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研究」中國留學生與網絡民族主義

摘要

海外華人學生最近發現一種現象，即他們走出故國之後，對中國的態度比以往更加積極。換句話說，當他們成為離散中國人的一部分時，他們體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我提供的支持這一觀察的經驗證據是SFU於2018年3月發送的一項調查，旨在獲得國際學生的人口分佈。然而，在這項調查中，SFU將香港和台灣列為國家類別，這傷害了一些中國留學生的心，他們要求SFU通過強調香港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分來糾正他們的分類。我將把它作為一個案例研究來分析為什麼中國留學生成為民族主義者以及如何再生產。 “小粉紅”是一個特殊的術語，歸咎於那些網絡民族主義者，我認為語言在這種網絡民族主義的再生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引言

近幾十年來，由於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許多學生選擇出國留學，開拓視野，接受高質量的教育。在最近的中國留學生中發現的一個現像是，越來越多的人成為網絡民族主義者，他們接受官方的民族主義並在網絡當中實踐。在本文中，我將從2018年3月SFU調查引發的社會辯論中得出這一點。然後，我想在更廣泛的背景下分析國際學生與網絡民族主義者（小粉紅）之間的關係。最後，我將得出結論，語言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它可以激發和重現中國留學生的網絡民族主義以及他們的心理經驗和階級背景。

這個話題引起我興趣的原因在於，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思維國際化進程伴隨著對民族主義的解​​構。換句話說，在我走出國度之後，我意識到我多年來被中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政治言論所欺騙。我遇到台灣和香港的朋友，並與他們交談。我們之間出現了民族認同的根本區別，這讓我想起了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我曾經認為台灣無疑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我們的民族教育和媒體宣傳的結果。當我第一次聽到我的台灣朋友稱我為“你是中國人”時，我的感覺並不高興，因為所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Althusser，2014），如媒體和學校老師都告訴我台灣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國在台灣和中國的民族認同方面不應該有任何區別。然而，這種經驗性的遭遇反駁了中共所構建的所有先前的修辭。當我了解更多中國歷史並閱讀更多關於民族主義的學術著作，如《想像的共同體》（Anderson，2016）時，我已經獲得了解構中共民族主義的知識。離開中國後，這是我心中的一個重大變化。然而，雖然我看到許多中國國際學生仍然被困在這個民族國家的話語中，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在他們曾經是中國學生時並不是民族主義者，我開始對此進行研究。

為了支持我的觀察，我想提供今年在Simon Fraser大學發生的經驗證據。 3月23日，當我瀏覽我的社交媒體時，我看到很多中國國際學生抱怨SFU在一項調查中將香港和台灣與中國同等地歸入國家類別（見圖1）。他們想知道香港和台灣何時成為“國家”？這點燃了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中的許多人發送電子郵件要求SFU糾正這個巨大的錯誤。第二天，SFU在香港和台灣之後增加了一個支架（見圖2）。

我想引用一位寫給SFU的電子郵件的學生的段落來表達他們令人失望的感覺，作為分析他們的錯誤和潛在意識形態的典型案例：

我是一名中國留學生。我的名字是xx作為中國留學生。當我看到調查中的國家選擇香港和台灣時，我非常失望。作為一名中國人，遵循九二共識是對我國的基本尊重。與此同時，我尊重我的家人和所有中國人。所以，我會清楚地指出，這個星球上只有一個中國。香港和台灣不會成為中國意外的國家。所有的中國留學生都遵循中國政府的意願。我要求你們立即糾正錯誤。這封電子郵件傳達了所有中國FIC學生和已經在SFU的中國人的意願。

我想在這裡指出一些事情。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學生，他是從中共的民族主義教育中培養出來的，沒有任何批判性思維能力，只是教條地支持政府。他沒有良好的邏輯思維，無法區分普遍性和特殊性（我不知道他如何能代表SFU和FIC的所有中國學生？）。他甚至不關心中國和台灣之間的政治辯論，即為什麼中華民國現任總統蔡英文不承認現存的九二共識，而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卻是承認的。從我的角度來看，那些中國民族主義者就是那些被困在柏拉圖洞穴裡的人，他們相信他們面前所看到的所有陰影都是現實世界（Plato，2015）。

更重要的是，我想爭辯說，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中國留學生犯了一個大錯，因為他們下意識地將英文單詞“country”翻譯成普通話“國家”，其含有不同的內涵。從字面上看，普通話中的“州”（state）與“國家”（country）之間沒有明顯的區別，兩者都被翻譯為“國家”。然而，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說，普通話“國家”與“state”而不是“country”有更密切的聯繫。例如，英國是一個由四個獨立country組成的state：北愛爾蘭，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在普通話中，我們只將英國稱為國家，而不是這四個國家。因此，我可以得出結論，“state”的準確翻譯是國家，普通話中沒有“state”的一對一翻譯。

此外，由於這種不准確和潛意識的翻譯，中國海外學生將“country”一詞脫離語境並將其重新語言化為“國家”，我將其稱為“言語治理”（Jing Tsu，2011），這意味著他們留下來在英語國家很長一段時間，他們不能用英語思考，而是用普通話思考。根據認識論語境主義，S知道P，當且僅當S依賴於P的語境。因此，要了解HK和台灣是否可以被稱為國家，我們需要了解其背景。我找到了一些國家和州的定義：

（1）Country 的定義：

1.一個人的出生，居住或公民身份的土地。 （韋氏）

2.無論自然地理位置如何，在國際聯盟於1937年界定並經聯合國於1945年重申的現代國際公認法律定義中，一國居民受到獨立行使法律管轄權的約束。 （維基百科）

state的定義：

國家是一套機構和專業人員，負責管理領土有限的人口生活的重要方面，並通過稅收從該人口中提取資源。如有必要，其規定由武力支持。它被其他類似的國家公認為國家。 （政治科學百科全書）

這個定義有四個要素：國家的監管特徵，國家機器的強制性方面，從人口中提取資源，以及國家作為一個單位的作用（事實上，基本和不可簡化的單位）在國際關係領域。在對狀態的任何解釋中，這四個元素可以被視為常數。 （政治科學百科全書）

根據香港基本法和中華民國憲法（台灣），香港和台灣能夠簽發符合國家定義（1）的永久居留權和公民身份，並具有立法和獨立的司法權力，包括最終輔助，符合country定義（2）。因此，我得出結論，在這種背景下，香港和台灣可以稱為縣。 SFU調查的話語不超出這個背景：“你當前是哪個國家的公民或永久居民？”這符合定義（1）。

在澄清了“國家”的背景之後，我認為中國留學生沒有必要做出如此巨大的反應。那天，我發了一篇文章告訴他們“國家”在英語中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我們不應該用普通話來考慮它。然後我收到了一些來自自由主義者的鼓励，他們感謝我向他們提供更多的知識，以及那些虐待我的人是“親吻白人的屁股”的攻擊。

正是柏拉圖（2015）在《理想国》所描述的情況，當第一個打破連鎖並走出洞穴，看到真實世界的人回到洞穴並告訴其他人他們面前的所有陰影都是幻想，沒有人會相信他。 “言语治理”是他們孿生的鏈條，他們看到的幻想是中共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黨國和一個中國）。他們沒有意願從盒子裡思考並批評他們曾經相信的信念。從我的觀點來看，學習是祛魅的過程。那麼，它引發了我的問題，為什麼中國留學生離開中國後會成為民族主義者，民族主義的話語如何在他們之間再生產？我將在以下部分回答這些問題。

小粉紅

在本節中，我將介紹一個術語“小粉紅”來識別中國青年網絡民族主義者。2016年，“經濟學人”中的一篇文章“東方是粉紅色”表明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以“互聯網為戰場”。與不同於男性主義國家主義者的共同觀點是“憤怒的青年”，投擲美國駐北京大使館（Dumbaugh，2000）和日本汽車（Branigan，2012）的崩潰，最新一波的民族主義活動，被稱為“小粉紅”，意味著女性化，採用誘惑和浪漫的柔和情感話語。

    “小粉紅”這個詞來源於一個關於晉江文學中男孩愛情的粉紅色討論論壇。這個詞與台灣2016年獨立選舉中的民族主義有關。小粉紅，繞過防火牆並登錄Facebook，抗議台灣在“兩岸表情包戰爭”中的獨立性（Fang和Repnikova，2018）。他們使用許多有趣，有說服力和自我編輯的互聯網表情包（Phillips，2015; Shifman，2014; Wiggins和Bowers，2014），而不是搖滾和憤怒的陳述作為他們說服的武器並引誘台灣放棄獨立。

Meme 1是Little Pinks聲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典型模因，用中文標識台灣人。

Meme 2和3使用更具侵略性的語言來發誓台灣人。在模因2中，它說“這樣一個醜陋的傢伙，甚至想要獨立，愚蠢。”在女孩的T恤上，它在右上角打印出“I LOVE CHI-NA”和“中國製造”。 Meme 3說“我是社會主義的繼承者，你什麼都不是。不要逼迫我。“打印”中國製造“作為水印。

 Little Pink在這些模因中的話語表明了他們背後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我將這種民族主義稱為中國中心主義，即一種意識形態將中國置於地球的中心。在一個國家主義的背景下，中國中心主義意味著用中文作為一個總括術語來識別所有有華裔的人，包括香港，台灣和海外的所有中國人。因此，中國的國家主義者看不出台灣人和他們之間的任何區別。他們從不試圖理解他人，改變不同的觀點來看待事物。

由於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教育，學生可能會失去批判性思維和求真的興趣。毫無疑問，他們可能會相信“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人願意閱讀歷史書來承認中國內戰的情況。他們甚至不知道台灣與中國之間政治制度的差異。結果，這種控制階級的意識形態成為民族主義者的文化霸權（Gramsci，1971）。中國留學生可能會受到那種使他們成為潛在民族主義者的霸權的影響。

中國留學生民族主義的實現

在本節中，我將闡述我對中國國際學生為何成為網絡民族主義者或小粉紅的看法，並揭示語言在這一實現過程中的重要性。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論證：網絡民族主義實踐作為日常民族主義（Billing，1995），心理海外經驗（Dong，2017），課堂背景和課程選擇（Dong，2017）。所有這些都在他們的海外體驗中彼此有機地互動，在他們面前投射陰影。一旦他們能夠打破這件緊身衣的一部分，他們就會發現民族主義話語的荒謬和非理性。

日常民族主義與心理海外經驗

billing將banal nationalism定義為：

“......引入日常民族主義一詞是為了涵蓋使西方成熟國家得以復制的意識形態習慣。有人認為，正如一些觀察家所認為的那樣，這些習慣並沒有從日常生活中消失。每日，國家在其公民的生活中被指示或“被標記”。民族主義遠非成熟國家的一種不穩定的情緒，而是地方病。“

為了解釋小粉紅的行為，日常民族主義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概念。正如Billing所定義的那樣，日常民族主義指的是複制民族主義的日常實踐，如國歌，國旗和公民的生活。對於中國公民來說，他們沒有機會行使他們的政治權利，但是統治階層誘使他們在民族主義話語中說出來，特別是與領土或主權相關的事情。這種話語是通過媒體再現的，人們可能會以這種思維方式習慣。因此，當中國的國際學生遇到關於中國和台灣的不同話語時，他們可能會感到憤怒和失望，因為他們一遍又一遍地聽到的聲音不一樣。宣稱自己是一個國家主義者是他們調和這種感覺的唯一途徑，表現出愛的中國，可以幫助他們找到與其他中國人的統一，即集體主義。

同樣，作為民族主義者也會使他們有益於恢復心理困難。正如董（2016）所說的那樣，大多數國際學生都會夢想國外是他們到達的天堂，假設它是一個公平競爭，自由，個人成功和財富的地方。然而，當他們看到歧視，種族主義和貧窮的鄰居是我們大多數人的共同遭遇時，情況並非如此。他們很容易陷入民族主義的誘惑，因為只有強大的家園才能保護他們的公民，避免壓迫帝國主義。因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到民族主義的實用主義版本，他們可能並不真正相信中國是一個完美的國家，中共是世界上最好的政黨，但由於某些實際原因，他們選擇成為民族主義者，或者換句話說，民族主義以這種實用主義的方式實現。

課堂背景和課程選擇

中國留學生的學費在sfu是加拿大公民的三倍，而在UBC則是五倍。只有中上階層的家庭才能為孩子支付如此高的學費和日常費用。所有這些都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會回到中國進一步發展，政府將檢查他們的政治傾向。民族主義可能是一種安全的偽裝或對他們的真正信念，因為就業機會可能會傾向於中共黨員。

最近，許多公司建立了黨支部，以表明他們對中共的態度。因此，個人公開表達關於政治的不同聲音是非常危險的。我認為，由於自我審查，許多中國國際學生傾向於忽視政治或選擇最安全的方式（民族主義）。

最重要的是，當我看到有關中國留學生選擇課程比例的統計數據時，我感到震驚：企業管理（26.5％），硬科學（21.3％），工程（19.7％），社會科學（低於8％），和人文學科（不到1％）。

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學習的人中，只有不到10％的人會阻礙他們培養解構民族國家概念的批判性觀點。在如此低比例的文科和社會科學學生的背後，我指出了許多國際學生在入學和課程內容方面的高水平語言要求，他們最初願意學習這種學科。我問我的朋友你為什麼選擇商業或經濟而不是人類學或哲學？除了經濟原因，我得到的一個非常常見的答案是語言要求。許多中國國際學生認為他們的英語不足以完成課程或畢業於文學和社會科學。事實上，文學和社會科學的語言要求遠高於商業管理，科學和工程，因為我們閱讀和寫作很多。語言能力是這些專業的預設。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在第一年和第二年都在掙扎，如果我不能通過寫作課程（Fal X99），我會被踢出去。我每天花費超過四五個小時來閱讀課程材料和額外的閱讀材料，這讓我患上了脊椎病。在我度過了大學最艱難的時光之後，一切都變得更加輕鬆。

我認為語言在兩方面辯證地使中國國際學生成為民族主義者。一方面，大多數人不能用英語思考，只能用普通話作為“言語治理”的默認語言;另一方面，由於高水平的語言要求阻礙他們學習批判性知識和理論，他們中的許多人不選擇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他們的民族主義主題由“權力/知識”構成（Foucault，1980）。換句話說，用普通話思考很容易讓他們陷入民族主義話語，而不是在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學習就會失去以解構民族主義為批判視角的機會。因此，在中文與英語的辯證語言關係中，實現了中國留學生民族主義的潛力。民族主義可能是“邊緣人”的避難所，需要調和他們的心理困難和政治安全。所有這些因素都有機地相互作用，最後將它們構建為Little Pink。

結論

在本文中，我從SFU“國家”辯論的案例研究開始，討論了民族主義與中國國際學生之間的關係。我指出了一個重大的錯誤是什麼使他們混淆了英語術語“country”和普通話“國家”，通過對“言語治理”（Jing Tsu，2011）的批判性分析，他們將“country”去語境化並將其重新文本化為國家，導致對英語話語的誤解。然後，他們表現出民族主義的反應，要求SFU表明香港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我用“小粉紅”這個詞來分析這個現象，這是中國自由人用來批評青年網絡民族主義的負面含義。一些海外學生展示小粉紅的特徵，利用互聯網作為他們戰鬥的戰場，聲稱台灣必須是中國的一部分，繼霸權（葛蘭西，1971年）官方民族主義話語作為日常民族主義的實踐（比爾， 1995年）。為了理解中國留學生潛在民族主義者的實現過程，重要的是要從眾多因素之間的有機相互作用來看，包括心理海外經驗（Dong，2017），課堂背景和課程選擇（董， 2017年）。如果我們滲透這樣的表象，我所發現的是一種辯證形式的語言壓迫，一方面學生可能會被普通話壓迫，另一方面，英語會壓迫民族主義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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