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歷史?語言的歷史?——對“歷史”的一點思考

BRO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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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我們需要在時間裏去尋找自己民族的起源並以其悠久性來展現民族自豪感,給自己壯膽。把時間放在這種所謂“本體論”的問題探討,無疑只能激起某種民族的榮譽感,儘管這種“榮譽感”是虛無縹緲的。

在十多年前,北京某高校舉辦了一場三位博士談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及其研究方法的對話會。(在很久之後,我才偶然從該校的一位同學nl得知)也許事後來看這似乎是一場爭議還頗大的對話會,這爭議正體現了其價值所在。當時主持人郭教授的講話給我印象很深,“大學的使命最基本的一條就是要讓我們的學生體面地走入社會,培養他們獨立思考問題的習慣和能力,養成一種理性的批判精神,把他們培養成對社會主流價值的善意的批判者。”一個優秀的知識份子,一名合格的歷史研究者,應該也是善於和敢於批判的。當然這裏的批判不是否定一切,懷疑一切,而是帶著理性的批判精神的。


首先,對歷史的研究是和哲學分不開的。歷史、時間和哲學三者是關係緊密的。“歷史是最接近時間的哲學問題”。這樣說的理由在於對於人類而言,時間是包含著多種可能生活的維度,在這個多維的時間概念裏包含著無數縱向、橫向發展變化延伸著的可能性。歷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是多維時間的範疇,是不定的,沒有既定規律的。所以安柯斯密特也曾比喻,就像從飛機上透過雲層看大地一樣,由於雲層和高度的遮蔽,往往要偶然透過雲層縫隙才能目睹大地真容,即歷史的真相。我想歷史的偶然性也恰恰體現了歷史的神秘性吧。

而歷史如果僅僅是生活片段的史實,那就只能是故事。故事要成為歷史則還需要被安置在某種意義框架或問題線索之內,否則故事就毫無意義,只是枯燥乏味的資訊登記簿。歷史的真正意義在於思想,在於反思,即“賦予時間以意義從而化時間為歷史的時間組織形式,同時也意味著一種文明的生長方式,也就是歷史之道。”

上述的“歷史之道”是一位歷史哲學研究者所言,在語言轉向的時代,人們似乎都很注重時間、語言和歷史的關係。歷史是基於時間的,卻始於語言。歷史的生命體就是語言,歷史是用來說的,口口相傳的,是說出來,在言語中才存在的。而歷史被“說”的主體自然就是人,在行為造事的意義上,人是歷史的創造者。所以,人是歷史的主體,因為人是作為歷史的發生行為體而存在的。同時語言也是歷史的主體,因為在敘事之後建立起精神指引和時代反思的主體是語言。

所以,“歷史”是有著雙重概念的,一是指過去所做過的事;一是指所說的過去的事。如果是過去所做的事,那麼歷史的主體就是人;如果是所說的過去的事情,歷史的主體便是語言。這是有先後順序的,先是個人或一個群體作為行為主體完成了一個社會生活的片段,即未經加工的故事;隨後通過語言將故事(史實)進行加工和修飾,將屬於個體或某個特定的群體的記憶轉化為一個文明甚至整個人類社會共用的精神世界,這才是真正的歷史。


先前拜讀過歷史學者鄧文初的《歷史學家的作坊》,我想從書名也可略知一二。既然是作坊,那就是手工的產品,所以首先需要認可的是,歷史不僅僅是簡單的發生過的生活片段的陳述,而是處於不同的歷史學家的“手中”,他們選取不同的角度然後進行加工再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所謂的歷史。

哈耶克說,“歸根到底,有些人即使從來沒有讀過一本書,可能也從來沒有聽過那些影響過他的歷史學家的大名,他們也通過這些歷史學家的眼睛來看歷史。”我打一個可能不太適宜的比方。我們普通民眾同所謂的“歷史真相”的關係,猶如宗教改革之前愚昧的教徒同“天國”的關係。我們對心中所謂客觀歷史的瞭解同教徒對《聖經》中所描繪的天國一樣,歷史學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傳教士的作用,他們有著解釋《聖經》故事的權力一樣給世人講述著他們眼中的歷史真相,猶如描繪他們的“天國”似的。

既然我們所知的歷史往往是從歷史學家所咀嚼過的殘渣中瞭解的,那麼就有這麼一個問題:什麼歷史才是如實的?還有,歷史是否需要如實的?歷史的真實性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精神世界的歷史真實性,二是物質世界的歷史的真實性。這種分法可能有些膚淺,但我想說的精神世界的歷史真實大概就是指在時間中發生過的事實。這是說它是時間中的事實是因為沒有人能夠證實它究竟是不是事實,因為只能在時間中找到其“存在”的痕跡。例如黃帝這個歷史人物和大禹治水。這些事件是否存在過,人們不知實證,有待考證,我們所知的只是事件的記述。但這些事件卻具有“精神世界”的真實性。因為這些故事雖然是承載著“言傳”的事實,但在塑造民族文化和心理,凝聚民族認同感,甚至達到各個時期的政治宣教工作上卻起到了關鍵作用。這個精神方面的作用甚至比某些歷史真相更具力量。於是,這些事件存在於時間之中,延續在世世代代人的精神生活。另外的物質世界的歷史真實性則可以同精神世界的歷史真實性相輔相成。以十四年抗戰這一龐大的歷史事件為例,各種檔案、錄影、照片、檔等材料都證明了事件的“存在”是真實的,是實實在在的。這作為物質世界的歷史真相的同時,還展現了一種精神價值,所謂的民族精神、愛國主義被深深地鐫刻在了民族的歷史基因之中,作為一個精神事實存在於精神世界中。


回到剛才的問題,歷史需要如實嗎?人們需要的是有精神性的故事還是如實的平淡的故事的呢?比如愚公移山的故事,我們相信的是它所帶來的精神,至於其原型事件是否真的如此勵志我們反而不那麼看重了。往事在終究在時間裏會消失,甚至這往事從未真正的出現過,但它建構出了一種精神,能長久存在於歷史之中。那麼從這個視角來看,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不無道理。我們所言的歷史的時態不是過去時的,而是現在進行時,更準確地可以說是,歷史是流傳中的,尚未完成甚至永遠不會被完成的作文。歷史現實時間的意義遠大於歷史事實本身。

按照這個邏輯往下,按照書中所提的,活的歷史和死的歷史。我斗膽這樣做一個解釋。“死的歷史”可以指那些和當今生活或思想不再有連續性的遺跡,盛放在博物館裏的遺物。這些承載著往事的記憶的遺跡更大的意義只能是懷古,其情感意向性指向過去,便可稱其為“死的歷史”。而那些一直活在時間裏,活到現如今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就是“活的歷史”,這其中大概包括一直延續的精神理念、民族情懷、歷史思維方法、方法論等精神遺產。

而究竟是“遺跡”還是精神“遺產”,我想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歷史學家的選擇。歷史學家在自己的作坊裏,利用普遍民眾的歷史偶像主義情感,適時地加工出值得一個群體去共同追憶最好是能繼續保值的“歷史”。以前文提及的黃帝為例,似乎無論是普通百姓,還是專家學者,他們都總對歷史起點懷著一種莫名的奇怪。似乎我們需要在時間裏去尋找自己民族的起源並以其悠久性來展現民族自豪感,給自己壯膽。把時間放在這種所謂“本體論”的問題探討,無疑只能激起某種民族的榮譽感,儘管這種“榮譽感”是虛無縹緲的。

《歷史學家的作坊》中有一文,《起源神話是歷史研究的“學術公敵”》,可以把其概括為對歷史起點的崇拜。例如祠堂裏擺放的牌位、對修族譜的極大熱情,形成了對以起點崇拜為標誌的歷史主義思維方法的巨大支撐。引用德羅伊森的話,“種子是找不到的,只有它結的果實中,才能見到原初源頭的再現。如果這棵樹不再結果實,那麼也就是它生命力的終結。”誠然,在合適的語境中,探索歷史的起點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以崇拜的姿態或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某些目的去對待甚至創造歷史的起點就不妥當了。除了對歷史起點的崇拜,還有對歷史過程的崇拜。例如,黑格爾就竭力反對謝林的“手槍發射式的”、天才的認識理論,強調認識的過程性。還有例如伯恩斯坦的運動和過程就是一切,最終目的反而變得微不足道了。這又陷入了另一種形式的歷史虛無主義之中。

所以,歷史傳達給我們的不是歷史的起點、過程或歷史人物的一些泡沫,而是宣導一種“歷史意識”。歷史意識是需要培養的,不是歷史資料的堆積而成的。歷史意識的關鍵不在於對過去的歷史事實多麼熟悉,而在於對現行的生活本質的先行的、正確的解釋。我們通常都會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不懂得過去,就不懂得現在”之類的話。我們卻常常忽略了,當我們從現行的思維出發去理解過去的時候,我們是無法回到純粹的過去的,因而也無法真正理解過去。樹立“歷史意識”就是要做到“不理解現在,就不能理解過去”。這可不是一種頭足的顛倒,當代人對歷史的解釋就是未完成的作文,它永遠是服從於當代意義這一軸心的。所以如果站在當下的角度,得到的過去最多是“現在的過去”,其本質就是現在的。

馬克思有句話,“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初讀這句話的時候,我總是懷疑這個觀察的路線是否顛倒了,不應該從低級到高級嗎?但馬克思的這句話放在樹立歷史意識就可以理解為,“不理解現在,就不能理解過去。”在對歷史進行解讀和研究的時候,我們需要自覺地把當今生活中的本質性的價值導向帶進去,但同時要儘量維護歷史真實性,即不應該用當代人的思想簡單禁錮古代人的思維。

所以,對於歷史的更好的研究需要樹立好歷史意識,並在歷史意識和歷史真實之間建立一種合適的聯繫。把當代生活中的客觀價值導入對歷史事件的解釋中,以便自覺地圍繞歷史的本質開展當下的活動,但同時又必須尊重歷史的差異性,不隨意自我創造、刻意遮蔽和修改。

(註:整理文檔翻到的幾年前的舊文,當時恰好在看馬克思早期的一些著作和修讀歷史學概論)

CC BY-NC-N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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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DER小僧修道不成,投胎轉世做了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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