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双性恋者，再婚了

本文首发于三明治。

--

2019年的夏天，我米兰的舍友要去比利时交换，决定将她的房间转租出去。临走前她把钥匙留给我，让我转交给下一个租客。我记得那个租客的声音。当时他来看房的时候，我正好就在自己的房间，听隔壁的交谈，知道新房客是个会弹吉他的台湾男生。

“声音这么好听，人应该很丑吧。” 我心想着，但还是把家收拾整齐等他上门。

Adon穿着一身黑出现了。那时他的脸庞还是瘦削的，蓬乱的中长发，下巴上有胡渣，看起来像个容易酒后乱性的艺术家。他看到我的时候眼睛一亮，拿了钥匙也不急着走，靠在门口和我继续寒暄。他低沉的声音像是一双擅长按摩的手，成功让我放下了防备心，以至于我后来才意识到，作为初次见面的陌生人，我们聊得似乎有点久了。Adon也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彬彬有礼地告退了。

后来他说起我们的初次见面，说一开门看到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感觉这个女生有点凶，但又不讨厌和他多说几句话，让他觉得“有戏”。

我也觉得和这人说话怪舒服的，他是我从未尝试过的菜，对我似乎也有好感，但眼看还有五个月就要毕业回国了，我有必要跟这位新舍友来一段罗曼史吗？

一

那一年春天，我的父亲接受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场手术，我从意大利飞回去看他，头一回带上了男性朋友F。F有着黄晓明般英俊的脸，我们认识好几年，一直打乒乓球似的礼尚往来，连手都没拉过。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安慰父亲，还是安慰自己，但F很爽快地答应了，还买了一箱进口水果亲自扛过去。

 父亲的脸色因为术后虚弱微微发黑，对F的到来他一点也不显得意外，反而直勾勾地盯着他，像审讯犯人似的问道：“你做什么生意？一年赚多少钱？”

F愣了一下，不慌不忙地回答了。但父亲并不满意，又追问他将来有什么计划。这间双人病房里除了我们，还有隔壁床的一家人，都转过头来关注我们的八卦，这让我很是尴尬：“爸，F只是我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做什么。”

父亲叹了口气，重新躺了下去，疲惫地挥了挥手：“我问完了，你们早点走吧。”我送F出门，忙不迭地道歉：“不好意思，我爸脾气就是这样怪，你别跟他计较。” 

F爽朗地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没事，我懂。”他似乎很有耐心，保持了绅士的礼节，也没有把这场“曝光”当成某种入场券，这让我放下心来。我说请他喝咖啡。

距离上次喝咖啡隔了一个冬天，F自嘲说自己过劳肥了，我说你还是很像黄晓明。我们沐浴着明亮的春光，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像两只懒洋洋的海豹。我琢磨着，这是恋爱的气氛吗？好像不是，空气里没有那种电光火石的反应。虽然F有张帅脸，但并不会让我心跳加速，倒是让我想问他：“捐精吗？不结婚的那种。”

F问起我毕业之后打算去哪儿，我说还不知道，一切皆有可能，留在米兰，或者去上海都挺好的。我猜，他是期待我说出一个让他满意的回答：“回苏州啊，为了你啊。”这样他才能继续出牌。

他换了个倚靠的方向，笑道：“你是我见过的最独立的女生”，末了又加了一句，“太独立了。”

“这话听起来不像在表扬啊。”我说。

随后我找借口去提前结账，顺便买了三百块的星礼卡还给他，估摸着那箱水果差不多是这个价钱。作为一个苏北男人，F发自内心地认为，给女士买单是男子气概的表现，所以从来都不让我买单，但我可没法心安理得花他的钱，特别是在利用完他，感到心虚的时候。

 父亲对F的不满意写在了脸上，我问他原因，他反问我喜欢F什么。

“他帅啊！”我说。

父亲“嗤”了一声：“他那也叫帅？”他摇摇头，表示我不懂得欣赏男人。我转头问母亲：“你觉得F帅吗？”母亲斜瞥着父亲，对我露出捉摸不定的笑：“男人不能只看帅不帅，还要看合适不合适，这结婚过日子啊……”

我不耐烦起来：“我难得带个男人给你们看，还是认识这么久的，你们都不满意。”

父亲问：“你们认识这么久，为什么还没有捅破窗户纸？”

我想当然地回答道：“因为我一直在国外啊，人家很现实的。”

“哦，那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一直等着你呢？”父亲疲倦地合上眼睛，不再和我讨论。

父亲肯定是比我更懂男人，所以虽然这话令人不快，我还是听进去了，依然把F留在了“待定区”。父亲出院一周后，我飞回意大利继续闭关写毕业论文，偶尔和F在微信上撩两句，打水漂似的，泛起几圈涟漪，又迅速归于平静。

二

在父亲去世前的三个月，母亲比之前更频繁地找我视频，镜头里总是眉头紧锁。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母亲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随时会醒来听听他的鼾声还在不在，或是扶着他上厕所。她的脸色发黄，眼角下冒出新的黑斑，白头发长出一大截也不记得要染。

“你爸不太好。”母亲在视频里欲言又止，大概是不想让我担心。她很少对我说坏消息，这么说的时候应该真的很糟糕了。

“不会的，不是才做过手术吗，你不要想太多。” 我安慰她，“你多出去走走，跳跳广场舞。”

但母亲的焦虑还是传染给了我，好几次我梦见掉牙齿，解梦说是家中老人有恙。我的睡眠也变得很浅，有时半夜惊醒，感觉自己陷在一个黑色的漩涡里，动弹不得。

我记得父亲最后一次神采飞扬的样子，是在我的第一次婚礼上。他穿着我买的枣红色中山装，给头发焗了油，拿起麦克风，仿佛回到了当年作大会报告的状态，乡音浓重的普通话中气十足，震得三十几桌宾客纷纷停箸张望。 

父亲以我为骄傲，即使我的第一段婚姻迅速破裂，他也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只是背后偶尔叹气，为什么上天要捉弄他最宠爱的小女儿。在我决定辞职留学的时候，母亲忧心我出国人生地不熟，而父亲只是问我：“你真的想好了？出了体制，可就回不去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出了体制会有什么出路，只是本能地觉得再待下去，那个真实的自我会不可挽回地死掉。体制适合积极拥抱主流的人，就像电影院日常上映的是异性恋的爱情电影，而我却是个严重怀疑浪漫爱的双性恋。 

在我看来，结婚就是一个体制化的过程，就算你是个“渣男浪女”，只要结了婚，就是修成正果，既往不咎了。虽然失去了一些自由，但也获得了婚姻之外不容易有的便利，譬如你不需要兜着圈儿，开一堆证明，就能分享另一半的财富，生三个可以上户口的孩子。要是上网发帖控诉一下对方出轨，立马就有网友冲出来真情实感帮你骂小三。

婚姻像是个地鼠洞，发明这个游戏的人并不关心你呆在里头爽不爽，只会在你试图出头的时候抡起大锤子把你打回去，这让他们爽得很。

我对父亲说，我离开婚姻、离开体制，不是像逃出五指山的孙猴子，我没有大闹天宫的辉煌往事。我只是像一株蒲公英上成熟的种子，恰好碰上风来了，就随它去旅行了。尽管母亲一直对我的离婚耿耿于怀，但当我签下离婚协议书时，那些轰轰烈烈的争吵也变得轻飘飘的，在我迎来自由的巨大喜悦中消失了。 

三

赶在三十周岁之前，我来到了米兰。这是一个以时尚闻名的城市，疫情之前，永远是游客扎堆。大教堂前的广场上，成群结队的灰鸽子在他们的镜头里一次次起飞，五颜六色的意式冰激凌在他们的口中融化，而卖手串的黑叔叔也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们的套路：对着落单的游客喊着Amico（朋友），不由分说地给他们手腕上套彩绳，然后一群同伙将游客团团围住要钱，一得手就鸟兽散。 

这是游客印象中最典型的米兰，但并不是我日常生活的风景。如果说米兰大教堂是上海的东方明珠，那么我生活的地方大概相当于10号线的新江湾城。我所在的学校塞斯托校区在米兰红线地铁的尽头，再远是工厂区，像一排排火柴盒。

这是米兰的另一个角落，住在这里的不是走路都颤颤巍巍的意大利老人，就是中国学生。在这里，我的时间线是停滞的，没有人会催着我要去做什么。每天醒来看另一个时区的朋友圈，好像在海底凝视海面的浪花。

只有在回国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的时针被拨动向前，比如每次见到父母，我都会发现他们比我记忆中又苍老了许多。尽管每个见到我的亲戚都会明示暗示：比起学位，女人更重要的是归宿。但出乎意料地，我的父母从来不催婚。

母亲的态度是矛盾的，她因为第二段婚姻幸运地摆脱了贫穷，但也被它剥削了二十多年，到最后连睡眠都要奉献出去。我的外婆，地主家小姐出身，被包办婚姻嫁给了脾气暴躁的外公，活着的时候和他吵了一辈子，又因为共同的“臭老九”身份被红小兵批斗过，六十多岁因一场脑溢血匆匆离世，用母亲的话说，“没享过福”。

母亲的闺蜜们也是漫长婚姻的服役者，要挣钱，生孩子，养孩子，带孩子的孩子，熬到六十多岁，孙辈们都上了学，才稍微能喘口气。而母亲也是在我再婚之后，才燃起了对同学聚会的热情，叨叨着“见一次少一次”，每次聚会都要拍很多照片，母亲兴致勃勃地转发电子相册给我，一点开，总是自动播放他们那个年代激情洋溢的歌。

30岁之后，我开始考虑单身生育的问题。我关注了一些多元成家的社群小组，得知计划生育开始松动，一些地区的非婚母亲也可以上户口，甚至还可以领到生育保险待遇。当然前提是要有极大的耐心去跟有关部门掰扯。

我的一个直女闺蜜也开始考虑冻卵，想着以后可以像刘玉玲那样找人代孕，生个孩子给家里交代。她找了个吉日，像同志出柜一样，向父母郑重宣布了这个想法，意外地获得了热烈支持。她爱催婚的母亲甚至表示，只要有了孩子，就不计较她结不结婚了。

我也试探着问母亲：“要是我不结婚，生个孩子，怎么样？”

 母亲皱眉道：“那可苦死咯！”她三十岁的时候为了摆脱前夫，主动净身出户，带着我和姐姐上三班倒，连法官觉得她会撑不下去，劝她把尚在襁褓中的我送人。但母亲硬是捱了五年，直到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日子才好起来。她最不愿意回忆的就是那五年。“不结婚就不要养孩子，别没事找事。”

我有时会转发一些关于婚姻的负面新闻给母亲看，暗示她结婚并不是门划算的生意，母亲也不否认，但又总是带着天真的乐观，对我说：“咱们不急不歇，世上还是有好男人的。“

“不急不歇”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叫我在结婚这事儿上既不要着急抓瞎，也不要无动于衷，“凡事要一分为二，中庸一点。”这话一听，就是老党员。但我已经抛弃了二元论，接受了多元光谱，觉得一切皆有可能，“折中”未免也太不“酷儿”了。

四

离婚之后的三年里，我换了三任女朋友，中间几乎没有空窗期。那时我热切想了解自己适合什么，于是积极上网冲浪，到处放电，聊得好就见面，对上眼了就睡，睡完了就答应交往，像搁浅已久的鱼终于又被海浪卷回水里。我沉醉在她们柔软的身体和灵活的手指间，为酣畅淋漓的高潮尖叫连连，觉得这才是性爱，这才是活着，臭男人父权制去死吧！

但是我很快发现，爱情是一场高烧，一旦荷尔蒙消退，蜜里调油的相处就成了格格不入的碰撞：去看场电影，一个鼓掌叫好恨不得二刷，一个哈欠连连觉得浪费时间；去喝杯咖啡，一个打卡拍照修图三件套，一个只想安静地坐会儿；讨论未来的规划，一个用力敲门想带着自己的生活一股脑儿搬进去，一个躲在门后抗拒道：“保持现状不就很好吗？”

 性的快乐是海浪，轻易吞没深处的礁石，只有退潮的时候，每个人才露出坚硬的本质。尽管我对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一说嗤之以鼻，但我的女朋友们确实热衷于追求男性气质。她们总是抽烟，并强调抽的是男式烟。她们喜欢赢，在床上也要把持着主动权，用高潮要挟我喊出她们想听的话。

这让我觉得她们是脆弱的海绵蛋糕，而我则是那层奶油裱花，用来装饰她们小心翼翼维持的幻象。

我们这一代80后看着《老友记》、《欲望都市》长大，学会了喝咖啡、泡酒吧，但对于性的态度不如新世代的坦诚，明明因为身体吸引的开始，却常常要冠上“恋爱”的名义，交过十几个女朋友，似乎比打过十几场炮来得更高尚。

直男们的态度就更矛盾了。他们喜欢明示暗示自己经验丰富，但又不喜欢自己的女伴也什么都懂。许多直男对被爆菊的恐惧堪比铁T对“反攻”的警觉，以至于新冠检测加入肛拭子检查项目的时候，墙里墙外到处飘着表示闻风丧胆的梗图。

 他们也往往喜欢内射，花式逃避避孕的责任。但要是一个女人认真地想问他们借个精子，且不需要对方抚养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又突然被某种崇高的道德重新占领，义正言辞地表示自己应当为射出的每一发子弹负责。

我从彩虹家庭社群的成功案例中得到了一些勇气，开口问F，有没有兴趣当个便宜爸爸：“出个精子就行，其他不用你负责。” F的反应是：这题目太超纲了。“孩子怎么能够没有爸爸呢？” 

唉，真是个无趣的男人，白白浪费他这张好看的脸。

我也想过，如果假如可以“定制孩子”，我会希望ta是什么颜色的？在意大利的时候，我有过疯狂的想法：找个外国人约炮，然后生个混血宝宝。我尝试过和一个搭讪我的意大利人约会，但又受不了他的愚蠢和毛手毛脚，拂袖而去。白人男性对亚洲女性的凝视往往带着“苏丝黄”的滤镜，那是一个来自上个世纪的好莱坞电影亚洲女性形象，她美丽、虚荣又隐忍，渴望白男的拯救而不得——白男视我如苏丝黄，我视白男如沙文猪。

 但要是选一个黑人做孩子的父亲？我可以想象到那会遭遇到多么铺天盖地的恶意。

拉拉圈里有不少生了白人混血宝宝的网红妈妈，连我想找代孕的直人闺蜜，也希望未来的代母是格鲁吉亚的白人女性，而不是来自泰国或者柬埔寨，潜意识觉得更“洁净”。去年我们电台和一个去美国读博的拉拉朋友D聊到生孩子的话题，D说她的女友想要亚裔或者更白的小孩，在国内做了多年性别议题公益的D听了忍不住吐槽，说“这不够政治正确”，但她女友反问：“那你希望我们的孩子从小被歧视吗？” 婴儿用品的海报、儿童精品店的产品包装、教堂里的圣子像，全都是白人宝宝的模样。这让人很难不会觉得，白人更贴近“天使”的面孔。

 D后来反思道：“每个步骤能做到的事情其实都包含很多特权，也包含很多偏见和周围社会条件一起造成的结果。” 自私刻在我们的基因里，能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算得上善良。

五

25岁之前我热衷于计划，例如出门旅行一定要做攻略，把每个小时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不执行完就不高兴。在步入第一段婚姻的时候，我也掐着表计划着什么时候怀孕生子，什么时候迎接中年危机，发寻常牢骚，过寻常人生。但离婚打碎了我的人生进度表。在恣意放纵的日子里，我像摆脱了地球引力，漂浮在空中，不知要往何处去。

这个世界上有三件事是计划不了的：何时生，何时死，何时遇到爱。浪漫电影里常常出现的 “The One”，好像能解决一切爱情的问题。但现实是，你可能终其一生等不来“那个人”，或者在滤镜褪去后，发现对方变得面目可憎，但为了你已经沉没的时间成本，为了你们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仍要硬着头皮走下去，并宽慰自己：成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多完美呢？

直到我遇见了Adon。

 Adon搬家的起因，是在米兰市中心找到了新工作。他握着紧巴巴的预算找交通便利的房间，看到了我舍友发的帖子，就急匆匆过来订下来，甚至还帮提前搬走的她多交了半个月房租。他有时在自己房间里弹吉他，唱起歌比说话还好听，而且因为都是80后的关系，他唱的还都是我特别熟悉的歌。以至于我贴着墙录了好几段给我的拉拉群友们听：“嘿，在家也有现场听！”

假如Adon是女孩子，我可能在他开嗓的下一分钟就跑去挠他的门，闪着星星眼要坐在他旁边听歌了。对女孩子我一向不怎么矜持，常常一个扑倒，就带出一段罗曼史。但我的恋爱从不超过一年，往往是三个月热恋，三个月冷却。就像嚼口香糖，味道淡了就吐掉。

 见到Adon的第一面我就有睡他的冲动，不知道这是成熟卵子引发的Natural Call，还是单纯的见色起意。但要是睡完不满意，后悔了，还得跟他在同一屋檐下共处好几个月，未免太尴尬了。而且他是个男人，不能像和女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开搞”，万一把我肚子搞大了，我上哪儿评理去？思来想去，我决定继续保持矜持。

在没有空调的燥热七月里，我的睡眠变得像气泡般脆弱，而母亲也越来越无法轻描淡写父亲的情况，告诉我他因为小肠出血不止，已经长住在医院里，手上插着留置针。父亲盛年时的意气风发和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枯槁面孔交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他时日无多，但在悲伤和惋惜之余，也有一个无情的声音在说：“对于久病之人和服侍他们的人，死亡是种解脱。” 

一天凌晨，我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仿佛门外有两个扭打在一起的男人，其中一个被狠狠地掼在我的门上。我抬头看了看房门，是关着的，过堂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发出呜呜的怪叫。我下意识地抓起枕边的手机，有好几条未读消息，点开一看，母亲给我打过语音通话，还有一条语音留言：“女儿你快回来，爸爸走了。” 

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呼吸变得响亮，从床上坐起来回拨过去，母亲很快接起来，她那里人多嘈杂，但她的声音听起来是清晰冷静的，对我重复着语音里的那句话：“你快回来，爸爸走了。” 我打开灯，控制着发抖的手指点开机票软件，查到当天最早的回国航班，下单，付款，出票，截图给母亲，说：“我今天就出发。”

对于看客来说，我们这个组合家庭存在了二十八年，如今最大的家长去世了，仿佛一栋房子被抽去了横梁，接踵而来的，似乎是分崩离析。而母亲是早有准备的。在父亲的生命日益衰微、如风中残烛般摇摆之时，她已经心中一遍又一遍推演着可能发生的事。

我、姐姐、还有父亲早逝的前妻留下的两个儿子戴孝跪在灵前，除了我之外，兄妹都带上了各自的配偶和孩子，拢共加起来有十个人。有些乡邻只知道我前些年结了婚，不知道我已经悄悄离了婚。看见只有我一个人落单，他们便交头接耳起来。我心想：这时候需要有个男人陪我跪着，就堵上他们的嘴了。 

六

丧礼临近尾声的时候我给F发了消息，告诉他因为父亲过世，我又回来了。过了几天他开着一部崭新的牧马人过来，穿着雪白的奢牌Polo衫，抹了锃亮的发蜡，比之前去医院探望父亲的时候更精神了。

 “这台车我怎么没见过？”我打量着那部新车问F。他原先有辆黑色的丰田，是刚创业的时候他家人赞助的，开了好些年，F一直叨叨着说要换车。

F一笑：“那台有点故障，这台是问朋友借的。”

我家小区的车都是Polo之类的经济型小车，高头大马的牧马人停在其中有些突兀，很快就有人探头探脑地过来问是谁的车。一看见F和我站在一起，便不再多问，远远站着将他上下打量一番。我知道很快又有新的八卦要传开去，但我懒得阻止，甚至有点高兴：我叫F来家里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了，不是么？ 

母亲再次看到F的时候倒也不惊讶，招呼他坐，端茶倒水，然后就开始讲自己这些年的一本经，讲到动情处就开始擦眼泪。对于母亲翻来覆去的忆苦思甜，F表现得很有耐心。母亲最后像总结似的对F说：“我们家同其他人家不一样，你要想明白。” 

听完母亲的唠叨之后，我和F站在屋檐底下发了一会儿呆。一时间，我不知道应该把他当作男朋友呢，还是继续把他当朋友。F说自己想做个成功的生意人，为此比同龄人抢跑了很多年，打大学就开始创业，从一个农村孩子跻身城市中产，但总觉得离成功还很遥远，对自己所拥有的也感到战战兢兢，仿佛下一秒就要摔下云端。他离真正的权力还很远。

“你要攀附才行，娶个白富美就容易多了。” 我点评道。F摇摇头，表示自己有读书人的气节，不愿意走那种捷径，也就只能在眼前的困境里打转了。

我并不喜欢讨论成功，这不是我关心的，这样的对话让我感到疲倦，就像爬上F那高大的新车要费更多力，但他载我去看的还是一样的风景。

我想起时差之外的新舍友Adon，他搬进我们公寓的第一周曾邀请舍友们一起午餐，一个人弄了好些意大利菜，但不凑巧其他人都没时间，只剩我一个闲人，我便邀请他到我房间，开着房门边吃边聊，这一聊就是十个小时，吃得兴起我还拿出了两瓶酒招待，而且趁着酒劲当场就出了柜，说自己是双性恋，是女权主义者。

对于这两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标签，Adon的反应始终很淡定，只在我抱怨男人们舍不得捐精时笑了起来，说我的想法很有趣。他说自己也是个“怪人”：大多数台湾学生都去英美读建筑，他非选择冷门的意大利；26岁的时候迷信“27岁俱乐部”（传说中成功的艺术家活不过27岁），憋着劲要出专辑，和漫画家好友陈茧搞了个乐团，靠着网络众筹得来10万台币出了张独立专辑，意外入围了2014年台湾金音奖最佳电音专辑，有音乐经纪公司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但他却选择继续读建筑，当个普通人。 

他确实是个怪人，偶尔疯狂，但又不出格，就像我一样。在意大利的三年多我很少有机会这样自在地聊天，通过母语拥抱另一个灵魂。我想起《金枝玉叶》里的那句名台词：“男也好，女也好，我只知我中意你！”眼前这个灵魂无论装在什么性别的身体里，我都会喜欢。

回意大利之前，我常陪着母亲聊天，为了转移她的悲痛，我主动提起“成家”的话题。F的到来让母亲在亲戚前很有面子。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个男人英俊、有事业，脑袋活络，而且不介意我大他三岁还离过婚，除了读书不及我多，算是很理想的结婚对象了吧。

 “你都不挑一挑？”听到我一副 “拣到碗里就是菜” 的口气，母亲不高兴了：她对F称不上满意，甚至觉得谁都配不上我。这股挑剔劲儿让我怀疑，她潜意识里，或许根本不愿意和我分离。姐姐的婚姻是父亲拍板的，母亲在婚礼上全程黑脸，直到我外甥女出生，被母亲一手带大，才将她“意难平”的窟窿填补上。我出生的时候身体比姐姐弱，分得了更多关注，短暂的婚姻没有切断我和母亲之间的隐形脐带，反而让我们的命运有了更多重叠。

母亲将自己所拥有的，和所憧憬的，一股脑儿投射在我身上。

七

2019年8月初，父亲的葬礼告一段落，我回到意大利。过了两周，Adon也结束了暑假，从台湾回到米兰。这次他带了些手信，炒米糖和凤梨酥，挨个敲门送给舍友。我和他打了照面，解释说之前不告而别是因为家里有丧事，他点点头，说好一阵没看到我了，多给了我一块凤梨酥。

我们俩之间的粉红泡泡并没有因为短暂的告别中断。在秋风渐起的九月，我陪Adon去米兰街头表演，他背着沉重的音箱和吉他，我一路拎着他的折叠椅和乐谱架。到了市中心，阳光正好，他调试好乐器，不卑不亢地亮嗓，很快就有路人往他吉他盒里丢钱。我站在旁边一首接一首地听，中间走开买了瓶水给他，他忙不迭说“谢谢”，问我要点什么歌。

“唱首《离人》吧，我喜欢林志炫的版本，是唱给他去世的母亲的。”我说。看他轻盈拨动吉他弦，歌声一如街头和煦的风，将我温柔拥抱。

离人挥霍着眼泪 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

你不敢想明天 我不肯说再见

有人说一次告别 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嘿，老爸，这个男人没什么钱，也不打算发财，一双皮鞋穿到掉底，一个钱包用十几年，还留着你们不喜欢的长头发和山羊胡，玩你们不懂的音乐，你觉得他怎么样？ 

冥冥之中，我好像听见父亲的回应：“那你呢，你怎么想？” 

在我的前三十年里，表面上，我是个听话的女儿，高考志愿是让父亲填的，工作是听父亲的意见选的，连结婚对象也是和他早请示晚汇报挑出来的。但离婚是个分水岭，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偷懒了，总是依赖他人做出选择，其实是在逃避自己作为成年人的责任。

我喜欢眼前的这个男人，尽管我们的出生地相隔了十万八千里，相遇的时机也不太合时宜，但和他相处是我最松弛、最自在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看过同一部漫画，偏好同样的食谱，注重同样的细节，不需要互相改变就能彼此欣赏。冲着“理解万岁”，我愿意和他继续留在米兰。

2019年9月，在距离我毕业不到100天的时候，我和Adon开始了正式交往。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这男的不是骗子吧”，恨不得飞去台湾做Adon的背景调查，而Adon的父母似乎并不担心儿子的判断力，视频那头笑得非常开心，默认我们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但 “结婚”对于我和Adon也太严肃了，且行且看吧，谁又能料到2019年之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

八

2020年3月8日，米兰因疫情封城，两天后，意大利封国，这一封就是近两个月。起初我和Adon还是保持了乐观，他的幸福感甚至有所提升，居家办公让他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我也有了新工作，尚有积蓄可吃。但到五月解封的时候，意大利仍然笼罩在疫情阴影下，到处是裁员和放无薪假的消息，我的短期工作合同到期，Adon和他事务所的合约也即将到期，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离开意大利。

结婚的念头就是那时浮现出来的。

与其说这是我和Adon情到浓时的决定，不如说是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危机之中，“两个人总好过一个人”的本能选择。在封城期间的朝夕相处中，我们居然没有相看两生厌，还做了个“野聲电台”，和天南海北的朋友聊得津津有味。这让我们对更进一步的共同生活有了信心，毕竟比起性，聊天是伴侣之间更主要的交流方式嘛。尽管我们都明白结婚意味着放弃部分自由，但作为最古老和最通用的合作关系，它将更多权利的实现变得更容易，把两个边缘人迅速拉回主流。

危机助推了我们头脑里保守主义的胜利。

起初我们打算在意大利注册结婚，这是当时看起来最容易的方式。封城解除之后，米兰市政厅很快恢复了婚姻登记预约，我们也大费周章地委托父母在国内做好了认证文件。万事俱备，只欠我的Nulla Osta（结婚批文），需要中国驻米兰大使馆开具，但因为疫情他们暂停受理，这可让我们犯了难。一位有旅台经历的电台嘉宾听说了我们的情况，马上给我打预防针，说“陆配”这个事情很复杂，要多些耐心。

我们结婚的途径只剩下回大陆。经历过一次机票被取消的波折后，我们在九月底入境南京，十二天后，Adon的父母从台湾飞抵上海，我们都接受了为期两周的隔离；十月底，我和Adon在苏州完成了注册登记；十二月初，我们在我的老家举办了婚礼。热乎乎的人情包裹住我们，像是自助餐厅里往水果串浇上一层又一层的巧克力糖浆。

这和米兰形成了对比：在意大利的时候，没有人关心你们要干什么，而在老家，每个人都关心你们要干什么，并且不吝指导。“留在大陆赚大钱”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毕竟国内媒体报道的外国都水深火热，连Adon的意大利同事都憧憬着去上海淘金。

如果说在米兰居家隔离的日子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回到大陆则是恍如隔世：包邮区的大开大建比我离开时更迅猛，杭州朋友两年前买房的荒地如今已经盖成了新的CBD；疫情催生了更多的外卖员，各种购物APP鼓励你带图、带视频点评，并且在你下单的时候偷摸摸推销信贷；医美变得稀松平常，继微整形和整牙广告之后，植发广告开始兜售新的焦虑；“女权”从污名变成了流量标签，拳师与屌癌齐飞，而性别差距报告的排位仍在逐年下滑……

眼前发生的一切快得令人眩晕。在离开意大利三个月后，我仍然能记起那时隔着地铁车头的大玻璃窗，看自己的影子悬浮于城市的黑暗肠道中。而在故乡感受到的疏离感并不比那时少。

九

在长辈们的念叨下， Adon一解除隔离就开始投简历找工作，也拿到了几个offer，这让母亲喜上眉梢：她当然是希望我们留在大陆的，最好就在家门口。但然后呢？像我们的同龄人一样，996，贷款买房，怀孕生子，融入“主流”？可我和Adon最初之所以彼此吸引，不就是因为都逃离了“主流”吗？ 

一个好消息的到来让Adon决定先返回台湾：他在米兰封城时和朋友跨国合作设计了一个装置艺术作品，成功入选了2021年的台湾灯会，这一年灯会的举办城市刚好是他的老家新竹，需要提前回去布展。2020年12月婚礼结束后，Adon一家返回台湾，紧接着我也办好了入台证，顺利通过桃园机场的“陆配”面试，随Adon返回他的新竹老家。

对于Adon而言，阔别近十年后重新回到台湾生活，感到亲切又陌生。当年他共事过的留在台湾的同侪，有的开了事务所，有的当上了大学助教，就像我那些留在家乡的同学们，过着四平八稳的日子。而我和Adon像是两叶小舟，随着洋流起伏游荡，虽然因为偶遇合并成了一条船，仍都做着漂流者的梦。

但我们没料到疫情会如影随形：台湾的防疫出现破口，导致这一年的台湾灯会一延再延，转型成了七月的艺术节， Adon团队的作品虽然被幸运地保留下来，但离正式开幕还遥遥无期。我们的原计划是做完灯会就回大陆，但这么一来，我们的归期也变得悬而未决。

有一瞬间我很丧气地想：早知道就躺平得了，不折腾了。

好在我们很快在台北找到了工作，租了一个小公寓，开始了正式的新婚生活，我同时还申请上了政治大学的博士，而Adon也计划今年出一张新专辑，这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找到了步调。在台湾結束三级防疫之前，我和Adon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状态：闭门不出，朝夕相对，恣意自在。

这似乎也是对我们婚姻的隐喻：它始于一段浪漫的异国邂逅，跨越了海峡，联结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但抛开一切标签，它不过是两个灵魂裸裎相对的时时刻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