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的两个问题

在疫情隔离期间，我看了尼尔·哈丁的《列宁主义》。与传统学界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偏实践化（同时也“粗鄙化”）不同，本书的作者认为列宁主义可以被称为是“根正苗红”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及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在受到一战冲击之后自然而然的产物。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强烈确定性（或者说，对确定性的信仰）。虽然列宁在晚年曾经徒劳地试图反对斯大林，但是所谓的“僵化”的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及苏俄一系列政治行动后注定的结局。

在书中，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对列宁主义的批评。在我看来，最有启发性的一点，就是列宁主义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绝对界限，将“资产阶级政治”的理念和语言通通排除出话语领域，将西方政治发展的大部分成果视作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附带品，不适用于苏俄的崭新社会。这造成了政治语言的匮乏，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形势的扭曲。这一点批评让我想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后，也在1950年代的高校院系调整中，用类似的原因砍掉了大量的社会科学系所，导致在文革之后，依赖导弹专家来搞人口研究，为粗糙的计划生育政策埋下了伏笔。（这方面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除此之外，书中还随着俄国革命的进程对列宁主义在战争过程中的暴力化、恐怖化的趋势提出了批评。但是，如果我们把列宁主义放到现代化的更大的背景下去看，很容易发现，列宁主义除去书中的记录之外，有两个更加根本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也是俄国革命前思想家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如何去平衡人民的自发性和党的先进性？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凭什么说共产党就是“为人民好”？在左翼的讨论氛围内，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外界（尤其是保守派）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近年俄国拍摄的电视剧《托洛茨基》就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年轻的托洛茨基起草了一份号召民众团结起来的公告。这份公告传到了托洛茨基家乡的集市上，煽动起了民众的情绪。而此时，一个激动的流氓就在情绪的感染和长期的反犹主义影响下，当街羞辱了一个犹太老人——而那个老人正是托洛茨基的父亲。而在另一个镜头中，为了给蒸汽机提供原料，红军就地取材收走了一批木制十字架墓碑，并血腥屠杀了那些激动的东正教农民。在保守主义者看来，首先，人民所想的就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一小部分人根据他们的所思所想就激进的（甚至暴力的）发动变革，影响其他人的正常生活，更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而即使抛开保守激进之间的辩论，在左翼势力的内部讨论中，是将权力分配给民众还是集中在领导组织手中也始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如喀琅施塔得起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对列宁的反叛。在革命过程中，罗莎·卢森堡、亚历山大德拉·科伦泰这样的女性共产党员也从她们独特的视角提出了批评。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十月革命期间提出的所谓“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在革命后并没有得到实现：苏维埃被“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概念取代，权力回到了一小部分人手中。似乎所有的激进革命，都在最初喊出最高尚的以人为本的口号，却在后来变了质。例如，在对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研究中，裴宜理也同样强调了当时的那句“以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口号所蕴含的对人的尊严的认可。裴宜理还讲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在文革期间，安源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李立三被广泛批判。一个当年运动的亲历者来北京专门看望李立三，告诉他当年那些亲历者仍然记得他的贡献。这种真诚与当时政治局面的波谲云诡、勾心斗角相对比，无疑是十分讽刺的。在前年广东佳士工运中，我们又看到了（具体可参见Youtube上的纪录片：《我和我们》）类似的强调人的尊严的口号。无论是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列宁主义似乎都经历了一种从高尚理念到暴力斗争的“堕落”。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列宁主义其实在高尚的宣言背后，隐藏了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拜占庭式的复杂政治结构，以此掩盖一小部分人和被他们宣称代表了的广大民众之间可能有的立场分歧。这种掩盖的结果常常是灾难性的。实际上，列宁主义和这种复杂政治结构的联系是无法分割的。甚至于在《国家的视角》中，斯科特总结说：

列宁的心中主要有两个潜在的担心。第一个危险来自自发性，它使革命压力下的战术协同很难实现。第二个当然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会转向工联主义和立法改革。既然真正的、革命的阶级意识永远不可能从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那么工人实际的政治观点将会对作为先锋队的党构成危险。

对此，有一种很容易看到的辩护，那就是这种高度集权化的体制是“时局所迫”。例如，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作者就强调中国在近代和现代分别都有着重大的任务目标（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而这些目标要求社会有极高的组织性。是的，革命需要高度组织性；但是恐怖袭击、黑社会犯罪、大工厂生产也需要高度组织性；革命有什么理由能够与这活动区分开呢？如果我们说防止传染病传播、治理水患需要高度组织性，那么这些活动直截了当的正面结果为其提供了合理性。而所谓“革命”，包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概念，是高度抽象的。这些活动的正面收益是什么呢？在思想政治课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中，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回答就是：促进（或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自然引出了列宁主义的第二个问题：对现代性经济发展的狂热迷信。

这可能是列宁主义在很多时候被忽略的一个侧面。比较有趣的是，从这个侧面来看，其实中国的前三十年更多的带有民粹的色彩。而改革开放之后大规模发展现代生产力才更像是“列宁正统”。例如，书中记录了列宁在第八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今后出现在全俄代表大会讲台上的，将不仅有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人员，而且有工程师和农艺师。这是最幸福的时代的开始，到哪个时代政治将愈来愈少，谈论政治会比较少……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

这种对工程师和农艺师（而非工人或革命家）的青睐是不是有点像“三个代表”理论？

在列宁主义这里，有一个积极的终极答案和一个消极的终极答案。这个积极的答案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似乎一切都会在生产力发展之后最终得到完美解决（这无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的心态）。而消极的答案就是“资本主义”，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资本的剥削本性（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的想法）。在这里，现代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被一刀切开并分到了两个极端。我们暂时并不关注这种区分是否合理，而来思考一个问题：生产力的发展能否作为一个终极的答案？

在《人类简史》中，作者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设：根据研究，人类在从采摘、捕猎转变为以定点农业为生之后，人均卡路里摄入长期（在工业革命以前）低于初始状况。而考虑到定点农业之后人类摄入食物的多样性锐减，这种差距可能更大。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个穿越的机会，对一个几千年前濒临饿死的小女孩说：“虽然你饿死了，但是几千年后我们就可以比现在更好，甚至飞上太空了。”我们会心安理得地说出这样的话，让小女孩去死吗？这还是在历史已成定局，我们实现了“承诺”的情况下。而如果未来本身就是未知的，我们何以能对社会进步报以如此大的信心，甚至以此为基础逼迫人们做出包括生命之类的巨大牺牲呢？更何况经济发展本来就是一个近现代才出现的年轻概念。在今天，生物技术带来人类基因改造的伦理难题，AI技术的发展为政府提供了对人民进行管控的绝佳渠道，利用自然的能力带来了无穷的环境问题，整体的发展更是以大量个体的996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许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趋势，但我们却绝不能轻易地将这种趋势神圣化。

列宁主义的这两个问题，原因是相同的：不切实际。这里的实际，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无穷维的空间，是个人丰富的生活体验，是中央集权者不曾发现的地方知识，是现代化狂欢队伍之外的被忽视的人。列宁主义看待现实的角度，是一种类似于对待实验室培养皿的视角，是要用有限维（甚至就是一维的）手术刀将现实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改造。这种行为本身也很正常，但在列宁主义，这一行为被其本身的绝对性哲学根基加强了。托马斯·索维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中说，黑人问题的难解之处，始于早先使用奴隶的美国南方社会“太过先进”：因为先进，所以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将对黑人的奴役合理化，而这种合理化的理论遗产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类似的，列宁主义的问题，就滥觞于它在诞生的时候是一种先进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正是因为它是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它能够保持自己相对于现实的独立性，忽视了现实中的正常伦理，将一系列暴力活动合理化，为大清洗之类的悲剧埋下伏笔。

而十分有趣的是，这也正是列宁主义在今天，仍然能吸引到追随者的原因。在今天这个时代，言语和行动高度分离（或者说，行动被高压阻拦），近代史也因为现实政治的原因变得模糊不清。这些都让列宁主义能够回避上述的问题，而用其激情的表述赚取受众的青睐。类似地，许多当局的支持者，也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新崛起的势力，而在当局身上寄托了超越现实的美好愿望。在这种愿望中，尽管有很多“报喜不报忧”得出的理由，但是最根本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新势力。既然是新势力，那就有无限可能 。这些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对于神话的渴求。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的说：今天的许多左翼的信仰，已经演化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当然，宗教之于社会也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时期，美国和欧洲也都分别有过“大觉醒时代”和一战后的宗教回潮现象。但是，宗教不应该成为个人生活和社会的全部。作为一种带有强烈确定性，生来就是要“占有全社会”的意识形态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终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