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官和上海人

2021年底，西安封城的时候，种种不那么好看的场面流传到网上。当时上海正在一心一意暗戳戳搞所谓“精准防疫”，似乎成效卓著。有上海方面的人就说，上海的管理水平远超过西安，如果西安有上海的水平，绝不至此。当时一位学术打假斗士就说，上海的水平和西安没有区别。果然被他言中了。

说实话，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上海的管理水平算较好的。举个例子，同样是车牌号紧缺，上海的拍卖制度比北京的摇号制度就合理很多。北京的摇号制度，完全是为了维护“公平”的面子搞懒政。好像前苏联国家搞价格管制，看似廉价公平，但是市场上根本没东西可买！

上海防疫闹成这个样子，按照老规矩有人出来带节奏。又是基层干部无法无天（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缩小版），又是上海主要领导不是上海人（这已经是大胆质疑全国一盘棋的国策了）。更有甚者，现在全国其他地方人又反过来指责上海人，说上海人自私自利，不顾大局，老鼠屎一粒。总之是上海人认为自己的官不好，外地人认为上海人有问题。

这里面有些误解，在我看来。

上海的官场，确实同中国其他地方官场没有本质区别。就算上海官员中高学历的多一些，来自于发达地区的多一些，甚至出去看过世界的多一些，但他们本质上还是中央集权下的流官，同秦统一六国之后设置的郡县官是一样的。这种打破地方自治的努力延续了两千年，雍正朝都还在搞“改土归流”。这两千年集权下的绝大多数官员属于流官，无论在哪里任官，他们同中央的纽带要远强于同他治下的地方的纽带。他们大多数来自于外地，只对上负责，不对乡土上的百姓负责。就算一些基层官员（如上海的居委）来自于本地，也只不过是中央触手的末端。权力来源是上面，必然同下面有利益冲突。居委在抗疫中表现这么丑陋，也就不意外了。这些“上海官”，只不过是在上海为中央牧民的工具，并不是为上海人服务的土司。一个官员是流官还是土司，关键在于其权力来源。一个陕西人被上海市民选为上海地方官，他就是土司；一个上海土著被中央任命为上海地方官，他也是流官。

上海人是另外一个话题。为什么这次上海防疫，怨声载道？我觉得两个原因，一是上海华洋杂处，一直是国际观瞻所在。淞沪会战的一个原因就是蒋介石要引起国际注意。而在中国现代最封闭的文革时期，上海也是尼克松访华的一站。这种传统下，封锁消息就比较难，上海的消息容易传遍世界。这是主要原因。二是上海人有近200年的现代化历程，虽然中间屡被打断，还是中国人中现代公民意识最强的群体之一。外地人抱怨的上海人不顾大局，正是上海人公民个人意识觉醒的表现。事实上，中国的几个大都市，无论从收入还是教育，都已经迈入了文明世界的中上游。而这样的环境下，还拒绝建立公民社会，迟迟不给他们以现代民主权利，完全是统治者包藏私心。所谓“民主准备不足论”，起码在这几个城市是站不住脚的。更搞笑的是十几年前，当朝一方面宣传民主需要物质和教育基础，一方面却反而在最落后的乡村搞基层选举，逻辑何在？最近十几年，连这种乡村基层选举也干脆不搞了。

上海的问题，不是上海官的问题，不是上海人的问题，而是上海的婆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