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葵在海龟雕塑前

春季学期刚刚结束，回到可以整天穿着睡衣躺在沙发上念书的闲散日子。把教授推荐我读的书都一本一本翻开来，还有十天假期。

这个学期像被按下倍速键。仿佛青春期去市中心的书店，一心扑在书海里，抬头时天色已经很晚。被父亲催促着吃晚饭，然后俩人坐车慢悠悠回家。我不太记得自己读过什么书，但对楼下咖啡和黄油面包的香气影响深刻。

若要调动过去几个月的记忆，我会想起教室里同学们的笑声，图书馆四楼的阳光，酸涩的星巴克咖啡，戴上耳机走过的小路。还有教授们或是颜色鲜明，或是极有风度的穿着。读过，写过的字不在回忆里，它们融化在我的骨和血里。我不再是冬天的我了，一行行的墨水换去了其实不分明的细胞。

性别与权力的最后一堂课，教授问，假如女权主义不再保护我们，而是伤害我们，该如何？我脑海中闪过许多时刻，我说，我从来不奢望做一位完美女权主义者，但我相信自己努力的方向。我是要把乐观寄托在飘渺的未来之上吗？不是，而是要直面世界上的relativity。相对性不是最优解，但它意味着改变的可能。十八岁的我与二十二岁的我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了，难道我要说十八岁的我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或不是一位“合格的”“理想的”女权主义者？我不。我觉得她勇敢得让今天的我动容。我会告诉她，谢谢你发出的微弱的光，也谢谢你容许改变的发生。我爱她。

我们应当要求所有人做完美的女权主义者吗？这是一个假设今天的我们绝不会犯错的立场，事实上我们总在犯错。今天被看作radical的事，明天还会依旧如此吗？面对一道变化无常的试题，我们应当要求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吗？我相信不同的决定也能导向同样的乌托邦。Universalism失败的原因不是人们没有同样的信仰，而是否定通向共同善的路径不止一条。

最后一节当代女权主义的课在草坪上晒太阳，大家坐在毯子上聊feminism killjoy和survival。教授问我们读Ahmed的书感觉如何，很多同学都回答了许多有趣的感想。轮到我时，我迟疑一会，看着脚背上留下很久的疤痕说，这本书的标题，living a feminist life，于我意义重大。“我再也不能unlearn关于女权主义的一切，我也不能undo女权主义。这是我的信仰，我的生命，我存在的方式。”读Ahmed的另一本书，queer phenomenology，她也写到所有的终点都要求很多投入和承诺，这涉及到什么意味着“幸福”。成为queer意味着打破那些习以为常被当作“幸福”的标准，意味着与众不同的路——desire line。

我终于在美国感受到了如社群般的亲密。上周五为defend非裔研究游行，阴天的下午我站在人群中，手里的sign沉甸甸的。正前方是一群穿着西装和礼服的毕业生，在庆祝他们已经结束的大学生活。我突然恍惚，因为自己在半年以后也会站在同样的位置，开香槟、掷学士帽，而如果那时有一场游行正在发生，我也会像他们那样，站在台阶上漠然地补妆、大笑、时不时嘲弄几句脸上挂着愤怒的我们吗？我该如何找到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平衡点？我该放弃多少私人生活，投入我所相信的事业呢？我想，我会在每天的练习中触摸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不会停止寻找这个答案，更不会为了逃避翻腾的痛苦，就站在更简单的一边。那不再是我。

躺到蓝色床单上听音乐。这段时间经常在入睡之前想起小时候住在火车会经过的地方，夜里的鸣笛经常将我惊醒，光晕越来越大，然后逐渐缩小消失不见。黄昏时半掩的窗帘，我总望见电线上的鸟儿和一团团浓郁的云。如果读更多神话，我大概会相信自己的精神被困在空中的铁轨下方。我想对十四岁的妹妹讲，请记得你做的每个梦的颜色，记得你写字时桌子的触感，记得你落泪时空气里的味道。接下来的人生，你也许会不断回到这些entity中，不用慌张，你拥有它们，真实的，拥有过。

这个学期我在图书馆里度过了许多或空白、或充实的上午与下午。抬手间不小心打翻咖啡，无奈中瞥见路过的男生悄悄在笑，我瞪他一眼，他迅速走开了。我喜欢将腿放在另一张椅子上，在白纸上涂鸦。我乐于想象自己是写学术文章的艺术家，房间里贴满我爱的书籍的封面和女性主义学者的画像。谁都可以做艺术家呀。哼。

春天好短暂啊。坐上滑滑梯准备好抵达夏天吧。

游泳去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