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式反对”：谈如何参与墙内公共讨论

一月以来，新冠肺炎的爆发引起了一阵墙内公众舆论的反思，李医生去世当晚，新浪微博的#我要言论自由#可以说是这场反思的顶峰。但是随着疫情在其他国家也逐渐扩散开来，一股新的民族主义逆流又出现了。人们调出其他国家政府“不当”的应对措施，与中国一个多月以来严厉的防疫政策为对比，赞扬举国体制的优势，同时试图依靠这种积极的情绪为党政部门在疫情初期的严重失职行为开脱。最近官媒的“中国不需要道歉”“世界需要感谢中国”的论调成为这股逆流的标志性旋律。

在这篇文章中，我并不想就这些报道和评论进行逐一分析和回应。一个较为粗略的整体性比较就是，目前部分国家的实际感染人数，可能与中国在疫情应对升级（1月21日）之前的感染人数相近。如果中国提前重视疫情，结果会怎样？这些国家的后续疫情发展情况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准实验”，可供我们参考。

而除去这种粗略的比较，像某些新闻一样就某个细节进行“深挖”的话，就需要不同国家之间更具体的信息来做有意义的对比。以“美国CDC不公布检测人数”为例，想要把这条新闻拿来论证中国的“优越性”，就需要考虑一系列的中美政治制度差异，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美国的CDC的地位是相当于中国的卫建委还是疾控中心，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又是怎样的？限于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我无法现在就相关问题作出全面的对比，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舆论存在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是明显地冲着树立“优越性”去的。

这可能是一个并不新颖的发现，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些舆论在树立“中国优越性”的特定目标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将整体的舆论环境塑造成一个争夺“优越性”的角斗场。身处这个环境中，你只能在“中国好”（听从这些报道）和“中国坏”（反对这些报道）中做选择。可能从客观事实来看，这两个选项中确实有一个是更符合实际的。但这两个选项的表达方式是一样*低劣*的。当我们反对丧事喜办，提出体制问题，要求言论自由的时候，我们的诉求是有着充分事实支撑的情感充沛的、内涵丰富的声音。我们的反对不仅仅是发声内容上民主自由对极权独裁的反对，也是遣词造句中通情达理对蛮横无理的反对，态度上尊重事实，人文关怀对“稳定”（政治）压倒一切的反对。反对意见的实质内容当然重要，但反对的“气质”才是我们立场的核心。对于大部分墙内的自由派来说，系统性的反对意见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不满意的积累，而这些不满意与其说是来源于一种宏大叙事对另一种宏大叙事的攻击，不如说是源自于实在的、真诚的个人叙事对伪善的、漏洞百出的主流叙事的反抗。换言之，如果一个人尊重事实，尊重别人的言论，切实关心每一个个体，那么得出反对意见只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反过来说，缺乏了这些气质，对民主自由的呐喊便只剩下空洞的口号，倒真的是和那庞然大物沦为一丘之貉了。正因如此，现在的民族主义情绪（包括之前的民族主义宣传）的真正危害在于，它将前面所述的这些精彩的东西从公共舆论中剔除出去，逼着人去做一道粗俗的是“你妈死了”还是“她妈死了”的选择题。且不说这种舆论环境对于自由声音的致命性打击，单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辩论”失去了任何理论上的意义，必然退化成表面功夫，成为主流舆论中所谓的“空谈误国”的又一例证。

这种“优越性”的角斗场不仅存在于这一次舆论浪潮中，而是反复出现在每一次舆论宣传中，是潜藏在民族主义颂歌下真正可怕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在这种氛围中，很多宣传的破绽也不再是破绽——那些明显的谬误和激烈的言辞会自然而然地激起反对者的斗志，官媒从而只需要将这激烈的角斗场面出来，就足够吓退一大批观众了。所谓“恨国党”一词就由此而来。实际上对于大部分被此污名形容的人来说，他们的立场主要是“恨党”。而有关平台是宁愿“恨国党”出现，也坚决不让“恨党”的概念普及开来。诚然，在这种粗俗的氛围之中，有的时候“引刀成一快”的决断反而会成为转变的契机。（例如我之前考虑过“我这种想法是不是有我的阶级局限性？”但是在岳昕事件之后，我的想法就转变为“如果我是真的因为同为学生这一阶层才同情她的遭遇，那就让这种局限性存在吧！”）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这种“决绝”是一种宝贵的东西。但是，这些归根结底是个人的、“随机”出现的转变。对于更广阔的群体，给定目前墙内的舆论天气情况，我们不能因为自觉有“正义”加持就不假思索地加入到这场角斗中，因为哪怕我们胜利了（“正义必胜”），观众们也不会因此而想去当角斗士。

因此，当面对蛮横霸道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固然要反对，但不能为了气势或其他的原因，就也让自己变得“霸道”起来。我们一方面要指出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超越这个非黑即白的矛盾。例如在讨论“中国人是否应该道歉”这个话题时，面对官媒的两篇气势汹汹的文章，甩出一些诸如基因分析的证据，同样气势汹汹地怼回去绝不是上策。一个更好的应对方式是，指出被一个“中华民族”整体所掩盖的一些人的伟大和另一些人的龌龊，进一步指出所有人都应该对政治负一定的责任。简言之，我们不应该追求某一个讨论内容上的谁对谁错（因为在网络环境中，这往往取决于谁声音大），而应该推进讨论的深度，用理性的分析解构民族主义情绪。在最近孙杨的一系列风波中，随着事实逐渐浮上水面，人们迅速抛弃了孙杨，转而在集体嘲讽中享受道德优越感。此时，又有多少人反思自己之前的行为是否有问题呢？——这里用的词是“反思”，不是要把一些人过去的言论拉出来作公众羞辱，逼着个人“社会性死亡”。在我们的公共讨论中有太多这种习惯性的“成王败寇”的思想，“舆论的阵地，我们不占领，敌人就去占领”。可能对于官方来说，舆论场确实是一块战地，但是对公民来说，舆论场是一块舞台。当你上台和别人辩论的时候，你最重要的目标不是战胜对手，而是展现良好的姿态，用自己的行为给别人作示范，说服那些沉默的千千万万的观众。这种“气质上”的感染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但也是我们向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前进的唯一一种温和的选择，“功成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诚然，我这里说的是一些理想化的东西，并且也没有提出一个cookbook一样的纲领。我也明白，对于很多人来说，“以暴制暴”地表达言论，也是疏解自身郁闷的重要途径；碎片化的网络环境更助长了这一趋势。我也承认在目前的形势下，有些看似合理的说法其实是有些荒唐的（例如去匿名的Telegram群里高喊我有歌颂中共的言论自由）。我这篇文章权当一个简要的提醒：在面对很多公共议题时，我们换一个角度、提升一点高度再去看待，能更好地参与讨论。

最后，还有一个简短的补充，就是“墙内公共讨论”，这个出现在标题中的词，是确实存在的。很多人在讨论墙内情况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启蒙者”的姿态，我不否认这种姿态有的时候确实是有意义的，但我觉得在更多日常时间，通过“参与”讨论一点一滴地将理性的态度，人性的态度传播开来，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