很容易被强悍的市场吸纳,转译为营销策略,再次被抛入市场经济竞争中去。据说许多食客也仅仅把他们当作餐厅来对待,在社交媒体上对菜品打分,没有留意二楼的info shop。
另外在一篇文章中,某位苏波荣的成员说:“香港社运好多是发出声明、搞行动去推动改变,很少有经济生产。”在他眼中,实际的经济活动会成为骨干支撑着社运的发展。这个问题其实在大陆也是一样的,一个项目的经济运营的持久,和它的社会实践主张之间的矛盾总是最突出的。前面提到的在地艺术团体活化厅最终的停止也有资金的因素。
我会认为今天的环境下,如果想做一个独立的带有社会性质的项目,根本不必要指望它的自身经济运转能力。项目的创造者必须有在其他领域获得经济的能力,或者找到其他外部输血的方式,持续反哺一个只烧钱不挣钱的事业未尝不是一种持久,它对发起者的要求必然是高的,要对两份工作负责。但与其让一件原本好意的社会行动在各种裹挟下变味,不如彻底放开了按照原本的意图干扰世界。
除了现实窘境以外,更致命的可能是视野的收窄。除了在香港,大陆的很多社会实践也都是以在地性作为根基的,无论社区实验、农村介入、兴趣或者互助网络,都是期望在无可撼动的政治经济面前,塑造另一片场域平衡现状。黑窗里的一篇文章中有人提到:有什么事我们都会『接住』对方,或提供情感上的支援,或简单煮餐饭,借宿一宵。我们希望这个网络可以扩大,可以『接住』更多人。曾经的行动很多是在经济、政治、生活方式上的塑造,还是期望社会发生变化的;到后来要在社会中创造瞬时的情境,主张个体的革命是发生在他自己的生活里;再到现在,个人情感、人际关系里的相互照应和关注,做什么退居到了次要位置,而服务于彼此的感受、体验则成了重点。这是一条无限回退的路径,在艺术、灵性、教育、自我成长领域,秉持这种思路实践是最多的。某种程度上是对现有制度不可瓦解性的无奈承认,只能退到越来越向内的自我保护,强调体验、关系、感受,并浪漫化自我经验。
我对这条行动路径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持保留态度,仅仅是改造自我与周围的伙伴是绝对不够的,还是应该试图把对象聚焦在更大的外部世界上,不诉求创造乌托邦,不企图脱离现实困境,而是身处其中,与其对话。如果你在社会机器里工作,那就针对它展开行动,无论是公共对话,还是实践改造;如果你想创造新的项目,就做得更彻底、更果敢一些,同时不要畏惧触碰社会机器的底线。
这里是行动行动,我是乌鸦。有机会我们再聊一下有关饮食或者社区的案例,如果这期节目对你有价值,请互动、传播,帮助它走得更远。我们下期见。
【另】我是个独立创作者,除了本号外,我也是从事艺术创作,过去十年以影像、行为、表演、文本、社会实践等方式创作。因题材原因,此类项目难以获取商业价值,也不想被算法和系统笼罩,故在粉丝资助平台设立账号,希望获得你的支持。希望也借此证明,创作者可以独立自由创作。详情请点击爱发电/Patreon同名搜索支持。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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