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少有散步者
New York is the university of career just like prison is the university of crime.
话或许难听,但道理也中肯。我自小就有把好话说得难听的能力,但职业发展本就是屎味的巧克力,你我在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劳动中蓦然回首,发现自己获得了一些成长。纽约就是这样的一个职场牢笼,你在其中并不一定愉快,但当你转过头与身边的狱友攀谈时,就可能发现你们犯的是一样的罪,做的是一样的行当,或者有些互补的技能。很快,你就会找到你下次“创业”的同伙。就算暂时没有找到同伙,你也能广泛地认识不同行业的人,学习职场的基本技能,思考下一次的风口和作案地点在哪里、where the opportunities lie。
我在台湾、香港、南京度过了一个多月后回到纽约,觉得一切都加速了。这里有着高强度的思想交流,也有着一群有趣的人,“进了里面去各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走在路上的大家心里似乎都装着不同时长版本的elevator pitch,时刻准备向隔壁桌的陌生人和许久未见的朋友介绍自己其人其事。在纽约,你若是没有自己的故事,就像是不知道自己入狱的罪名一般,使周围人对你的准入资格产生严重的怀疑。
我有自己的故事吗?现在只有半个,而且并不很纽约。
前两天与一个很尊敬的mentor聊天,他说我似乎比半年前更迷茫了。Mentor接连发问:如果你只有一年的生命了,那你会做什么?如果只有一周的生命了,那会做什么?对于前者,我说我要白天在世界各地走走,晚上看看思想史和文学;对于后者,我说我要呆在台北,每天在城市和周围随意行走,跟这里的人们再最后聊聊。他问:那你为什么现在不这么做?答:如果还有几十年可以活,那我还是想先做出一些impact的。
的确,半年前刚刚毕业的我无知地觉得找到了时代给我的机遇,企图在网络政策研究领域快速作出一些事情。我想着,这是我职业发展的第一步,先进这个圈子,用十年的时间把个人品牌搭建起来,待到能够腾出手来,再用积累的能力和资源做一个职业中期的转变,跳出小领域的局限,或者由小及大地思考自己更感兴趣的问题,例如中国的“古今之变”。再这之后,再想“生命结束前”要做的事情。
在这半年的沉淀后,我的计划暂停在了第一步。因为在某一天我发现,想做成一件事,没有那么容易。抱着“做几年就走”的心态,做出的影响力几乎只会停留在那几年。除非坚信自己是不世出的天才,否则,就准备好一往无前地投入时间:不要问三年、十年、二十年,先把这件事做起来,再考虑下一步。
半年前的我总觉得人生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规划,可以为了一些宏伟的构想而暂时放下眼前的年月。我是如此,他人亦然。在求职和生活的压力下,人们似乎觉得可以在本就不长对人生中分出几年来接受职场的训练和捶打,接受那些既不感兴趣也不讨厌的工作,待到几年后再找自己的兴趣所在。到几年后,却突然发现,选择的节点早已过去,路径依赖、身体健康、生活压力都大幅增加了做出改变的沉没成本。虽然我明显感到美国职场中降低“职业中期转业成本”(mid-career transitional cost)的趋势,例如这里的年龄歧视不算严重,跳槽不那么难,再不济读两年书也可以转行。然而这每一次转变,对于个人来说依然意味着付出巨大的努力,放弃大量的闲暇时光去学习技术性的知识。
在这里,大家对职业兴趣的改变持开放态度,让个体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然而,一件事是不变的:想做一件伟大的事,往往需要为此付出大半甚至整个的生命。原因很简单:One never gets a real break from things one is genuinely interested in. 真正的热爱是难以忘怀、永难逃脱的,是就算暂别也知道将会归来的,是无意中做的所有准备在某一天最终汇聚起来的那个方向。If you leave something for a month without feeling bad about it, it’s time to look for a more eternal passion.
那如果不找eternal passion行不行?当然可以,简直很好,少些执念可能会让生活更愉快。第一种可能是随波逐流,不要passion,机会在哪里就去哪里,哪里光鲜钱多又轻松就去哪里;第二种可能是随心所欲,跟随temporary passion,这几年想在哪就在哪,想做啥就做啥,想走就走,一无牵挂。先追随着自己暂时的兴趣,一并也寻找着、反思着更长远的东西,把闲暇时间用在自我提升上,这样也不错。
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精神状态更类似于后者,我跟随自己不断变化的兴趣从东边做到西边。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回头看来,却还没有汇聚成一个清晰的方向。我发现对我来说,兴趣的引导作用太重要了。除了不多的责任感、压力和绩优主义心理之外,持之以恒的热爱才是我维持事业心的动力。我不得不再次问自己:什么是我的eternal passion?
辩论算是我曾经的一个passion。我曾经希望通过理性的思辨找到一件绝对正确的事,然后去做它,却陷入了深深的价值虚无:慈善、和平、开放、自由,甚至于生命本身,每一个受欢迎的价值都有它阴暗的一面。当我发现辩论可以暴露出人类多元的价值体系,辩手却只能永远被拘束在自己的立场里时,我的热情就转到了政治哲学。这个学科于我,就像是社会制度的设计师,寻找最坚固的价值根基,然后为人类画出社会大楼的设计图。后来我发现,画出图来也没有人用时,就也放下了这些无谓的争论,转而做些具体的事。
几年来,具体的事情做了一些,或许给几十或几百个人带来了微小的改变,却发现世界太大了,领域太多了,个人热情和时代需求之间的交点也不那么好找。当我回看这些所有,我却无奈地发现,网络和数据治理研究仍然是可做的事情里最理想的。它是个不错的领域,有挺强的社会需求,有我个人发挥和思考的空间,又没有人工智能领域这样浮躁。然而,至少到如今,我还不觉得我会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留出时间思考它。
但人既已至此,事情也要开始做,而且要做得像eternal passion一样。纽约容得下流浪汉,容得下投机者,容得下不安和内耗,却容不下迷茫。曼哈顿少有散步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面对着步履匆匆的人群,能在曼哈顿安心漫步,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在这样的喧嚣和混乱中,我希望找到一片能慢下来思考的土壤,就像是在监狱里开一个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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