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星火

天水东南角有一条街，商店和房屋错落，有一个不怎么浪漫的名字：马跑泉，也就是奔马之泉。传说公元七世纪，一位著名的武将为唐朝开疆拓土，战功赫赫。某日他路过此地歇息兵马，突然他的坐骑在一处松软的地面刨开一个坑，几分钟后就涌出了泉水，所以就叫马刨泉，后来演化成谐音马跑泉。这名字也很切题，因为天水原本就是一个骑兵基地。

天水军事上的重要性在于它位于边陲。它有成排的麦田和高粱地，横跨在大片良田和更远处的沙漠之间。这些草原非常适合饲养和训练战马，和内地的交通因为有渭河也还算方便。渭河向东流经古代中国最重要的首都西安。马跑泉如同守护中华文明的一个堡垒，这些战马和周围的工事要塞对朝廷同样重要，那些要塞就是众所周知的长城。

在二十世纪中叶，马跑泉再次迎来了同样的历史性时刻：新建政的共产党试图建立一个独裁政权。当战斗在五十年代发生时，镇子还和它早些年类似，田地沿着黄土山坡一直延伸到河边。佛龛星罗棋布，有的供奉着民间神灵，有的则供奉着当地望族的祖先----田野、农夫、庙宇和传统构成了一个想象中永恒的中国。

事实上，当地社会已经被拆得四分五裂。毛的暴力革命让庙宇荒芜废弃。本来土地都是零散为个人所有，现在全部归了政府。对于明眼人来说，新的建筑物都在暗示着肆无忌惮的权力。新楼里住着本地的党政干部，他们把来自北京的指令传达到各个村庄。还有一个新车库，里面有一台拖拉机，作为党誓言要将农业现代化的一种保证。镇上就这一台农机，农民轮流使用。过去，生活的中心是共同的宗教生活；现在则围绕一个新的信仰--科学--还有之后的保护神：共产党。

张春元曾是拖拉机的保管员。他那时26岁，刚从朝鲜战场退伍。他在战斗中负伤，伤愈后就学习如何驾驶军车。落后地区这样的技术人才非常稀缺，本地官员庆幸他能来这里。他们请他负责管理珍贵的拖拉机。他既要负责保管、修理，还要开着它为农民服务，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干这些活。

张春元虽然有技术，但也无法遮盖他是一个社会的贱民。他曾是荣誉军人，还是大学生，看起来简直无可挑剔。他之所以来马跑泉是因为他被反右运动波及。1958年5月，他被流放至此，同行的是兰州大学的五十名学生和教师。他们和其他几十万右派分子一样，在共产党要求大家提出批评的时候，针对那些他们认为应该解决的问题，说出了自己温和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结果被打成了右派。1959年春，就在校园里春暖花开之际，张春元和其他人一起，被下放到天水参加农业劳动。

学生和老师被分成两组。一组派往西部更远的武山县，张春元和其他二十几人派到了马跑泉。学生和老师都要干农活，比如种地或放羊。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刚开始的时候，老师和学生直接目睹了惨状。他们都很年轻，所以挺过了饥荒，但他们看着老人、孩子和病弱者慢慢死去。

学生们还不是饥荒年代最惨的人，因为中国人普遍珍惜读书人。即便是饥荒来临，当地的干部也知道这些年轻人的文化水平远远超过本地人。一名干部还出主意让这些年轻人办一所开放大学，教当地农民识字。这就让学生们暂停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让他们有机会在拖拉机房隔壁的党委办公室里备课。他们抓住难得的机会阅读国家级刊物和报纸，跟踪一系列荒诞的、灾难性的事件，它们如何失去控制，如何最终导致了大饥荒发生。

1959年8月，他们读到了河南破纪录的粮食产量和其它一系列神奇的事件，他们知道这是赤裸裸的造假。其中一名学生谭蝉雪在后来发表的回忆录中写到：“粮食产量上了天，人们的肚子却饿扁了，农村到处萧条、饥荒。树都被剥了皮，野菜也被挖的精光。”（注1、2）

很快，学生们就见识了人吃人。从山上下来找野菜的谭蝉雪和她的同学们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卖肉包子的----真是奇迹！“第二天就听说有人在包子里吃出了指甲。我吓得直哆嗦，老天爷！”（注3）老人失踪了，找到的是被肢解的尸体，挂在地窖的铁钩子上。谭蝉雪发现三种人幸存下来：干部，用权力交换食物；聪明人，会偷会抢；还有那些逃到新疆去的逃难者，那里是边境地区，还有粮食和水果。

学生们经常在张春元的拖拉机站聚会。这里交通方便，外面就是大主路，张春元是个好客又有见识的主人。他肩宽体壮，浓眉方脸，他很有眼色，爱读书。他的知识加上战争经历，是这群文绉绉的学生娃没法比的。但张春元从不说教或居高临下，他和学生一起花很多时间讨论这个国家的未来。在这些时刻，他们都忘了自己被放逐的身份，仿佛自己仍然抱有振兴中华的责任。

谭蝉雪回忆到：“他真心反对那些只顾自己的人，他觉得他个人的自由不算什么大事。”（注4）

有些人失去了信心，想要逃离中国，丁恒武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彪形大汉，数学系毕业生。他饿得够呛，但坚持在当地的水库里练习游泳，这也是他逃亡计划的一部分。有一天，他出发步行千里去南方的缅甸边界，他计划游过湄公河。再也没人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最吓人的故事是孙梓筠，他是中文系的党员。当饥荒蔓延夺去越来越多的生命，他给党的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写信，向编辑报道这正在上演的灾难。他为此感到自豪，他深信党并不清楚底层的真实情形。党会欢迎他的谏言和忠告，也会帮他脱困----很多其他学生也有同样的期待。

几个月过去了，1959年秋天，孙梓筠正在田里干活，来了几个军人逮捕了他。当着所有人的面，他们殴打他，要他承认自己的反革命行径。他们把装了屎尿的桶挂在他脖子上，桶的铁制提手深深勒进皮肤，他晕了过去。后来他被手铐锢得太紧，切断了血液循环，手开始坏死。最后他设法逃走，去了邻近省份。这一幕可把学生们吓坏了：像孙梓筠这样忠诚的党员尚且被如此虐待，证明党对了解真相毫无兴趣。

张春元反复思考这些问题。谭蝉雪还给他讲了她寄居的农民家庭里一位农妇的故事。某个晚上，老妇人饿得直哭，嘴里嘟哝着农民们做了啥坏事。他们支持共产党的革命，现在党却要饿死他们，这是为什么？

谭蝉雪问张春元他们应该怎么做？他说他们不能置身事外。那些零星的经过层层筛选才抵达边远之地的报道，说明饥荒不仅仅是天水或周边地区的孤立事件。这是全国性的灾难。他们得干点什么。正如另一位学生项诚建所言：“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死去。”（注5）

张春元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出生在河南农村，日子一向很艰难。那个区域长期处在饥荒的边缘，所以大多数人都被共产党社会正义和经济发展的愿景所吸引。对张春元来说，党就是给予他第二次重生的家庭。母亲在他七岁时就去世了，他说继母待他非常刻薄。

十三岁时，他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学会汽修手艺，在1948年加入人民解放军，年仅十六岁。1950年韩战爆发，他作为志愿军上了战场，他的车队被美军飞机扫射，他也受了伤。他脖子上的伤是永久性的，1954年他因伤退伍。他享受到退伍军人的优惠政策，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

这开启了他对共产党治理中国的理想破灭之旅。他以为大学应该有像模像样的图书馆，实际上大多数书籍都被锁在柜子里。兰州大学甚至都没有一套完整的儒学经典----几百年来这些都是读书人的基本读物----更别说如今最前沿的杂志了。教学还要更糟，一个老师带一百个学生。

百花齐放运动开始后，张春元对图书匮乏和教学质量提出了意见。因此，他被打成试图推翻学校的右派，被发配到天水。

但他兴致勃勃的在马跑泉拖拉机站开始了工作，驾驶、修理这台最有价值的农机。晚上的业余时间他还写了电影剧本，《中朝少年》，主要讲述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纽带关系。他用笔名把剧本寄给电影厂参加竞赛，赢了七百元的奖金，在五十年代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剧本被计划拍成电影，直到电影厂调查发现作者是右派分子。

张春元并没有因此泄气。他少年时的绰号就是“轴”，意思是一旦拿定主意就格外固执。这让他成为这群学生的领头人，因为他有韧劲，也不说空话----能把事情办成。但他不肯服输的态度也带给他巨大的风险。

在天水，有一次他听说有同学被南部铁路警方拘留，因为该同学饿极了扒火车逃荒。张春元伪造了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证，然后坐火车去那里了解情况。他骗过了铁路警方和当地派出所，把学生带了回来。这次凯旋影响很大，大家都信服张春元可以办成大事。

在东部人口密集的地方，学生们很难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就像他们在张春元的拖拉机站一样。天水偏远穷困，学生们在一个开放式大学里，也有机会到各地走动或聚会。他们也意识到这样面对面的聚会机会难得。孙梓筠的例子也让大家明白单打独斗成不了气候。谭蝉雪说，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但一把筷子绑在一起就坚韧有力得多。

小组里同学们都成了彼此的好友，谭蝉雪和张春元走的最近，后来他们宣布了自己的婚事。24岁的谭蝉雪身材苗条，眉毛又细又弯，她来自广东省靠近香港边界的农村。张春元倔强而强硬，她则温柔、眼神平静、举止有度。在独裁统治下的饥荒岁月，相爱有太多的困难，但他们很快就会冒着生命危险去证明他们的爱情。

1959年5月，小组的话题是如何摆脱共产党的统治，或推翻现任的造成饥荒的领导人。张春元觉得有两种可能：自上而下的政变或自下而上的革命。后者似乎毫无可能，所以他们希望毛的对手可以动手。事实上，这也是北京某些人正在谋划的事情。这个夏天，中国最知名的军事将领之一彭德怀，出来问责毛，但毛随即在庐山的度假地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彭德怀被打倒，毛加码了自己的经济政策，恶化了饥荒的局面。

彭德怀下台的消息很快被公开，学生们意识到自己应该行动起来：最高层的将军因为忠言进谏被迫害，最后的一丝希望就在于鼓动草根阶层起来革命。他们认为最有希望的就是发表关于饥荒的报道，希望官员和干部能看到农村正在发生的灾难，也给干部们献计献策。他们着手办一本杂志。

开始这是一个模糊的想法，直到他们读了一首诗。诗的作者是北大的林昭，她在北京求学，因为替被迫害的朋友出头被打成“极右分子”。林昭的诗歌照亮了这些学生，也让他们感受到文字的力量。（注6）

和张春元一样，林昭也远比许多年轻学生要成熟。1949年解放后，林昭曾作为党的宣传干部工作过。那段时间，她执行党的暴力政策，参与了土改运动，也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地主被屠杀。但随着时间推进，他看到共产党并没有建起一个乌托邦，而是变成了紧密控制的极权社会。在前共产党时期的中国，她还是一名小姑娘，读的是景海女师，一所有教会背景的女子学校。现在她回归了她的信仰，并尝试用艺术来表达自己不同于党的独立性。当她的朋友被逮捕时，她发表了这首诗作为宣言：

真理的力量

从来都不在于

真理守护者的傲慢 

林昭之后还写了二百四十行的长诗《海鸥之歌》并在朋友之间传抄，其中一个人是天水这些学生中某人的姐妹。她寄了这首诗给这群被流放的学生。整个小组都被林昭这些大胆的想象和公开的政治暗示所震惊。诗作描绘的故事是一艘船上载着被锁链困住的囚犯，他们的罪名就是追求自由。

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充满它的是对于自由的想望……象濒于窒息的人呼求空气，象即将渴死的人奔赴水浆。

张春元决定他要去见一见作者。林昭在北京被捕后，因为肺结核病恶化而保外就医，并开始咳血。她回到家乡苏州，中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她受到严密的监视。张春元又一次冒险行事，用伪造的证件坐了几天火车，偷偷会见了林昭。林昭告诉张春元不要出版她的诗作，因为对小组和读者都有很大的风险。

接着张春元读到了林昭的第二首诗歌，三百六十八行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它使用基督教主题并反映了林昭越来越深的基督教信仰。诗歌讲述宙斯和普罗米修斯的会面，他被铁链锁在岩石上，因为他给人类送去了火种。宙斯说这样的惩罚非常必要，因为人类永远都不应该拥有这样重要的工具。

不过是这样，普洛米修斯，我们不愿人间留半点火星，火只该供天神焚香燔食，那能够给贱民取暖照明！

张春元说服了林昭同意他们发表这首诗歌，并把它放在新刊物的创刊号上。北京的学生还寄给他一些材料，是关于捷克共产党试行的混合所有制，允许资本主义方式的激励机制（正是中共在二十年后所实践的）。张春元打算把这些内容也放进创刊号，还有他自己和其他小组成员写的文章。刊物需要起个名字，很快就选中了《星火》，取星火燎原之意，也就是一个火星可以点燃整个草原的大火。毛曾在他的文章中引用过，因此广为人知。

小组的两个成员，物理系学生苗新久和化学系学生向承鉴，承担了杂志印刷。他们本来分配到武山西郊的硫酸厂工作。厂里有一台老式油印机，他们偶尔可以使用。他们的工作还包括培育用于发酵的细菌，这份工作要求有密闭空间。这样他们就可以长时间带着油印机躲在房间里，对外就说在培育菌种。

两人在1960年1月花了八个晚上做了手刻的印版，没有任何排版工具。这个进展实在太慢，苗新久和向承鉴最后不得不打开了办公室门，这样风险太大。像以往一样，张春元想出了办法。在他的拖拉机房有个旧马达，他拿给苗新久和向承鉴，他们然后把马达贱卖给厂里，换的钱买了一台二手油印机。小组把油印机藏在顾雁家里，她是物理系的毕业生，住处离张春元很近。张春元随即也开始在油印机的圆筒上刻写文章，并画出了杂志的标志，一只熊熊燃烧的火炬。他们印刷了三十份，《星火》诞生了。

只有八页纸，手写体，没有照片或图画，《星火》非常原始简陋。但上面的文章却直面中国的核心难题----有历史的，有现在的。封面上的开篇作是顾雁写的，给杂志定下了基调。名字是“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它提出了十年来被反复提及的问题：

为什么曾经进步的共产党在十年执政后变得如此腐败和反动，国内怨声载道，国际上狼狈不堪？因为他们把人民的国家当作自己的私产，最在意的就是党掌管一切。

一个关键问题是“偶像崇拜”--间接指出了围绕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它也提出了更广泛的质疑，例如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政治寡头们傲慢而变态。如果这样的独裁体系被称为社会主义，那就是一种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它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丘之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关于饥荒，张春元写了一篇文章名叫“粮食很重要”。他指责中国共产党剥削农民：“今日的统治者，和历史上的皇帝一样，利用农民革命进军天安门广场，执掌了权杖。”之后，新贵们开始践踏农民，他们的命运和之前的农奴并无不同。在另一篇短文中，他还认为土地所有权的缺失是农民问题的关键。

吃惊么？这些议题今天仍然适用。时至今日农民依然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土地合并非常困难。农民也无法通过土地质押来获取资金进行农田改造或开发周边产业。很大程度上，农民的命运被操控于官员们的心血来潮，他们可以没收农民的土地，强迫农民迁移，或强制农民种植对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作物。

几个月后，学生们再次聚会，打算定期发行《星火》杂志。计划把杂志寄给五个主要城市的高层领导----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这个城市他们有熟悉的联系人。他们开始写更多文章，包括张春元的《关于人民公社》，详细分析农民如何被剥夺了土地，还有向承鉴的《给人民的信》，矛头指向最高领导人。

当成百上千万的农民饿死在床上，在火车上，在铁路上，在沟渠里，当几亿（四亿）人民挣扎在饥荒的死亡线上，还有另外二亿也饿的半死不活。而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牲口却饱食终日，“人民的公仆”可以购买小吃、饼干、糖果.......他们吃饱喝足转身就走（谁敢问他们要粮票），他们只要一坐下，就能马上开饭。

顺着这条脉络，向承鉴指出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道德相对主义。几十年后，毛泽东私人医生发表的回忆录中关于毛和大量年轻女性的性关系震惊世界。向承鉴在此时已经指出了这些中国领导者的虚伪面目。一面要求别人艰苦忠诚，自己却把妻子换成年轻女人，抛弃伴随他们革命和受苦的原配。更恶心的还有，霸占反右运动被迫害家庭中的妻子和女儿。

林昭的《海鸥》也发表在这一期。开始这诗刻在张春元《关于人民公社》同一个圆筒上。后来他们弄清楚了刻印的原理，重新印刷了杂志，他们把张春元的文章印了三百份，因为这是最重头的----分析饥荒成因。本来的打算是先散发这篇文章，然后再邮寄完整的杂志。

当第二期杂志如期付印时，学生小组开始争论下一步行动。他们认为需要某种组织来更好的传播他们的诉求，把影响力扩大到学生小组以外。他们知道该找谁：一个高瞻远瞩的干部杜映华。武山县在天水以西一百公里，黄土高原边缘。地区以农业为主，完全靠天吃饭。毫不奇怪，这个地区信奉龙王----掌管降水的神祇。

杜映华年轻时代被武山的贫穷和中国的战火笼罩。他1927年出生，四岁时日本强占了东北，十岁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十几岁就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抵抗日本侵略。共产党战时的大本营延安，也在风沙滚滚的黄土高原上，口口相传党会帮助农民翻身。杜映华深深相信党的承诺，用科学让中国变得更好。革命成功后，他被派回家乡作为负责领导人。学生们1959年被下放时，他欢迎学生的到来，他以为有才华的人可以传播知识和现代理念。

谭蝉雪是中文系的学生，但她对化学很熟悉。她想出了点子种植一种作物可以制造硫磺酸，这是化肥的重要成分。杜映华很快接受了建议，并对她和其他学生以礼相待。学生们对他也很信任。当他们收到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朋友同学寄来的资料和信息，他们也会分享给杜映华。化学系毕业的向承鉴冒险把南斯拉夫的改革计划拿给他看，之后还告诉他《星火》的事情。杜映华大吃一惊，但表示很有兴趣一读。

如果是正常年份，杜映华这样的干部会认识到，像《星火》这样对党提出挑战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可武山的情形非常绝望。1959年武山人口是五十九万，大约十三到十四万人被饿死了。（注7）十二万人逃离家乡。也就意味着一半的人口在一年间消失了，这就是崩溃。

某日，向承鉴步行来找杜映华交一份报告。时间已经很晚，外头非常冷，所以杜映华请他在自己居住的房间留宿。杜映华是谦逊而实在的主人。他给向承鉴做了晚饭，还烧热水给向承鉴洗脚。

吃完饭他们就上床睡觉。外面又冷又黑又安静。向承鉴以为杜映华睡着了，可杜映华开始说话。他说他打老蒋赶走国民党是为了帮助农民。但新政府带来了什么？饥饿和死亡。国民党那么糟糕的统治，还允许异议的声音比如鲁迅。对比之下，共产党更加高效和无情，铲除所有反对的声音。向承鉴回忆杜的谈话：

现在那些不同的意见都消失了，中国充满了荒唐的谎言！明天，又会有大量的人饿死，但幸存者每天被迫高喊形势一片大好。这是怎样荒诞的现状！前所未见，闻所未闻。我不明白世界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注8）

尽管年轻人都很努力，他们仍旧感到无助。社会正在分崩离析。人吃人的情况正在蔓延。人们也没有衣服穿。谁能推翻共产党让中国回归正常？国民党肯定不行。它已被打败龟缩在台湾岛这个最后的堡垒。必须有人逃离中国去寻求帮助，至少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了解这些情况，比如捷克斯洛伐克。也许这样可以帮助这个国家找到重新出发的路径。

谭蝉雪决定去香港寻求帮助。她来自广州，离那个英国殖民地不太远，她认为可以越境去香港。学生们离香港有一千二百多英里，但中国当下很混乱，即便有大学生回家乡找吃的，也不会惹眼。因此她坐火车回了广州住在姑姑家。

两个女人决定逃亡去香港并雇佣了一个蛇头帮她们越境。她们打扮成农民去了边境附近的农村。那个蛇头没有经验，结果她们被边防警察抓住，并关在深圳。那时的深圳只是一个小村子，并非如今二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她们试图继续扮演农妇的角色，希望警察以为她们只是不小心走到边境的，可以尽快释放她们。所以当她们被批准去捡柴的时候，她们光着脚就去了，结果很快脚就被划得稀烂。

开始并没有人注意她们的真实身份，直到谭蝉雪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有一天，守卫告诉她如果她想寄信，他可以帮她把信带出去邮寄。她假扮的是文盲，可又想利用这个机会警告《星火》的伙伴们她被关押。几周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她被带去审讯并问她是否认识高成庆。这其实是张春元的笔名。他们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

信件本身并不是陷阱。信的确被寄走了，张春元也很快就听到了自己爱人被拘捕的消息。他决定营救她，就像一年前他营救了另一个朋友一样。他继续用那张伪造的身份证件前往南方，上面就是他的笔名高成庆。但谭蝉雪被关在劳改营里，比之前他糊弄过关的铁路警察要管理严格得多。他们识破了他的伎俩并逮捕了他。他们不知道他的真名，所以用笔名做了登记。

张春元靠装病认识了一个女医生，也是个犯人。他觉得她很可信，就告诉她自己和谭蝉雪是夫妻，并请求她帮忙传递消息。他写了几张纸条，大部分都在表达自己的爱意，并期待出狱后的生活。他用一种亲昵的格式来称呼对方，就是只写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雪”。

雪！我们一定是命中注定的夫妻，所以才一起来到了监狱。我们的爱情将超越时空。愿我们进进出出，生死与共！来日方长，保重！

但医生不愿意为一个陌生人冒险。她也许可以检举他而得益，而且，他这种试探也可能是警察的诡计。张春元的情书最终落到了管理员的手上。

当局把一名政治犯和张春元关在同一监室。这人试图和张春元结交，张春元上当了。他坦承了一切，包括他们希望越境逃跑，包括《星火》杂志。很快张春元和谭蝉雪就被火车押送回兰州接受审讯。《星火》只存在了一年就被扑灭了。

到九月份，案件已全部破获。这个案件被列为全国第四大反革命事件，四十三人因为和《星火》杂志有关联而被逮捕，包括十二名大学生，两名教授，两名已毕业的学生和二十五个农民。

复仇来的飞快。党在兰州组织了万人宣判大会宣告对拘押在天水的众人的判决。张春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负责刻印的苗新久和向承鉴被判处二十年和十八年有期徒刑。其他人的刑期在五到十五年，包括官员杜映华。

谭蝉雪因为是右派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在狱中关押了十四年。之后被迫在酒泉的工厂就业，离夹边沟劳改营和卫星发射基地不远。只有在1980年平反之后，她才如愿离开了工厂。之后她加入了敦煌研究院，然后在1998年退休回到上海。在九十年代一次回天水的旅途中，她遇到了了解她案件的人。一个妇人拉着她的手说：“你可受苦了！”谭泪如雨下。

她比起其他人还算幸运的。当局很快就抓捕了那些已逃离天水的人。给杂志命名和做出徽标的物理系学生顾雁，被判处十七年徒刑。林昭，那个诗作鼓舞了张春元办杂志的诗人，判了二十年。

许多人为命运抗争，尤其是张春元。1962年6月，他装病住进了医院。炎热的中午，大家都在呼呼大睡，他换上便装溜出了医院。他搭便车去了邻近的城镇，然后步行十九公里去了一个伐木站，他有朋友在那工作。

他就住在朋友的伐木小屋里，慢慢养精蓄锐，然后启程去上海看自己的朋友们被如何处理。他发现顾雁已经被抓，然后去了邻近的苏州，发现林昭也被捕了。他给她寄了一张明信片，用她母亲的名字落款但假定林昭能辨认出他的笔迹：“我们的生命如此丰富，我们可以写出前所未见的小说，在家乡或在国外。我希望你能读到这本书，为了这本书我们付出了许多......”

张春元然后去了邻近的杭州，对朋友们身陷囹圄而自己逍遥法外感到自责。正因为饥荒和政治动荡带来的混乱，他才能长期持续逃亡。但要来的总要来，当饥荒得到控制，政府也恢复了常态。张春元在一次扫荡无家可归者的行动中被抓获。他被认出身份并送回兰州监狱服刑。

几年之后，党的又一次癫狂发作----文化大革命，对被关押的犯人是致命的。在文革最初的混乱之后，党公布了新的措施“加强公安工作”。这导致了整个国家范围的严厉打击。囚犯们被大批定罪处死。

1970年，天水当局认为新政意味着张春元和同情学生的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必须被处决。他们在狱中也曾有短暂的接触，所以当局认为两人正在密谋反革命活动，罪上加罪。

在张春元和杜映华被处决前几个月，他们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谭蝉雪希望张春元在行刑前能知道，她始终如一的爱他。他让送饭的人传递消息，告诉他“你会一直在我心里。”

张春元被押送到兰州拘留所执行死刑。这个监狱的外号是“窑洞”，外观像一座城堡，有十米的高墙，拉满了电网。他被送到最后关押的十二号监室，穿着黑棉布的监狱号服，戴着黑棉帽，拖着带边的棉鞋。脚踝上戴着十五公斤的重镣，上面包着棉条防止蹭出血。手被反铐在背后。他紧抓着唯一的财产----有缺口的搪瓷碗和杯子里塞着卷起来的白色棉毛巾，他自己可以脱下裤子拉屎撒尿，但需要别人帮他拉回去。

十几个监犯骚动着过来看这个倒霉蛋。他对打扰到众人表示歉意，并很有礼貌的等别人来帮他腾出地方坐下来。大家都呆住了，很快就让出一块地方。

这个监室的头目叫王忠义。他在一次扫荡年轻人的行动中被逮捕，起诉的罪名是流氓罪。他接到的命令是看住张春元别让他自杀。在他们同住的三天里，他们谈了很多，张春元很信任王忠义，告诉他自己如何爱着谭蝉雪。

有个年轻人问张春元是否觉得害怕。他的案件性质很严重，是不是？张春元回答：“的确很严重：现行反革命罪。”

张春元给这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三月二十二日，他被带往七里河体育场公判现场。他临走之前，要求王忠义答应他，去找到谭蝉雪带给她两句话：“首先，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比忠诚，我对她很抱歉，不能陪她走完人生的道路。第二，她要好好活下去，未来一定是光明和无限的！”

在体育场和张春元站在一起的是杜映华，党的书记。他们被判处死刑，并带往东岗镇柳条沟执行枪决。

张春元死后，这地区的很多监狱都贴出了告示，包括谭蝉雪所在的女子监狱。谭蝉雪看了告示之后，一月白头。

诗人林昭也同样固执。她在1962年因患肺结核被保外就医，在这段时间，领导层中的温和派逐渐让毛泽东边缘化。林昭觉得希望就在眼前，因而克制了自己的批评。但最后发现，一切照旧。她收拾了行装，告诉当地派出所，她已经准备好了重回监狱。

党很快就同意了。同年末林昭再次被捕，并被起诉“反革命罪”。她争辩道，这个说法毫无意义，“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领导人犯了什么罪。她如此直言不讳，法官不禁问她：“你脑子有病吧？”

事实上，她的精神状况堪忧，这一点不奇怪，因为她被单独囚禁并遭到非人对待。最常用的折磨是监狱里令所有犯人色变的手铐，把手反铐在背后，并把手铐收紧，这样被铐者的进食，穿衣，如厕都需要别人帮忙。林昭被单独囚禁，只能从地板上舔食，穿着裤子排泄。如果手铐过紧，肩部也会受伤，手腕会烂掉，留下永久性的伤疤。有时候，囚犯会殴打林昭，守卫也会抓她的头发。

在生命的最后六年里，林昭始终被关在狱中。不戴手铐的日子，她一直在写作，用亲戚送来的纸和笔。在被禁止书写的时候，或者某些紧急时刻，她用自己的鲜血书写。她把牙刷的末端在地上磨尖，然后在手指刺出鲜血，用勺子收集血液，用竹片或草编来书写。有时候，她写在纸片上，有时候写在自己衣服上。

林昭的文字直接了当、情绪激昂，从不绕弯子。最著名的是她写给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一封长达一百三十七页的信。她还用自己的血在监狱墙上画了一座祭坛纪念自己的父亲，他在1960年林昭被捕后自杀身亡。之后她继续用鲜血画出了香炉和鲜花，每周日从早上九点半到中午，她就会进行“大教堂礼拜”（注9），唱诵赞美诗和祈祷词，这是她在教会女校时学到的。

和其他思想单纯的异议人士一样，林昭很少想到她给家庭带来的痛苦。她母亲的薪水微薄，但林昭写信要她送被子、食物和其他供给。林昭毫不动摇的反对姿态也让她的兄弟成了政治贱民。她弟弟曾经说她“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注10）

林昭的执着和专注来自于她认定自己的文字会流传下去。1967年她非常自信的描述她寄给母亲的三万字的血书：“将来，人们会出版我的全集，我的遗作。”（注11）

她的书信母亲从未收到，更别说《人民日报》了。但监狱守卫并没有销毁这些文字，它们是证明她是人民公敌的有力证据。狱方甚至把她的文字整理成文，专门建档。

林昭1968年被处决，也是因为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和张春元和杜映华是一样的。在处决前的日子里，她被迫戴上“猴王帽”----用中国神话中的英雄命名，他如此难以控制，最后只能在头上套一个金箍让他屈服。林昭戴的是一个橡皮头罩，只在眼睛和鼻子留有缝隙，只在吃饭的时候可以拿下来。

林昭在4月29日被执行死刑----在庆祝劳动节前几天。她母亲知道后很快精神失常。她试图跳到推车前自杀，结果头上被撞了大口子，骨盆也骨折了。弟弟也有点发神经，殴打自己的母亲。她母亲死于1975年。这些学生们的努力看来注定要被湮没了。

小说《每个人都会孤独的死去》（注12）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奥托汉普（Otto Hampel）和伊莲汉普（Elsie Hampel）是柏林的工人夫妇，伊莲的弟弟在德国入侵法国时战死，这对夫妇就开始了反对第三帝国的行动。他们的计划很不起眼，两百张反对纳粹宣传的明信片，他们投进了附近的信箱和楼道。这个行动毫无结果，发现明信片的人都吓坏了，直接交给了当局。夫妻很快被逮捕，并在同一天处死，那是1943年4月8日。

要不是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精心记录了案件并把明信片归档的话，这个案子必然会消失在历史中。在苏联军队1945年占领柏林后，他们这些文件在柏林的巷战和官员焚烧档案中幸存下来。苏联的文化官员把这些案卷交给了德国作家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

法拉达收到这些档案的时候，自己也处于崩溃边缘。他被纳粹关了好几年，得了妄想症。苏联人找到他的时候，他住在难民营里，还吸食阿片类药物。他仔细阅读了文件，意识到这个故事需要自己全力以赴。他全心扑在上面好几个月，写出的故事重现了历史。他刚完成这部著作就去世了，但他告诉朋友：“这是一部杰作。”

他的朋友半信半疑，法拉达生前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德国作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如何能写出什么好的小说呢？可法拉达坚信汉普夫妇的故事，并决心写出一篇有力的文章，说明为什么有些人类会反抗。在他笔下，汉普夫妇反抗有他们个体的哀痛和对彼此的爱。但他们还有一些内在品质，这些共通的品质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有人拥有：说出真相的倔强。他们就是无法说谎。他们必须做点什么。

他们的故事能流传下来纯属运气。纳粹德国的许多人都曾经反抗，但绝大多数都在恐怖机器的运转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在这个案件中，命运之手把这些档案交给了这个命中注定的作者。

和汉普夫妻一样，《星火》这群人的故事也可能会湮没无闻。《星火》从未在全国流传。也没有人抗议，几乎对政府没有产生任何危害。在中国共产党七八十年的统治下，这只是无数对党无可匹敌的权力进行抗议行为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但这个故事却引起了千万人的关注，这是如何发生的？

和盖世太保手上汉普夫妇的文件不同，共产党关于过去几十年的文件从未公开过，甚至永远都不可能公开。但几十年来，尤其是危机时刻，文件从国家机器泄露出来，让公众窥见那些被抹去的历史。其中一段时期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共产党试图纠正那些毛时代的冤假错案。有一些受害者和家属被允许调阅他们的案卷。其中就有谭蝉雪，那个参与了杂志的年轻姑娘，她在劳改营里度过了十四年。

当她阅读自己的案卷时，她发现警察记录了一切。包括两期完整的《星火》杂志，第二期仅仅是刻在油印机卷筒上的一部分。警察还保留了在审讯折磨下被迫写下的忏悔录。甚至还有张春元被关在和谭蝉雪同一个拘留所时写给她的情书。

谭蝉雪被允许复印这些文件，并以此为蓝本书写自己的回忆录。还有几个幸存者也做了同样的事情。2000年代，地下电影制作人胡杰采访了大部分幸存者，在2013年在网上发布了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星火》。关于这个人群的故事开始传播，江雪就是受众之一。

学生们干这件事纯粹是为了正义，这也决定了很多人会出人意料的出现，帮助人们恢复记忆。王忠义，那个在张春元临死前几天关在一起的流氓犯，被释放后也兑现了当初的诺言，他找到谭蝉雪转告了张春元的遗言。他在2012年网上一篇文章中读到了《星火》的故事。他联络了敦煌研究院找到了谭蝉雪。他告知张春元最后时刻的宣言，谭蝉雪后来在香港发表这些文字。

最戏剧化的故事来自林昭。1979年，北京大学正式撤销了她极右分子的罪名。之后，新华社给她举办了追思活动，因为她曾经是一名记者。审阅林昭案卷的法官在1982年把大部分林昭的文字作品交给她的家人。他没有附上官方的判决书，但包括了用绿线装订并编号的手稿，四本林昭的日记，还有复印的血写家书，林昭用墨水重新誊抄过以便留给后人。

法官是按照自己的美学观念做出的决定。他说自己被林昭的诗打动了，他的家人理应拿回文稿。2000年代初，林昭的朋友编辑了她的作品。他们给血书做了影印并转成pdf文件发到网上。第一批看到这些文稿的异议人士之一是丁子霖，她是天安门屠杀受害者的母亲。丁子霖参加苏州教会学校的校友会，她发现林昭的书信很有启发性，对杀害自己儿子的这个体制有深刻的了解。她之后写道：“这对我的心灵是某种救赎。”（注13）

1980年代，林昭的追随者和家人找到了林昭的骨灰并埋葬在家乡城外的灵岩山下。她的墓地成为了中国人权活动者们最多到访的圣地。每年4月29日是她的忌日，这个地区都会被封锁，其余时间有闭路电视时刻监控。

纪录片电影制片人胡杰再次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在2004年拍摄《寻找林昭的灵魂》，通过采访那些认识林昭的人讲述她的传奇故事。胡杰的电影无法在中国互联网上发布，但一直通过人传人的方式在传播----人们通过U盘私下拷贝。它也发布在外国网站上，比如油管，许多人也通过VPN去观看。通过胡杰，中国的诺贝尔获奖者刘晓波知道了林昭，并对她推崇备至，同样的还有杰出的人权律师许志永，称她是“殉教的圣人、先知，有一颗喜悦灵魂的诗人，自由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注14）

对于知名作家和批评家崔卫平来说，这些来自上个世纪中叶的年轻人，他们试图发现的关键问题是一党统治所固有的----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仅仅十年后就暴露了，显而易见的弊端。他们的故事说明，人们一直在探寻更加自由更加人性的中国。从共产党执政开始，就有许多中国人一直在争取和斗争。

对崔卫平来说，这是电击一般的效应。在他们写下这些文字半个世纪之后再来阅读它们，她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之前也有人为此奋斗过。问题并不是针对某个群体或者某个时代，而是系统性的。所以当崔卫平读到林昭的文字时，她宣布：“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家谱。”（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