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試盤點我們的生活中的改變

Duncan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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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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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蛻變,有些如驚濤拍岸,話變就變。有些細水長流,逐漸改變,或者在影響輕微的地方先變,大家可能覺得自己不受影響,不易察覺,突然想起,已是滄海桑田。

首先第一樣,必然是

媒體

以前,絕對是百花齊放,不管甚麼政治立場,不管甚麼顏色,大家喜歡看甚麼便看甚麼,習慣下來,你看甚麼報章雜誌,也表示你的個性和態度,辦報的自然也有自己的理念和原則。

然而,幾許入股收購人事改動,風雲變色,傳媒幾乎都被收編。有志之士轉戰綱上,一時間乜埸物場此起彼落,大家仍然可以接收不同訊息和評論。最終,最後沒法收購統戰的媒體橫屍街頭,再無異議聲音。而網上的平台也一個個收皮,或者是主持人遠走他方,才能繼續節目。現在這些還能義正嚴辭,或是嬉笑怒罵的網台,主持人(個人不太喜歡KOL這詞)皆不在香港。大家依然準時收看,除了是同聲同氣,圍爐取暖,感受慰籍之外,只有絲絲唏噓。可能同類節目太多,漸漸會覺得大同小異,流於表面,重複。

起碼,自己有這種感覺,以前每天定期收看的,漸漸也意興闌珊,有時間和有自己特別感興趣的題目才去看。其中一個自己比較關注的是沈旭暉博士主持的堅離地球頻道。他多年發展下來,已包括多條支線,幾乎像一間電視台。因此,我相信沒多少人可以完全觀看他所有的片,自己只是間中看看有甚麽吸引我的題材。

最近一次瀏覽時,發現一個人物訪問有些熟口熟面,點進去看清楚,竟然是一對香港紀錄片導演的拍檔,他們已經去了英國,在彼邦接受訪問。他們攪過香港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當時我剛在港,在看電影時跟張虹相認,我們在學生時期已認識。我也特別捧場,當年好像有十部參展電影,我去看了八部。此後多年來,看着它日漸壯大,參展電影倍增,題材更多元化。後來,有些越來越縮,好像說片源難找,再稍後有傳主要贊助人也取消贊助,加上疫情關係,有一年停辦了。而接下來,就是見到他們在英國接受訪問了。

訪問中,他們有提到他們面對的困難,其中是有人舉報他們的電影節中,放映有關六四的紀錄片。其實這應該已是七、八年前的事,而且他們選播的電影有各樣題材,來自不同地區,但仍會因為多年前播過的一部電影而受攻擊,而當年是通過所有香港的審查,合法地播放,亦沒有任何閑言閒語。現在事隔多年,別有用心的人可以這樣翻舊帳,能不令人心寒?而這些打壓並不是大鑼大鼓地針對,他們只是向主要的贊助單位施壓,令他們停止贊助,當一個如此小眾小規模的活動,失去主要贊助,幾乎就是斷其米路,無以為繼,也就是那些高官議員常掛在咀邊的「陰乾你」!目的是令你知難而退,自動消失,而公眾不會太留意。

教育

這種事肯定一直在發生,而且立法會已全面完善,所有政府資源分配,全掌握在這些人手中,稍有質疑必定不會獲批資助。而靠政府資助維持的機構,只好投其所好,盡量避開敏感議題的項目。在運動期間,有大學申請擴建撥款,卻被某些立法會議員以支持學生運動為由,否決撥款。現在的大學高層大洗牌,全部歸順,面對資助被掌握,學生會這些組織全部解散,還可以有任何異議聲音?一些做了幾十年的中國政經文化研究項目全部解散, 被視為是民主派的教職員,如果還未收監,也不會獲續約,他們亦幾乎不可能再在本地任何學術機構謀職。

我回流之初,對於各大院校經常有研討座談會,曾經十分雀躍,特別是一些大型的,講者是國際知名的,自己都興致勃勃參與,中大、港大,浸大、理大及城大等,留下不少足跡,也有點樂此不疲。那時相對寬鬆,內地或台灣學者文化人同場,各自表述觀點,正是自由開放的表現。不知如何,當張鐵志辭任《號外》編輯回到台灣,一次再準備來港參加一個座談,竟被拒入境,此後,變本加厲,到雙方的地方辦事處分别關閉後,港台交流已是不再可能。而今日大學重開,卻是全封閉式,只限師生職員以證件出入,外人完全不歡迎(有個別校園保持一定開放,但沒有公開活動,誰會入去?)當然這些學術交流活動也早成絕響。一個封閉的學術地方,一個沒有學生會的大學,不准表達意見的校園,我們的教育還可以談甚麼樹木樹人。

如果最高學府也只能如此,中小學更是慘不忍睹。過去一任教育官員大肆整頓中小學,校長的權力高漲,以愛國之名,以考試為本的主導,學童教師自殺無日無之,但領導層依然着眼於愛國教育,奉承文化。大家以為歌功頌德於新領導的Mother secondary school,已是無可再低的馬屁,誰不知他以前的Mother Primary school更勝人一籌,在學校掛出「下期放映」式的大廣告牌,低處原來未算低。今日香港,就是比賽看誰可以更低!

禁書 禁片 禁歌 禁語

早在黃之鋒和黎智英被補不久,圖書館便被人發現,將他們和其他幾個類似情況的作者的書下架,市民不可能再借閲。事件令人質疑,是圖書館自己先行一步,還是政府已下令封殺?而且又是如何介定?因為被捕還未審訊,更未定罪,即使將來定罪也不必完全抹走所有痕跡。而且機制如何,將來如果定罪,那服刑期滿,書本會重新上架嗎?如果只在圖書館內下架,市面仍有出售,那又有何意義?當然,今日香港的書局已是三中商天下,他們要抹煞任何一本書,誰會過問?不過,那也是共黨一貫手法,將一些人的過去存在,像粉筆字抹掉,完全消失。

上兩次書展已出現過書商被禁,很多是台灣的,然後再有一些本地的,甚至作者出席簽名會和讀者見面打招呼亦被拒,相信日後的座談會也會嚴選嘉賓。而電影被禁更是常態化,當日《十年》出來時,還可在戲院上映一些場次,後來拿了最佳電影,反而沒有戲敢再播放。今日,有關本地社會政治主題的幾乎全部不能上映,台灣電影也特别受針對,有時原因只是有句對白提到蔡英文總統便出事,因為不承認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不承認他們的總統。而最新的「處理」方法是不在放映時間前發許可證,沒有不准許,只是未及時批准,這種動作,對一些在電影節公映的電影尤其奏效,因為電影通常只放一場,頂多兩場,而戲院檔期有限,錯過了影期,便「知難而退」,更不必解釋理由,高明。只是這樣的行為,其實是封殺別人,還是在自絕於天下?

而M+博物館開幕,也讓大家見識到,一班毫無藝術修養的人可以指指點點藏品,而館方會毫不抗辯就將之下架。而相信不少世界知名的藝術家應該入了黑名單,不可能再入境香港了。然後,政府終於打算開設文化局了,相信其功能是在於審查,多於推廣文化。

禁歌已在別一篇提過,可翻閲。而禁語是令人摸不著頭腦,國安法一通過,那句光時口號頓成禁語,有人被警察搜查時,發現這八個字的咭片,便被捕被控,但法例並沒有此明令。連「香港加油」也被警告説不得,在馬拉松比賽中,穿著有這字樣的衣服,被要求換衫。如果在身體上紋上這幾個字,竟被要求以膠布遮蓋,為了片言隻語可以去得那樣盡,但畢竟奏效,大家不敢亂叫口號,亂用言語。

司法

最近一篇報導指,現時有約三千人被關在監獄超過一年,但未有審訊或判刑,當中有超過一半人是二十五歲以下。這便是對香港的司法制度的最佳描述,無論用甚麼標準來衡量,都是差劣。而這一兩年,國安法實施後,又有指定法官,已經令人感覺偏頗,還要不能自選律師,由官派律師替你辯護(認罪),這樣的「一條龍」服務,是新香港法治的新方向。

至於其他國安以外的一般法庭審訉,現時不停處理過去兩年積壓的案件,差不多每星期都有人被判暴動罪,阻嚇性判刑比比皆是。而社會上批鬥的聲音甚囂塵上,篤灰,舉報,無日無之,異議聲音早已蕩然無存,大家唯有選擇躺平。但拘捕異己行動依然不斷上演,連最溫和理性的也絕不放過,每天都在製造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國家正在岌岌可危的效果,大概旨在合理化他們不停添置新式武器裝備的借口。至於其他案件,判刑便相對溫和,大家頂多是敢怒而不敢言。有次聽到一個網台主持說,在商業的賄賂案件是非常難入罪,要人贓並獲才有大機會入罪。大家還記得紅磡站的短椿事件嗎?大家對事件的處理有沒有印象?誰人負責,受罪,賠償,早已不了了之。犯法就是犯法,不過還要看誰人犯法。

當年黃之峰第一次入獄,出獄後大肆抨撃獄中待遇,大家才意識到香港的監獄,操作和各式條例跟時代嚴重脫節。到大批人因國安法被拘留,以及大量人士以暴動罪被監禁,監房的情況,冬寒夏熱,各種留難探監人的措施,進一步被曝光。當然,最容易解決便是提出問題的人,於是相關協助囚友組織被解散,監房情況依舊。一個地方的文明,監獄的情況是最好的反映。

而運動期間,曾經有智慧燈柱被拆開,再被詳細檢視,可以有多種監視功能,政府只回應未有計劃進一步加強各樣功能。不過,即使是現有的各種公共地方的天眼,已經發揮巨大作用,有重大案件發生後,這些裝置對偵緝工作有極大幫助。不要忘記,當日港台《鏗鏘集》的記者們,便是以路邊的閉路電視片段,還原721當晚事情的真相。然後當局堵塞這漏洞,禁止傳媒和市民任何形式的查冊,而各樣的閉路電視片段只有相關部門可以有權限使用,要作呈堂證供,要多少由他們決定,往往最關鍵時刻的十數秒片段總是從缺,未能證據確鑿。

篡改歷史

本來已不算新聞,以前還會細細聲靜靜雞進行,但如今是聲大夾惡,振臂一呼,號令天下,誰敢不從。現在幾乎是每日一改,加上將某些書下架屏蔽,新出版的又配合地改成統一口徑,而各方奴才又搖旗吶喊,聲勢浩大,真相早已被掩埋,石沉大海,即使是仍有一絲良知的人,誰還敢高舉真理?誰還有異議聲音?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

社會分化/監控

疫情是暫止社會運動的主要原因,當權者自然知道,也藉此為由,將所有可能聚眾的活動打壓。限聚令一出便是四個人為限,除了第五波情況嚴峻時改為兩人之限外,從沒有放鬆過。現在算是其他方面略為寬鬆,例如堂食可以八人一枱,但限聚令依然維持四人,請問兩條法例如何同時執行?很明顯,四人限聚令已是本地生活的必然,再加上現時實施的安心出行出入大部分處所,目的大概是要大家習慣,相信不久將來,內地的紅碼黃碼系統(為甚麼手機要實名登記?)必會在本港應用,只要按個掣,某些人便要乖乖在家自我隔離,邊度都唔駛去!

如果社會一早出現分化,那當權者何曾做過化解工作,只是不斷深化矛盾,而一些社會機構或城中的私人會所,不知是自己的主意,還是被逼,在一些還未開審和定罪之案件前,已經單方面取消某些人的會藉。是徹底顯露自己的顏色,還是要向某些顏色施個下馬威,或者是純粹表忠。對一般普羅大眾,自是無法感受被取消會藉的滋味,也不會覺得是甚麼大不了。就是這種小動作,看似微不足道,特別在大環境下已經是冇規冇矩,大家更不以為意。書局圖書館內,書本數以百萬計,少了幾本,慢慢會不覺一回事。電影,音樂歌曲,展品,有少許不獲公開播放展出,影響輕微,久而久之,大家根本不知道缺少了甚麼,一樣生活愉快。

“Until they become conscious they will never rebel, and until after they have rebelled they cannot become conscious.”

寫了長篇大論,我相信仍然有一顆香港心的人必然知道,都經歷過。寫下來,除了作為一個紀錄之外,也從頭細認那些改變,確認那些必須堅持,也讓其他香港人知道,大家不是孤軍作戰。不竟,在如此大時代下,要做一個清醒的人是相當痛苦的。

“You are a slow learner, Winston.”
“How can I help it? How can I help but see what is in front of my eyes? Two and two are four.”
“Sometimes, Winston. Sometimes they are five. Sometimes they are three. Sometimes they are all of them at once. You must try harder. It is not easy to become sane.”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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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canLau岀生及成長於香港,旅居加拿大25年後回流。兩地生活文化的差異與衝擊,一邊是多元文化,一邊是中西匯集,從一邊看過去另一邊,算是多重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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