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青自述：为什么李家超《施政报告》给我发2万，我也不想生孩子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杳三
原文发布时间｜11/17/2023

中年人不是在烦事业，就是在烦家庭。香港特区政府2023《施政报告》公布后，朋友聚餐时聊起新政策，大家除了因“国家安全”问题又被提升至新境界而“更感安全”，也对港府要为新生儿发放20000港元的新生儿奖励金、再加之系列其他奖励，这些刺激生育措施兴致勃勃。香港生育率全球倒数第一已经不是新闻，有人竟想用钱扭转这趋势才是。

金钱不是万能，但没钱就万万不能。我问一对考虑生育的夫妇，会否因为多了两万元果断地选择生育。他们笑说：“两万？你知道奶粉几钱吗？近400元一罐，婴儿每月吃光4至5罐。两万元即是一年奶粉的开支也不够！我们也不是欠那两万元，是责任的问题。你来帮我养吗？！”（但他后来也笑言，生了的话很愿意接受政府的补助。）

“那居屋优先选房、缩减轮候公屋时间，算有创意吧？（编注：以上均为生育奖励，收入在一定范围内的群体，如果生了孩子，申请政府补助的居屋、公屋时有一定的优先）”我又问。

“住公屋（政府公共住房）的只需交租，不用还房贷的则是人生胜利组，财务自由啊！但我们是夹心阶层，高不成低不就，吃不了政府福利，还房贷又有点吃力。不是没能力，只是要节衣缩食。至少将来聚餐，不会舍得来这种地方。”

“说到底，你就是没大局思维，不愿放弃现有的生活质素。难道你不知道国家需要你生产更多韭菜吗？”我笑谑。

“你呢？你快到有心无力的年纪了。”朋友反攻道。

“斜杠族的生活让人不敢去（生孩子）。”我诚实作答。

“其实躺平也不错，至少不用看上司的面色。”他语带感慨。

我强调：“我不是躺平，我只是斜躺45度青年，既无竞争力力争上游，也没父荫躺平，得要去讨生活。我只是牺牲安稳换自由，但没安稳的生活谈什么生儿育女？”

所以说，生育的决定除了是意愿和能力（财力、心力）的考虑，还是对未来的判断。

经济问题

要知道，香港女性一生平均只生育0.8名子女不是浪得虚名。我一直有个主观的刻板印象，觉得愈穷的地方，生育率则愈高。看统计出生率最高的国家：尼日、安哥拉、刚果、马里和贝宁⋯⋯头10位清一色是非洲国家。愈是富有的国家，人们的生育意愿就愈低——以色列是例外。徘徊在榜尾则有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等东亚国家，可见香港并不孤单。

但我的偏见只能解释自己为何在这问题举旗不定，不能把世界的趋势简化成单一原因。人们抗拒或犹豫生育，总带着结构性考量，说白了就是不想在各方面牺牲太多。

回溯历史，中国革命后一穷二白，人民三餐不继，不懂（不想）避孕，大量生育加重饥荒和营养不良的问题。或者是农业社会强调人多好办事，多双手耕田，粮食产量就能提升，未来就不会受饥荒折磨。但结果只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因而中共在1970年代末搞个“一孩政策”，强行控制人口增长。经过数十年铁碗打压，强制堕胎和结扎，中国在现代化后，又反过来陷入人口老化。以前政府不许超生，现在却说“三孩政策”，利诱人民生育，发钱、扣税、加快住房样样做齐，就是不见得有何成效，真是风水轮流转。

说穿了其实生育不难，养育才是世纪难题。很多因素都是围绕养育而生，就像友人所问，“你养啊？”

中国家庭伦理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可惜这个年代养儿未能防老，反倒或会影响退休的生活质素。照顾父母乃是天经地义的孝道，但这个年代物质富饶的年代，我们这代人反而活得更拮据。在朋友圈聚餐非正式统计，说得最多“穷”字的群组，不是斜杠族，不是为梦想打拼捱面包的青年，而是已经成家立室，需要还房贷和供养小孩和父母的夫妻。

香港房价极高昂，父母金援子女买房还首付的故事比比皆是，不过这充其量是动用部分退休金，当成送给子女的结婚礼物。《施政报告》中除了发钱，还有上述两个优先住房计划：一是明年中起，额外预留总量10%的居屋（政府资助出售房）配额，让有婴儿出生的家庭抽签及优先选房；二是将有婴儿出生家庭申请公屋（收入少于一定数额的基层家庭才能申请的公共政府廉租房屋，需要排队轮候），他们的申请排队能缩减一年的轮候时间（通常轮候时间以七八年计）。这两项政策实在有新意，但终归也解决不到中产家庭住房难的窘境。毕竟有钱买房，才能去想选房的次序吧？

好戏在后头，夫妻外出长时间工作糊口，孩子谁来照顾？有人会选择聘请外佣移工，有人选择“剥削”父母，上班前把孩子送往父母处，下班后才来接回。但照顾过孩子的人都明白，其所付出的心力、辛酸程度好比全职工作，只是子女拜托才无法忍心拒绝。犹记得我有位已退休的姨姨曾发脾气对他儿子说：“一件我都搞不掂，现在又要来一件？”。如果陈元靓在《事林广记》写下“养儿防老”时，身处当下的社会结构，未知他又会否改写成“老人养儿”？

残酷的社会竞争与“成功”的再定义

再者，“成功”的传统定义近年已被撼动，虚无的人生观却在萌芽。传统的成功常被定义为“收入＋职位＋家庭”。我在中环打混时，有位上司曾经问我：“你知道为什么职位申请表上会有‘婚姻状态’一列吗？”他见我年少无知，就接着说，“已婚即是有家庭、有负担，人会比较稳定，即是不容易说辞职，所以我们倾向有家庭的应征者。”当然，我就是那办公室里唯一还未成家立室的韭菜同事。

传统企业有个荒谬的工作文化特别让我水土不服——加班。除了业绩期需要朝九夜九地工作，没有补假补加班费，最无谓的还是等上司离去才能下班的文化。所以在部分人眼里，准时下班不是代表工作效率良好，而是太闲，太闲就要再加工作量。结果不久后我就成了“没太多负担”的韭菜，挥袖而去，成了自由撰稿人。

除了房价外，香港的工作时数也是闻名中外。试想，一个人每天工作10小时，再花两小时通勤，已经没了半天，再扣除生理需要的七至八小时睡眠，最后只剩下两、三小时跟家人孩子朋友相处。更重要还是种种付出的回报仅是一份勉强能见人的薪水，既不让你饿死，又不会让你大富大贵。这难怪2021年内地开始流行“躺平”，拒绝跟随社会的节奏坚持奋斗，无欲无求，维持最低生存标准，不买房、不买车、不谈恋爱、不婚、不生育、低消费，拒绝成为资本主义的奴隶。其实打倒走资派不用斗争，躺平就是了。

现在“废青”也有话语权，结合论述应付社会的斜目。斜杠的生活让我接触更多人，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对斜杠族没有我当初离开全职时的纠结。他们可以是网店东主和补习导师，可以是体能教练和编辑，人人都是自己的老板。我们不能称这类群体做躺平，只是既没竞争力力争上游，但又没有父荫可以完全躺平，总得靠出卖劳力应付生活，所以应该称为“45度青年”。或者现今社会更开明，愿意接受各人追求不同的“成功”，又或是躺平的话语权让人自我感觉良好。但唯一还未突破的传统观念，就是稳定的收入，才是负责任生育的大前题。  

我有想过自己的小孩如何在未来的社会竞争求存，但一幻想便替孩子感到辛苦。我当斜杠族其中一份差事，是教英文。未开始前，总是自觉自己是名牌大学毕业，英文程度应该绰绰有余，小学生的英语没难度。可是某天打开阅读理解练习，惊觉内有"Marmot"（土拨鼠）这词汇，就知道自己不能松懈面对小学生的英语水平。这个年代不是A for apple，而是A for astronaut。

有天我问家教的孩子为何对英文​​兴致索然，又对他说，很多职业都有大学学位的要求，然而他说只想当个厨师，又反问我，厨师要不要懂英文。我硬着头皮说要懂英文，他却轻快地回应“我有Google translate！”弄得我答不上嘴。大人口里说职业无分贵贱，但现实就是不会有勇气对孩子说出现实——职业有分贵贱，所以才要学好英语，但人脉才是一切。

当我想到要孩子面对残酷的竞争时，就不知道怎样培养孩子。我父母在文革中成长，童年以“放养”方式长大，上学不看重成绩，下课也没有任何补习和兴趣班，只会四处玩乐。然而放养式教养根本不能应付当下社会讲求竞争的高压文化，也不足以应付个人成长的挑战。因此我的朋辈不乏以“生涯规划”的托词，微观管理孩子的成长阶段。我知道他们的用意虽好，希望孩子早日适应社会生存之道，但人打从出生就要开始准备与他人竞争，童年在充满压力下成长，实在难算是幸福的童年。

就生育率低的现状，很多评论都用个人主义的观点，去解释不愿普遍生育的现象。然而这是否可用享乐或付出去交换幸福感来解释？这又是否跟“基本生活要求”的看法有变所致？物质愈见进步和丰盛，我们对基本的生活要求愈见调高——父母辈犹如广东故事“72家房客”的居住环境，我们现在叫“劏房”；父母辈一世留在农村生活，不觉有何难堪，我们一年不去一次旅行已经叫苦连天；父母辈吃咸鱼青菜粥水填肚，我们却每月至少进出数次日本餐厅。到底，个人的享乐欲望提升是物质进步的结果，还是欲望才是推动物质进步的动力？

但客观的现象就是我们比以往更“需要”享乐。如果享乐与付出是对立的概念，那么生育除了只有制造过程可能是享乐，本质就是照顾者的无私付出。对生育犹豫或拒绝的人，就是比较希望从享乐获得幸福感，而不想从承担责任，奉献他人的生命获得另一类幸福感。毕竟生命从来都自己的，每个人也自由选择怎样生活。我认识一对两口子夫妻都是公务员，收入和居所安定，虽然他们很喜欢小孩，但从不打算自己生产，原因只有四个字——无拘无束。

生育作为一种“人生体验”

诚然我是个男性，岂能越俎代庖代表女性大谈其心底里不生育的原因，故此只能从迟婚的现象略略推敲。本港25至29岁女性已婚比例不足两成，初婚年龄中位数更升至30.6岁，女性独身情况增加，在40至44岁女性里从未结婚的比例升至两成。

如果结婚是多数女性生育的前题，该问的是，为何会有迟婚的现象？从前“男主外、女主内”，女性活得像男性的经济附庸，然而时移世易，女性经济能力大大提升，再不用吞声忍气为求保住伴侣的经济照顾，连带择偶条件也升级。我身边有个收入非常可观、样子不俗的单身女性亲戚，多年来不乏追求者，也不缺恋爱经验，唯独就是多段恋情也未能修成正果。我问她的择偶条件是什么，她却没说有车有房的物质条件，却说“对我好和就合得来就够了”。那时我悟出一个道理，就是无形的精神条件或者比有形物质条件更难满足。

我亦曾好奇打听朋友想生育的原因，撇除那些萧规曹随的答案，最有趣还是“我认为人生需要有这个体验。”我听到答案后不奇然地想——生育是为了在世的人，还是未来的人？

到底，为了自己的体验去生育是否不负担？ 大卫贝纳塔（David Benatar）有本经典的反生育主义的著作叫《生儿为人是何苦：出生在世的伤害》，开宗明义就说“出生在世永远是严重的伤害，使人免受折磨的唯一方法，是自始就不要把人生下来。”话说得非常残忍，但却能教人重新反思生命的价值。

贝纳塔的立论是人存活于世，必然会经历各种痛苦。在生命通往死亡的必然路上，人的肉体必需经历饥饿、老化、病痛等折磨，还有精神焦虑、恐惧、悲痛、寂寞，甚至绝望的精神困扰。纵然人生必定会有快乐和幸福的时光，但未必能抵销上述种种生命的痛苦。假设道德上避免痛苦的重要性大于获取快乐，那就倒不如不曾出生，既无痛苦也没快乐。套用贝纳塔的观点，将生育看成体验或是承传都可以说是自私，因为我们为了满足自己需求，忽略孩子在世需要承受的痛苦。

然而，我又不认为生育全然是冰冷的理性利弊平衡。毕竟生活的幸福与痛苦，不能放进同一篮子量化比较，把生育化作哲学命题，也无视人性里因为付出而快乐的宗教情感。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意味着付出与欣赏。生命本无意义，人才会无意识地选择需要沉重的责任，以压倒轻浮的虚无，让生命变得有意义和方向。

我想，如果自己要参与生育这个非理性行动，首得要培养宗教精神。至少我需要相信、希望和爱这个世界，才能教晓孩子欣赏生活的起伏与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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