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气候变化？我们可能需要一些“阶级斗争”

今年夏天亚欧大陆两端持续的热浪又让许多人惊呼全球气候变化的迅速发展和应对之刻不容缓。一如既往地，有许多人们后知后觉，直到不可回避的严重现实后果就这样摆在他们眼前。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人，定然不习惯面对这样一种事件：它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和幸福，其解决方案却是我们大家长主义的政府无力为安排的。

在大家长主义的指引下，中国人应对大事的逻辑向来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众志成城”，排除一切不稳定的个人自由意志与讨价还价。但是应对气候变化却必然需要全球的主要政治经济体们达成共识并一起做出改变。就算国家再怎么动员国人为集体价值牺牲，也无力扭转全球的经济和人口产出的碳排放。

所以在全球气候上，基于国家利益的的讨价还价早已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进行了二三十年，却仍然让人看不到真正达成共识的期望。我们的内宣也就对这一话题保持一种暧昧的态度：一面宣扬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顺带褒奖自己希望带头解决问题的姿态，一面默许一种怀疑论的自私立场，也即气候变化是西方的拖缓我们发展的阴谋，或是我们必须要求一种“公正”的解决，即从发达国家早排放百来年的温室气体带来的全方位优势上进行找补。

必须承认，后一种“公正”的诉求在当下的政治形态下确有合理之处。因为国际体系里国家的利益得失便是最基础和权威的话语。而一国工业生产带来的国力积累与其同时排放的温室气体，无疑导致了自己得利却要所有人共同承担外部性后果的局面。

可是在这样的诉求的主导下，我们将注定无法达成解决气候问题的共识。原因有二：

其一，历史的碳排放以及其带来的经济发展优势，如何折合成当下和未来的碳排放分配？显然这是没有一个公允答案的问题。站在不同的利益方，必然会提出不同的计算方式和理由。国家此前的发展现代化和工业（也就是排放碳）的机会，可以被理解成一个历史机遇性的选择——过期不候；也可以被看成是此前帝国霸权和倾斜的世界体系的延续。站在不同立场上的国家将怎样去理解和接受彼此的偏见呢？

其二，也是更本质的问题是：以国家利益为单位的排放诉求从根本上来说是很难称得上公正的。仔细思考会发现：国家内部的不同人群，从温室气体排放上获得的利益或者遭受到的损害大不相同。这也就导致一个国家为基准的温室气体排放完全不能代表福利的公平分配。

譬如冷战时期，前苏联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比的大部分都用于增强国家的军事和重工业实力，其人民从这些温室气体排放中究竟增进了多少生活福祉呢？在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富人攫取了绝大部分经济活动带来的财富，留下仅能维持生存的一点给面对气候变化时更加脆弱的穷人们。像这样的国家，出于历史的原因，赋予它们再多的碳排放配额又有什么公正性可言呢？

这样想下来，确实无从指望国际谈判会为我们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分配问题。而我们更不能相信国家之下，大家长主义的政策会指向一个公允的方向：如果可以牺牲任何的个体权利而达成宏观的减排，那么完美，就去牺牲个体的权利好了——这种灭霸打响指的方式本来就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方式。

既然如此，是否有另一条绕开国家角色犹能亡羊补牢的路？我们可以在假设国家总体上不帮倒忙的情况下，试着作一番理论探讨。

首先，当下的经济体系面临着和国家间在历史排放上扯皮十分相似困境：碳排放带来的气候变化由所有人承担，而利益却近乎由产业所有者独享——这也就是经济活动带来的外部性影响。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自发的市场竞争体系所导向的唯一结果就是大家你争我抢排碳的先机，直到地球变成金星为止。

自从人类步入私有制的发展阶段，负面的外部性影响带来的困境就如影随形般紧紧跟随着我们。在旧时代，它制造争端和灾害（譬如资源枯竭带来的领地战争和水土流失导致的洪涝）；而在经济呈指数级发展后的后全球化时代，它则也获得了掣肘人类存亡的通天力量。我不清楚经济学家是否就解决外部性问题提出过什么颠覆性的构想——这足以另写篇文章单独讲讲。目前能够实行的手段无非就是通过政策的方式加以矫正，也就是向超量排放收税，同时对减量排放予以补贴。

不过，这样的政策调控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一，通过统一的标准向不同行业课税会是很有争议的决策。有些行业天然地利润低排放高，但是却攸关于民生，故而不能放任其被矫正政策所压缩甚至淘汰；而有些行业利润高排放低，但却更像是经济体中锦上添花的成分。制定这样的政策就必须得平衡不同行业的生存空间和前景，对于国家政府来讲是相当困难的任务。

而更根本的结症在于：由于当下的世界经济的支柱仍然都是明显超量排放的产业，没有哪一个政府会想看到经济因此萎缩，也没有哪一个产业主宁愿自己的产业遭到颠覆性地重创。故此，现在这样的矫正政策无一例外都设定地非常宽松。在经济真正勉强能够在零碳标准下存续之前，我都很难想象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将外部性全部矫正的严厉政策。而如果没有将外部性全部矫正，那么无非只是减缓了那个地球人争相向金星发展的趋势而已。

如果现行的政治和经济的方案都走不通，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能够指望……科学技术？我们无法预知科技的发展是否会成为最后关头的救世主，但我能确定的是科技本身显然不足以构成问题的全部解法。我们不能将希望交给未来的掌握科技的寡头们——这在赛博朋克世界里会成为主宰明日世界的力量，而在一切以利益和资本为主导的世界里，寡头也不会真正为了下层人们的低生活而愿意用科技拯救一切。同样，我们也不能期望金融精英们能用投资市场上时髦的概念，如绿色债券，环境社会业绩基金等等来拯救我们与水火。这些，与其说是真实的解决途径，更像是引领新自由主义体系的金融市场对于气候行动背后利益和话语权的抢夺。它们改变不了资本对于争夺最大盈利和最快自我再生产的永恒欲望，只不过在外面披上了一层和善的绿色外衣。

剩下的唯一一条路便是依靠大众社会意识的觉醒了。我们要叩问的最核心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享尽碳排放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是（不分国别、地域的）规模生产工具的所有者、特权和精英阶层，而受到气候变化风险第一线冲击的是位于中底层的准 “气候难民”们？

如果极端不平衡的财富能够形成新的再分配，如果国家利益和竞争不再是关键的从中作祟的因素，我们的经济是否真的还会像国家和其他权威的声音所说的那样，承担不起任何一点经济和人口的缩减？就像我之前这篇文章里所讲的那样，人口是导致资源消耗与碳排放的最重要因素，而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口减少从长远来看其实是多方面的好事。从全球尺度来讲，更集中的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和资源调配会抵消多数区域经济和人口缩减带来的影响——前提是在未来的大都市中，我们有一套更加公平地分配经济成果的体系。

这当头一问大概能燃起一点我们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希望，可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的有机会通过行动扭转当下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如果我们是经济学家眼中市场体系里无比顺滑的理性经济人，或者是政府指引下的好国民，那就一定没戏了。但是作为觉醒且团结的公众，作为集体政治和文化行动的主体，我认为我们仍然拥有做一次历史主人的机会。

“气候难民”们的根本策略是：通过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集体选择与行动，对抗甚至改变不平衡的经济利益分配方式和狭隘的国家主义纷争，从而矫正碳排放的外部性影响。

试想，如果全世界的平民阶层都在日常的市场参与中施加影响，拒绝相对高排放、更加剥削和带来社会不公平的产品和服务，而选择那些相对有益的产品；在参与生产时投身那些相对来说生产工具的拥有和收益更加公平的企业，而拒绝那些寡头垄断的公司；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反对那些鼓吹全球变暖是西方诡计、是“白左”无聊的政治正确、是环保少女自负的Ego、民众应该服从国家安排等等代表特定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利益的说法，而转头真诚地将我们在气候变化面前的集体命运告诉你的朋友和家人们……

这会是一场徐徐展开的围绕着气候议题的新型“阶级斗争”。只不过通向光明未来的路并不像历史唯物主义许诺的那样理所应当，我们也根本等不及经济条件发展到共产主义自动实现的那一天。达到如上所言的觉醒和团结绝非易事，我们必须要努力抗争，才能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历史的主人。

站在具体行动者的角度来看，也许最难做的还不是在思想上正本清源，或是跨越文化和政治上重重阻隔，将英特纳雄耐尔实现。更难做的是抵御现有秩序（金融、资本和政治特权）抛出的安逸与实现阶级跃升的诱惑。人大可以怀着那一套让心安理得的说辞，享有光鲜亮丽的社会身份，一边做着成为人中之龙的美梦过完一生。而这一切，只要你为它们的利益服务做事就可以——当然肯定不会来得简单容易，奴才的位置也有多少人争抢着去当咧。

这种从内部瓦解的手段，向来都是手握资源者对抗集体诉求的最佳方式。好在对于气候议题来说，“阶级斗争”只是一个在意识领域近似的比喻，在实际行动中，我们实无必要每个人都和当下的制度势不两立，而可以以多面的社会身份的参与。即使是身处一条最保守的职业道路，仍然有足够的自由去以消费者的身份产生影响，或是通过文化上的宣化做出贡献；即便消费主义为刀俎，我辈为鱼肉，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坨消费主义的屎中，采选最绿的那坨——只要同样选择的人够多，也足以产生极大的影响了。

任何集体的行动都是困难的，更别说要扭转这乾坤了。在凉爽的空调房里、内饰轻奢的汽车后座上或是没有气候灾害的网路世界中，我们时常会觉得气候变化是与个体无关的虚妄喧嚣世事的一部分。但当我们从自己的世界走出来，渴望和人间产生基于真实感触的连结时，只要时时想起一条：我们不是身披国旗的斗士、穿着衬衫套装的白领和满身潮牌的网红……我们都是未来的气候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