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中庸之道 ：华夏的自由之光

1、后世儒家不等于孔子思想，他们不重视文本阅读，抛弃了孔子思想的精髓。

孔子与儒家的关系错综复杂，主要反映在先秦诸子百家、也包括儒家经典著作在秦初及秦未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逸失：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对包括儒家著作在内诸子百家著作在民间的查禁焚毁，只留官方孤本；但孤本在秦未战争中未能保存下来，项羽对秦王宫室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焚毁，“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史记·项羽本纪》)，大火中，连同保存于图书馆的诸子百家图书孤本也就化为灰烬。所以，缺乏资料真本，后世的阅读理解非常困难，很多依靠学者记忆重新默写出来，歧义百出，导致各种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众说纷纭，如果不设定考察的角度和限制，只是兼收并蓄，那么任何新的考察认识必定陷入在各种理论和意见的泥潭中，迷失方向，一事无成。

仔细进行文本阅读不难看出，孔子与后来儒家的二种研究和述说方式有重大的分别：一类是儒家影响了中国政治二千多年的帝王视角，这类儒生完全将思维焦点置于专制皇权之上，将统治者与人民完全割裂开来，以维持皇权恒古不变为唯一目的，百姓和朝纲法律制度只是棋子，均可任意配置、增减或牺牲，这以荀子的“帝王之术”肇始，最终培养出与法家合流的李斯、韩非之流，创造了祸害中国二千多年的东方怪兽：极权帝制。这是自荀子始、后经董仲书汉儒、延及历代大儒，他们的特点是与孔子思想渐行渐远的内法外儒，他们只身饲虎，往往也被皇权猛虎吞噬，国家百姓均受其苦、蒙其难，这是最坏的儒家，是应该被抛弃的糟粕。

二是“书斋型”的儒生，他们是没有入世为仕的读书人或以教书为生的儒生为主，他们困于书斋，闭门造车，他们往往是采用上帝造物的视觉去探讨和论述学问，他们建构理想模型，然后配置各类角色，指定各种角色的道德规范，在他们著作中，大都采用艰涩难明的词语，如“理”、“气”、“命”、“性”等等，他们更像在做一些智力游戏，在脱离尘世的虚无缥缈境界中游玩。

从孔子生前的人生轨迹看，孔子胸怀大志，他并不是局限于书斋中的书生，也不是仅限于答问解惑的老师，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有很高的理论高度和水平，立论于全社会的宏大叙事，探讨社会系统的运作机制。二是要通过出相入仕，说服国君来施行他的思想，实现他关于周礼周制的理想社会。三是从现实出发，在与国君对话、说服工作中，或在教授弟子、传递自己的思想，孔子的思想和语言是平易近人，没有脱离实际的思辨，更没有追求近乎神秘主义的故作高深。

2、什么是孔子的中庸之道？

从历史记载看，曾参属于“书斋型”的儒生，在他的人生中，曾参基本过着书斋式的教学生活，只一度任过学官。曾参勤奋和理解力强，受孔子的青睐，但他年纪比孔子小46岁，孔子逝世时，他才27岁，与孔子相处日短，能否全部掌握孔子的思想、达到孔子的视角眼界和理论高度还存在很大疑问，因为曾参的著作原著已经逸失，他的思想体现于残存的只字片语或其他人的述评中，他的重要思想主要集中于继承孔子所述说的孝道（如《孝经》，已逸失）和强调对自己的内省修养（《礼记大学》），这说明曾参是偏重在某些方面，只是继承孔子思想的某个方面，与孔子思想范围相差很远。《中庸》一书虽受后世儒家重视，但书中将中庸思想无限拔高，把诚意、天道和人性混为一谈，很多已经超出人们能理解的范围，对现实生活影响很微，最终中庸仍然被庸俗理解为“叩其两端而执中”，被矮化为思维的小工具，故此，《中庸》的拔高并不能彰显孔子思想，反而造成了中庸思想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所以，我们探讨孔子关于“中庸”的思想，主要以孔子的论述为主，以曾参与子思的《中庸》一书为辅。

在《论语》中，明确提到“中庸”的只有两处，一是“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6.29)《中庸》也转录了孔子这段话：“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孔子认为：中庸这种德，该是最高的了，但大家很长时间都缺乏它啊。这意思还是很明确的：在各种德中，中庸的地位是最高的了，具有本体根源性，这是孔子对中庸在其思想中基本地位的阐述。那么自然需要确定孔子所说的中庸是什么意思。中庸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应该进一步加以阐述，但《中庸》中也看在不到有关的论述。那么，如何来确定“中庸”的内涵呢？在《论语》中，在另一处记录了孔子有关“中庸”的论述，“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11.16）这是孔子在实例评判中对“中庸”作了形象的描述：“过犹不及”（超过了和未达到，这两者都是一样不对），朱熹的解释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中庸章句》P.19)“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P.21）这些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子的中庸概念内涵。

结合曾参和程朱对孔子中庸的理解，揭示了中庸的原意有三层含义：一是不偏不倚的要求；二是普遍存在的，是规律一般的常在；三是天道一级的存在，“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孔子也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 (4.8) 所以，在孔子看来，中庸之道的重要性非同小可，中庸作为天道，它就能起到统辖其他“八德”的作用。结合孔子思想关注的重点是社会和人，那么中庸可以对应我们现代思维的什么概念？那就是“公正”（Justice）无疑了。孔子的中庸就是公正原则，是不偏不倚、正直无私地判定和施为于别人或社会，公正在社会中、在人的交互中实现，就是中庸之道。那中庸之道又如何施为呢？孔子也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3、中庸如何起作用？

《论语》中记述：“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按“忠”和“恕”两方面去实施。先看孔子的 “恕”，在《论语-卫灵公篇》中，“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予人。”（15.24）这是一个被动性的概念，是人们选择不去做某种社会活动。孔子的这个思想和行为准则，是中庸思想的直接体现，是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重要准则，国外的思想家对此都大为赞赏，高度评之为“黄金律”，这都不为过。因为一方面，这条准则每个人都可以实行，不论他的年纪或姓别，只因为它要求的只是不作为，不主动引发人与人的关系变动就能实现，也不需要凭借任何的条件；另一方面，通过这个准则的运用和调节，社会大致可以达成公正。因为，人们的认识因自己的智力和努力，可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如何将自己的选择和行为与他人和社会很好地融合起来，一直是个问题，孔子的这个准则是从自己开始审视，因为自己对自己是最了解和熟悉的，对自己的喜好和厌恶再清楚不过，先审视自己再判断他人，这是一条容易和有效的最佳办法，对自己厌恶的事情来推断他人也存在同样的感观，这也减少了社会中人们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不失为一条调节社会关系的公正的重要准则。

再看“忠”，忠是一个主动性的概念，是要求人们主动地去参与社会活动，孔子说：“夫仁者（像管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30）如果结合孔子在“君君臣臣”的礼制中的思想，“忠”则是对担任公职的“君臣”的特别要求， “君臣”身居公共职位的管理阶层，他们有资源、有能力去作出行动，干预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以及协调重大的社会活动，在社会中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所以孔子认为“忠”对他们的行为作特别要求是必要的。忠应该有二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忠于“礼制”，在《八佾》中记载：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19)孔子推崇“周礼”体制，这是他那个时代达到的最高的认识水平了，按孔子的设想，这个社会体制贯穿了中庸的公正原则，忠于周礼就是要认同周礼、服从周礼，君是君，臣是臣，各安其位，“不逾矩”，如果扰乱了君臣次序，君干臣的事，臣望君之位，则会上下不安和相互提防，国家体制得不到尊重和维持，就像当时诸侯各国对周天子离心离德，他们之间为了利益而陷于争夺不休，这是最大的不忠，是国之乱源也。

二是孔子强调尽忠职守，这个论述在《论语》中比比皆是，“为人谋而不忠乎？”(1.4) “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13.19）“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12.14)等等。君与臣都要通过中庸（公正）原则来履行职责，维护国家体制的运行，忠于职守，公正履职，就才能使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能在社会管理中教化大众，使社会有序运转、和谐不乱。

孔子的中庸之道就是公正的施行和实现，是不偏不倚、正直无私，恕是解决个人（“己”）与他人的关系，忠是要解决个人与政府体制、下级与上级的关系，这是在社会生活中首要处理的“群己关系”，用公正原则来处理群己关系，这就是“中庸之道”。近代思想家严复在翻译英国的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名著时，就采用了《群己权界论》作为其译名，从严复的理解来看，自由的确立和拥有，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解决和划定“群己关系”，人民就可以获得自由。公正在社会中的充分体现集中在法治上，法治从立法到司法，都贯彻着公正原则，社会活动中的每个人就拥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在私权的范围内，法无禁止即可为，人民就拥有自由。但人与人一旦发生权益冲突，法官就能运用有关法律规定，秉承公正原则来审理和判决案件，“在法律之下实现自由”（英国大法官丹宁语）。孔子的中庸之道甚至超越这类特定的法律活动，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法官”，对自己选择和行为要从自己应有的公正原则去判别和施为，只要每个人施行中庸之道，社会就会和谐有序，《中庸》总结为“中和”，实质就是指“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实践中庸（公正）原则的过程中，人们就能获得“八种德行”实现，具备极高的道德修养。

4、中庸之道看似平淡，但它是一颗自由的种子，能够让它不断成长，就可以打破中国朝代更替的恶性循环，引领华夏民族进入新的文明纬度。

到这里，有人会问：从公正原则出发，真的能达到自由、最后孕育出现代文明吗？如果从世界发展的范围看，着重考察一下作为世界近现代文明领跑者的英国，就可以看到，英国走出黑暗的中世纪靠的就是这把重要的钥匙。

直到现在，英国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形式都显得老旧，政府设置和法律的大量用语和称谓都是传统古老的，甚至连一部成文的正式宪法都没有，但不妨碍它位列现代文明的民主自由的宪政国家。英国开启从封建制到现代宪政体制的进程中，一路上是吸收和改造发展了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发展成果，包括了古罗马的法律、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基督教的奉公精神和中国的公务员选拔制度等等，从吸收、改造到创新，并不是无原则的兼收并蓄，英国人最重要的是坚持了公正的观念和原则，这是制度创制的核心原则，这就是我们从孔子思想中重新发现的“其至矣乎”的根本性原则。当然，英国人的创新提高，也结合了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博弈，从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开始到1689年《权利法案》的宪政民主的最终确立，中间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挫折和磨难，但他们开启和坚守了一条对公正原则追求的道路，英国著名大法官丹宁(A•Denning)在从事法律工作几十年后，他总结英国法律的几条精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现公正。英国人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创造出独特的法律系统：判例法制度，通过一个个案得到公正审理，公正也在社会中慢慢得以实现，经过这样一点一滴、由少及多的日积月累，最终就能带领英国人走出黑暗的中世纪，摆脱奴役，走进了自由社会。英国诗人丁尼生(A• Tennyson)在他的诗中形象地描述了公正原则促使英国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

这国土有公正、古老之名/ 有个稳定的政府在治理/ 凭着一个又一个判例/自由慢慢地扩展到下层。 (《丁尼生诗选》P.88)

孔子将中庸之道（公平原则）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揭示了人性在脱离动物性后提出的社会性需求，扪心自问：谁人的努力和付出不希望得到公正对待和回报？如果社会不能实现公正，我们个人又如何追求公正？所以我们就发明了国家体制和法律各种制度安排，但这些制度不是其设立的目的，它们是我们实现公正的手段，目的就是为了孔子中庸之道（公平原则）的实现。当然，这不意味着孔子思想已经提示全部理论可能性，能坐享其成，这只是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理论逻辑“原点”，是来自我们祖先贤达巨人为我们点燃的烛光，只可惜儒家并没有接过这一火种，在二千多年的时空里，只是蒙住双眼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兜兜转转，即使在同一个坑里摔倒多次也不自知。现在，我们一定要接过孔子为这片大地点亮的航灯，让这个微弱的光线穿透黑暗的现实，循逻辑和理性的思维，不断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尝试，建构公正的法治制度，让自由之光照耀华夏大地，在公正基础上实现宪政民主，融入现代文明社会。

#本文于2022年6月28日发表于网刊《议报》，现加小标题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