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我在台北挺好的
一
「不可以。」
櫃員小姐連眼皮都不抬地丟出這三個字,一個假笑都懶得給我。
2021年初的台北,春寒料峭壁。 我站在一家銀行的櫃檯面前,猝不及防地被潑了冷水。 這是我以陸配身分進入台灣的第二個月,剛結束居家隔離,原是興沖沖帶了錢來銀行開戶的,也按官網說明準備了資料。
「為什麼?」我努力想看清楚她的工牌,心想這什麼態度,欠投訴嗎。 隔壁窗口的台灣老太太是來辦人民幣業務的,負責接待她的那位櫃員小姐滿臉堆笑,彷彿故意要襯託我這邊的肅殺之氣。
隔著反光的玻璃窗,我對面櫃員小姐的聲音也影影綽綽:「我們銀行適用XXX國際標準,開設帳戶的規定比較嚴格,您或者去其他銀行看看。」
我努力回想自己過去辦銀行卡的經歷:留學時候母校有發過一張校園卡兼儲蓄卡,更早的時候在大陸工作,工資卡、信用卡都是上趕著來找我辦的。 現在來了台灣,既不是學生,也不是打工人,只是大陸配偶,就一朝回到解放前,不配有自己的賬戶了嗎?
我跑去另一家銀行詢問,這次的櫃姐是笑瞇瞇的,但仍然拒絕了我,理由大同小異,只留了條窄門:「您要是找到工作,可以憑工作證明來辦理。」
我低頭看自己的居留證,上面有一行紅色的小字,顯示在法律意義上作為陸配的我有權利找工作,不需要另外申請工作居留。 但身為文科生,一個已婚未孕的女性,我在台灣能找到什麼工作呢?
二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米蘭某貿易公司的管理職,是2020年初從米蘭大學畢業後匆匆找的,原本是想把它當作跳板,把學生居留轉成工作居留,但入職沒幾天, 義大利爆發了疫情,公司轉向線上辦公,隨之而來的物流停擺,讓這間十年歷史的小公司在三個月後斷了氣。 我甚至沒拿到足額的工資,這是當初裸辭來義大利留學時候沒料到的。
Adon安慰我,說義大利本來就經濟不景氣,有想法的年輕人都往別處去,作為外國人更是不容易,疫情之前他才剛拿到義大利的永居,現在他都想回台灣了。 新聞報導了好幾起針對亞洲面孔的街頭暴力事件,右翼分子宣稱這病毒是中國人帶來的。
我們跟著留學生微信群的小廣告,在米蘭的一條小巷裡找到一家中國人開的物流公司,用一個多月完成了浩浩蕩蕩的跨境搬家:三分之一是Adon的行李,寄往他的老家新竹,三分之一是我們回大陸的部分行李,提前寄往我的老家蘇州,還有三分之一是隨身行李,我們押寶了漢莎航空公司的機票,幾經周折地從德國轉機回大陸去。
與義大利的緣分就在這一點點的螞蟻搬家中畫上了句點。 離開前,我和Adon在米蘭市裡走了一圈,錄下了馬路、公園、菜市場等日常生活的聲音,作為他下一張音樂專輯的素材。 我給這張專輯取名為Ciao Milano(再會米蘭),Ciao是「你好」,也有「再見」的意思,Adon說也許還會再回來。
我卻有種隱密的擔憂,覺得自己回不去了:我們在疫情中做出結婚的決定,成為橫亙在「自由的我」與「不自由的我們」之間的分水嶺。 但我們又需要這一紙婚書,來緩解疫情帶來的焦慮──至少不會在穿越邊境的時候被迫分開。
我母親倒不嫌棄我在義大利混不下去,甚至覺得我找到對象了,是這場留學的最大成就,至於我在大陸一辦完婚禮就跟著對象去台灣,她覺得那還是比義大利近多了 ,沒時差,飛兩個小時而已。 唯一不放心的,是她還沒能去男方家裡考察過,只好千叮嚀萬囑咐,「保證好經濟」。
我當然沒打算當全職主婦,在米蘭封城的那兩個多月裡,我已經受夠了被居家隔離什麼都做不了的狀態,萬一找不到工作的話,去讀書也是好的。 我電腦桌面上有個「履歷」的資料夾,隨著投遞履歷的次數增加,它如貪食蛇般膨脹。
Adon的爸媽一直催促兒子快去上班,在老人家眼裡,早一天上班、早一天拿薪水才是正道。 至於我這個新媳婦,他們嘴上沒說,心裡大約還是期待添丁的。
在台灣的第一個新年,我跟著Adon家人們去客家祠堂祭祖。 拜完祖先,看到有人發紅皮的新丁板(一種豆沙餡的糯米糕點),原來是他們家裡新添了男嬰,特地做來和大家分享喜氣。 長老會向家族裡的男性收取「丁費」,作為修繕祠堂和維護運營的經費,而女人們是不用交的——過去未婚和離婚的姑婆甚至進不了宗祠。 Adon爸爸說,這年頭提倡性別平等,姑婆牌也可以入祠堂了,若是這女人夠優秀,也會被頂禮膜拜。
我心想,這就是體制化嗎,生得有組織,死得有進步。
三
過完春節,Adon順利入職台北的一家建築師事務所,我也奔波在面試中,和他半開玩笑說,我要是找不到工作,得靠他一個人交房租,似乎得懷個孕才說得過去 。 Adon不以為意,說找工作和生小孩都是急不來的事情,叫我放寬心。 2021年3月,我們在台北新租了一間小公寓,靠窗的玻璃瓶裡插了一小株水耕的吊蘭,剛悄悄冒出柔軟的新芽。
我很快也在台北找到了新工作,一家新創公司的管理職。 公司開在一間辦公大樓的共享辦公室裡,左鄰右舍都是新創公司,公共區域的冰箱裡塞滿了各種食物和保鮮盒,上面貼著五顏六色的便箋條以標記名字。 公共客廳的沙發靠著大片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繁華的台北街景,老闆喜歡在這兒和客戶談生意,除了風景好,也是因為自己公司的空間有限,一條會議長桌就佔去三分 之二,如果把同事全叫齊了,椅子都不夠坐,也難怪他會支持遠距辦公。
我的同事們都是純色棉麻的文青風裝扮,年輕的面孔埋在貼著花花綠綠貼紙的筆記本電腦後面,只在老闆介紹我的時候抬起來禮貌性地笑了一下,對於我的「大陸人」身分似乎無動於衷。 Tania是同一批入職的最年長的女同事,曾經在北京工作過,對誰都很熨貼,和我也能聊上幾句,談起北京的口氣像是談論前男友,惆悵而溫柔。
「我現在還會用微信和以前的大陸同事保持聯絡。」她說。
用微信的台灣人,比起不用微信的台灣人,對大陸的了解更會多一些。 我的老闆也用微信,還帶他老婆在北京讀過MBA,常穿那間MBA學院的T恤過來上班,毫不介意上面印的簡體字會讓一些台灣年輕人側目。 他在台灣和大陸都有公司——這似乎是許多台灣生意人的做法:兩頭下注,伺機而動。
我去了辦公室才知道,之前聯絡我的HR,其實就是老闆娘,也是個在大陸工作過的台灣人。 她也是財務總監,面試時老闆一口答應的薪水,到了她那裡又被討價還價,最後到手的比約定的少了一些。 我心想,拿多少錢做多少事吧,再說我一週只需要兩天進辦公室,可以靈活支配自己的時間,還計較啥呢!
老闆也是爽快人,聽說我辦不了銀行卡,立刻開了工作證明,還特別關照我就去公司對面的銀行辦,「報公司的名字,他們比較熟悉。」
果然,老闆推薦的銀行櫃員溫柔了許多,不再視我如「敵特」(敵方派來的特務),她拿過我的資料看了又看,無奈地指著一處賠笑道:「您這裡的章蓋得不清晰,需要重新蓋哦。」
老闆見我又殺了個回馬槍,一臉不可思議,聽完我的說明,他抓起印章,使勁壓實了印泥,然後惡作劇似的往紙上「啪啪啪」連蓋了好幾個章,「這下應該行了吧!」
入台的第四個月,我終於擁有了自己的銀行帳戶。 母親在視訊那頭連連說好,不厭其煩地關照我:「保護好自己!」
我明白母親的意思,她吃過許多苦,不憚以最壞的情況揣測他人,錢能帶來安全感。 但Adon一家也是樸實的好人,我和Adon住在台北的時候,他父母隔三岔五地從新竹開車送自家種的水果蔬菜上來,把我們公寓的冰箱塞得滿滿,我們週末回婆家住,總是睡到自然醒,而婆婆總是早早去市場,買我愛吃的煎餃回來,悄悄放在餐桌上。
「我挺好的,你放心!」我對母親說。
四
在拿到工作offer之前,我申請了台北一所大學的博士生。 因為是陸配的身份,和陸生不是一個報名系統,也沒查到陸配在台灣讀博的先例,不知道要準備哪些資料,於是又是跑有關單位又是寫email詢問,折騰了一圈,得到官方的正式回覆:陸配按「一般生」資格申請,但如果失去了依親居留,讀書資格也會被取消。
「官人啊,我可得拍好你馬屁,不然啊,工作也沒得,讀書也沒得。」我朝Adon作勢一拜,他得意一笑。
入職後沒幾天,我接到了學校的面試通知,在一個潮濕的清晨搭上捷運,再轉乘公車,前往台北南端的木柵校區,一路回復工作訊息,忙得暈頭轉向。 學校開在氤氳青翠的山上,那天我迷了路,幾乎想放棄面試了,行政老師連著打了幾通電話,最後打著傘跑下來找我,帶我上山找教室,一點也不嫌麻煩 。 面試結束的時候,她笑瞇瞇地說「你一定沒問題的」,又關切地問我,「怎麼氣色不太好,要多休息哦。」
我確實有些疲憊,是早期懷孕反應帶來的,我以為自己掩藏得很好,但女性似乎有天生的敏感。 面試的教室裡坐了一排教授,只有一個男性,「萬花叢中一點綠」,和我過去面試和答辯的經驗正相反。 我覺得自己是來對地方了——雖然我的身份挺尷尬的,既不是陸生,也不是一般意義的「一般生」,兩頭的獎學金都申請不了,但學校在台灣是有名氣的,被稱為「黨校」,政治色彩濃重,也出過很多文藝界的名人,像是陶晶瑩、陳綺貞等等,我雖然還沒入學,也莫名地生出些面子來。
Adon聽說我被錄取了,也很高興,但看我同時扛起學生、打工人、準媽媽三面大旗,又感嘆「能者也太勞了吧」。 我倒沒覺得自己「能」,得到offer固然是一種肯定,但又何嘗不是他們恰好需要呢? 我野心勃勃的老闆需要一個了解大陸市場的人,我的老師們對跨國流動的人有興趣,所以他們才遞給我橄欖枝。 可是我自己究竟想要什麼呢?
我對Adon說,我需要生存,所以要工作,我想追尋意義,所以去讀博,我也想當媽媽,儘管我自己還沒活明白,就要迎接新生命的到來。 我想要的很多很多,但此刻都還沒有答案,就像玩RPG遊戲開了新號,過去的生活已作廢,但新的生活會更好嗎?
五
有個歌手說,人生中我們只有一雙手,但手上有很多球要拋接,必須找到平衡點。 我沒有學過雜技,一上來就要拋接三球,這困難模式的遊戲讓我頭皮發麻。 但誰知道疫情也會變成buff?
2021年5月,台灣因疫情延燒,升級了防疫政策,上班和上課全面改為線上。 又一次,我和Adon陷入居家隔離狀態,笑說「這疫情怎麼追著我們跑」。 Adon每天一閒下來就拿手機刷Ptt論壇的新聞八卦,讀到氣憤處還念給我聽。 我懶洋洋地躺在電腦前,摸著小腹說:「雖然這有點地獄笑話,但不用出門讓我輕鬆多了。」那時,無論老闆同事,還是老師同學,都只能透過連線看到我的上半身,直到2021下半年「微解封」,一打照面,他們對我驚呼:“你肚子都這麼大了啊!”
Buff用完了,該還的還是要還,像是產假我從預產期當天開始請,前一天老闆還是會叫我去開會,生完孩子住在月子中心,半夜擠奶之餘還得抓耳撓腮地趕作業,而等到2022年2月出了月子中心,我發現「休息」這件事徹底離我而去了:帶娃是不分晝夜的,學習是見縫插針的,至於上班? 先用產假擋一擋吧!
在台灣,可以休兩個月產假並且領全薪,如果接著請育嬰假,可以領六個月的八成薪水,最多能請三年。 雖說我申請產假的時候打包票說「就請兩個月」,但休完產假回去上班,還要應付課業,又惦記著擠奶、餵奶,一支蠟燭掰成三截燒,忙得昏天黑地。
「我現在好像個渣男。」我向Adon抱怨,「上課的時候回工作消息,工作的時候偷偷寫作業,孩子也沒能按書養……招惹一堆,又沒做好。」
「孩子……不是有我爸媽在幫忙帶嗎?」Adon說,「如果覺得上班和上課太累,你可以停下來的。」
停下來? 要是不上班,我母親一定第一個不同意,她常把「女人要經濟獨立」掛在嘴邊,說絕對不能手心向上跟老公要。 我想起卡通《辛普森家庭》裡,天資聰穎的小女兒Lisa被告知未來會變成家庭主婦,發出抗拒的哀嚎。
或是,先休學? 依照學校的規定,在就讀期間最多也可以休三年的育嬰假。 但據說,有學姐懷孕後申請休學,然後再也沒有回來,我會變成她嗎?
我的系主任是位笑聲爽朗的女士,也是客家媳婦,博士畢業後找到教職,然後在36歲和38歲的時候生了兩個男孩。 我在聚餐時問她,怎麼有勇氣生兩個。
「我們當週末父母啊,孩子們是爺爺奶奶帶大的。」她笑道。
我深吸一口氣:我連斷奶都捨不得,哪裡做得到呢? 我甚至有點責備地想,怎麼能把母職轉移給老人呢? 這不是剝削嗎?
「麻煩別人」會帶給我羞恥感,何況網路上到處是「又美又颯」的獨立女性,分享如何做時間管理大師的經驗。 你說忙不過來? 一定是你還不夠努力。
六
在我剛懷孕的時候,有朋友推薦了托嬰,說小孩滿兩個月就能送去,這樣自己就輕鬆了,但要早點報名。 台灣少子化問題嚴重,總人口近三年連續負增長,許多年輕人考慮到生活成本,不願意結婚生子,以至於學校「永久停業」屢見不鮮,但吊詭的是,托育資源依然緊張,餵藥、 虐嬰之類的負面新聞也是層出不窮。 出了月子中心後,我和Adon商量托嬰,出乎我意料的,他表示堅決反對:「我不相信陌生人會照顧好別人的小孩。」
Adon的父母也不支持托嬰,說他們的身體還硬朗,可以照顧孫子。 商量之後的決定,是我先和孩子住在新竹,這樣有公婆照應,Adon在工作日繼續住在台北的租屋裡,週末回新竹,畢竟從台北的公寓步行就能到他公司,要是每天開車跨城通勤,至少要多花兩個小時在路上。
2022年9月起,我申請了六個月的帶薪育嬰假,再次擺脫了工作的束縛,第一件事就是考駕照。 在考上駕照前,我需要每天起早搭火車從新竹到台北車站,然後再轉乘公車到目的地,下課或下班後又搭公車去台北的租屋處,和Adon碰頭吃個晚餐,有時是我買了菜一起煮,有時兩人都累了就叫外送。 拿到駕照後,我終於不用再輾轉公車系統了,但一路都得靠咖啡提神,來保證開車和上課不打瞌睡。
除了放電腦和書本的包包,我還要背上一套沉重的吸乳器,每隔三個小時就要找到一個哺集乳室,有時是在學校,有時是在火車站,有時是在商場 ,洗淨雙手,組裝機器,插上電源,收集母乳,裝袋密封冷藏,清洗器皿……這樣一套操作下來,半個小時就過去了,而我還要再背上它們去趕路。
母親起初是支持我母乳的,甚至在我懷孕的時候還去廟裡拜過,希望我奶水充足。 但孩子滿週歲後,她聽說我還沒斷奶,皺起眉頭說:「該戒了吧?」
我忍不住提高了分貝:「這又不是水龍頭,想開就開,想關就關!」只有在母親面前,我才會露出暴躁的一面。
「我這不是看你累嘛。」母親訕訕道。
「人家世衛組織專家都建議了,母乳哺育可以到寶寶兩歲以上。」我說。 當然,專家不會指出,背奶媽媽有多辛苦。
「愛孩子,就給孩子最好的。」我待過的每一間哺乳室都貼著這句口號,比催產素更有魔力。
七
我和Adon考慮過在台北重新租公寓,最好兩房以上,讓公婆和孩子一起住過來。 我們原先租的房子是挑高的一房,兩人住剛好,加上嬰兒就太過擁擠,上下樓梯也不安全。 但且不說台北高昂的房租,公婆首先會煩惱老家的地沒人顧,又空置了他們住慣了的大房子。
Adon也試著申請過租金補貼,按照官方的說明,如果房客申請了租金補貼,房東就有減稅優惠,這似乎是兩頭討好,為此我們首先得有台北市的戶籍,這需要和房東商量 。 儘管有明文規定,房東不得阻止房客憑租房合約遷入戶籍,但我們的房東是個年近八旬的資深炒房仔,擔心被稅務機構查到會多繳稅,起初並不願配合, 直到我們第二年續租,他才勉強同意我們入戶,並且要求我們簽字保證,一旦租約到期且不再續租,就馬上遷出。
我趁著休育嬰假的空隙跑了趟戶政事務所,把我們一家三口從新竹遷進台北,心想,「咱也是名正言順的台北人啦!」Adon在租金補貼的線上系統提交了申請資料,遲遲沒有回音,打電話去詢問,才得知因為他名下還有一間農舍,也算是有不動產,不符合申請資格。 Adon一愣,解釋說那隻是新竹鄉下的一間紅磚毛坯房,四面漏風,完全住不了人,而且他在台北工作,戶籍也在台北,不是據說可以申請這裡的租房補貼嗎?
電話那頭的公務員冷冷地說:「你理解錯了,只有自己和直系親屬都沒有一套房產的情況下,才有資格申請租屋補助。即使你名下沒有農舍,你父母名下有房子,也不可以申請。」她甚至反問Adon,「你知道台灣有多少人沒有自己的房產嗎?」
我後來查了下官方數據:2020年全台2357萬人,有房一族為804萬人,約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三個人裡就有兩個人名下沒房子, 而有房一族中,超過七成的人名下只有一套房,這意味著去外地打工往往需要租房。 依照公務員的說明,這補貼是給赤貧階層的,我和Adon還不夠格。
掛了電話,Adon氣呼呼地說:「早知道這樣,前幾年就應該回來買房,還沒漲得這麼離譜。」疫情之前,他正考慮在義大利買房定居,但身為外國人,如果是貸款買房 ,他需要有直系親屬在當地當擔保人──你看,無論在哪裡,法律條文總愛為難人。
「那就把農舍賣了,看能不能換套台北的,如果不夠,就連我們現在住的房子一起賣了,全家遷到台北去。」Adon父母給出了一個最直接的解決方案。
我和Adon連連搖頭:我們並不打算永遠留在台北,儘管它在上個世紀締造了許多傳奇,但在當下,它光環盡褪,露出疲態。 2023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台北的戶籍人口已經不足250萬人,僅2022年就流失3.7萬人,原因是疫情導致許多「天龍人」遷往國外,而普通人則流向生活成本更低的其他 地區。 我們來台灣是疫情使然,如今新的流動已開始,又何必在樹上吊死?
2023年春節前夕,我們決定結束在台北的租房生活,並遵守和房東的約定,提前把戶口從台北遷回新竹,登記在Adon名下的農舍。 這裡四周環田,人煙稀少,常有野狗集結,Adon父母每次都要開車過來,他們是「書包翻身」的農家子弟,對土地有情結,十多年前因緣際會買了這塊地,如今種滿了瓜果蔬菜,是他們老年生活的一份樂趣。
我想起電視劇《宰相劉羅鍋》裡,劉墉說“my dear”念著像「麥地」,農民最喜歡的就是長滿麥子的地,要是真為了台北的根椽片瓦賣了它,還真是虧大了。 Adon說,他打算存夠錢就翻修農舍,按自己的想法來,以後住在裡面,在田野間做「數位遊民」,豈不妙哉?
我說好呀,可在那之前,咱們住哪裡呀?
Adon說,住爸媽家呀,省下房租大頭,可以早點存夠錢實現夢想。
我說,那不就是啃老嗎?
Adon粲然一笑:「誰讓我是獨生子呢?」
八
我和Adon算了一筆帳,就算每天開車往返,汽油費加上在台北的停車費,還是要比住台北省得多。 這種跨城通勤不算新鮮事,在我的老家蘇州,就不乏在上海上班、在蘇州生活的人,Adon在米蘭上班的時候,有同事住在米蘭近郊的洛迪,甚至是更遠的科莫湖,都是靠開車或高鐵通勤。 為了早日實現田園夢想,眼下啃老似乎也說得過去。
但我還是無法像Adon那麼坦然,自打生了孩子在婆家住,我每個月都會交筆伙食費,逢年過節給老人包個紅包。 即使這樣,我還是覺得給太少了,心裡過意不去,在家的時候盡量自己帶孩子,讓老人休息。 這大大壓縮了我的休息時間,常常要等孩子睡熟了,又爬起來挑燈熬夜寫作業,有時候寫到人都麻了,甚至聯想到一些新聞,懷疑自己會不會猝死。
Adon爸媽覺得讀博是苦差事,他們有個朋友讀了十年最後沒能畢業,因此安慰我說,就算最後畢不了業也沒關係,博士學位不是非拿不可,做人嘛開心最重要。 如果能朝九晚五地上班,有份穩定的薪水,在他們看來是更好的選擇。
但我的公司可談不上穩定。 2022年初我休產假的時候,同一批入職的同事已經走了大半,最年長的Tania也飛去英國讀碩士了,據說是邊讀書邊工作,每天倒時差上線和老闆開會。 2023年3月,我結束帶薪育嬰假,回到辦公室的時候,公司已經洗了一輪牌,工位上全是新面孔,過去只管財務和人事的老闆娘,現在也管起業務來了 ,要求我們坐班的時間越來越多,這樣我就必須跟公司請假去上課。 鑒於我在工作的兩年中休了八個月假,升遷加薪自然也不用提了。
而壓斷我的最後一根稻草,是Tania從英國畢業回來,和我碰面說起她留學的日子,感嘆這一年物價飛漲,無論是台灣還是英國都不好過。 雖然她領著公司的全薪,但收入跟不上英國房租飆升,加上碰到種族歧視的白人室友,成天給她添堵,回到台北又物是人非,呆了一個月就離職了 ——我之前還將她當作公司的「定海神針」呢。
2023年6月,在一場馬拉松式會議的盡頭,老闆娘在線上意猶未盡地發問:「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我點開關閉良久的麥克風,內心閃過一絲愧疚,但又不得不吐出這句話:「不好意思,我要辭職。」
麥克風那頭,老闆娘像是剎不住車似的,又重複了一遍工作任務,講完才回過神來,說:「那你就做好交接,走流程吧。」
「好的,沒問題。」我在這頭恭順地回答,一如既往。
照理說,我不該感到愧疚:賺到最多錢的人是他們,而我也有說走就走的自由。 但如果不是因為他們提供了這份工作,我會被排除在這個社會的系統之外,不會有自己的銀行帳戶,也不會獲得產假和育嬰假期間的權益。 正如Adon父母所習以為常的,只有進入這個系統、擁有工作,才能成為完整的、有保障的人,而我卻主動放棄了工作,重回「邊緣」,只是為了喘口氣。
我想起教授在課堂上分享她採訪「網紅媽媽」的經歷,說去之前以為她們是時間管理大師,帶娃那麼忙,還能定期產出美圖美文,也太厲害了吧,去之後才發現,她們都是有助理的,而且這些助理都隱藏在鏡頭之外,粉絲們並不知道那些光鮮亮麗是團隊工作的結果,而母職的焦慮卻因此擴散開來——我實在不必為自己完不成三份KPI而感到抱歉。
辦離職手續那天,老闆饒有興致地問我,畢業論文要寫什麼,又說,如果需要新工作,他可以寫推薦信。 我感謝了他的好意,說我打算先回大陸探個親,之後再看情況。 他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話,笑說真羨慕你啊,不用養家的嗎? 我也笑笑,不再多做解釋。
九
2023年8月,時隔近三年後,我回到了故鄉蘇州。 這是我離開母親最久的一次,即使是在義大利留學的那幾年,我也從未和她分開超過一年,而現在當她第一次抱起外孫,他已經會甜甜地喊她 「好婆」。 她染過的頭髮又長出了新一截斑白,脖子上又多了幾粒黑斑,這是我們影片時她手機自帶的美顏濾鏡所遮蔽的。
在娘家的房間裡,我的孩子發現了一張合影,那是我高中畢業的時候,我們母女三人一起拍的。 他指著上面的我,興奮地直喊「姐姐」,以為那是他剛認識的表姐,我姐姐的女兒。 我提議母親再去拍一次合影,帶著孩子們一起。 母親說好。
趕在9月回台灣之前,我預約了一家攝影工作室,帶他們過去拍攝。 正化妝的時候,母親突然提出要再拍一張單人照,並翻出手機給攝影師看上面的照片作參考:那是她打小一條街長大的閨蜜,薄施粉黛,穿紅著綠,與大家一起出遊,被同行的人抓拍到回眸一笑。
「大家都誇她這張照片拍得好,所以她打算拿來做遺照。」母親說,「趁這個機會我也要拍一張,不能輸給她。」
我說呸呸呸,你離過世還有幾十年呢,拍這麼早做什麼。
母親堅持說:「我想趁著自己還沒那麼老,拍得漂亮些。」這些年她常參加同學會,老同學裡陸續走了好幾個,讓她很唏噓。
我眼眶一熱,幾乎要湧出淚來:我做慣了女兒,還沒習慣做母親,未曾想到她已經覺得離死亡這麼近了。 這一刻,我該慶幸,我們還能團聚,卻又感到宿命般的哀傷:孩子注定奔向遠方,而自己又身歸何處?
母親拿起洗好的合照照片,有點惋惜地評論道:「大家都笑,就寶寶沒笑。」
我說:「他還小,不懂要對著鏡頭笑,以後我們還有機會再拍的。」
她點點頭,叫我再多洗幾張帶走,我笑說存作手機桌面不就好了,比拿照片更方便。 她對自己的單人照似乎還算滿意,但我總覺得白髮刺眼,說早知道她要拍單人照,應該帶她重新染好頭髮再來。
母親倒不介意,說這種照片有白髮很正常,還對我擠擠眼,說等辦好了探親簽證再染,好顯得比親家更年輕。 她摟過外孫,用家鄉話念起一首我熟悉的童謠:
「點點諾諾,蟲蟲做窩,貓貓吃飯,老鼠遞筷,撲通撲通~飛~」
母親說「飛」的時候,故意提高了音調,兩隻手比劃著飛翔的鳥,逗得孩子咯咯大笑。 那瞬間,我彷彿穿越了三十年層巒疊嶂,回到那個被她擁抱著的小女孩的身體裡,我什至清晰地回想起她當時的體溫和呼吸,還有幼小的我的雀躍。 或許此時此刻,也正被寫入我孩子的記憶深處?
「點點——諾諾——蟲蟲——做窩——」
在台灣的家中,孩子又一次念起這首童謠,雖然還有些口齒不清,但並不妨礙他揮舞著胖乎乎的小手,模仿著外婆的動作:“撲通~飛~飛~”
「飛到哪裡去呀?」我故意問他。
「飛到~蘇州~」他咯咯笑起來。
孩子的成長總是讓我吃驚:他是什麼時候吸收了我們的對話,化為他的表達? 在我的故事裡,母親是我的註腳,而我的孩子又會如何寫我們呢?
「嗡嗡嗡」,手機螢幕再次亮起,是母親的通話邀請。
我抱起孩子,按下接聽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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