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我的同桌死了

中国的应试教育是个笑话。看看我初中班主任的脸，紧绷得像张蹦床。有经验的教育家一眼就看出她如何对待学生。

    如果你没学过师范专业，绝对不会相信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竟是教师资格的考试内容。了解儿童的认知发展并不需要多聪明，只需要当过儿童，可惜他们似乎并没有。

    我多少有些怨恨这些所谓的老师。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没教我怎么赚钱，也没教我怎么恋爱（结果我被各种成功学大师给骗惨了），还自大地认为三角函数比这些都有用。

    另一原因在于，他们不关心学生的死活。我小学二年级的同桌是当时的班长。我曾和她吵过架，差点把一瓶蓝墨水泼到她身上。小学毕业后我们没再联系过，但我知道她和我上了同一所高中。后来，大概高二那年，她在五一假期失踪了。人们在黄浦江找到了她的尸体，她跳江自尽了。关于她自杀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大致能确定是家庭原因。

    学校每周都有集会，有国旗下的讲话，但永远在讲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没人会公开提到哪怕一句对她的离开表示惋惜。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如此重大，大过一个曾离我们如此近的同学的死。我看到的唯一的纪念是她的同班同学在某次集会上哭。

    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得知她的死讯，愤愤不平地抱怨学校不把信息分享给大家。当时一个同学听了，反问我学校为什么要公开这些信息，他认为这会扰乱那些快要高考的学生，动摇军心。哦，他血管里流淌的大概是燃油！

    不过，种种线索表明，学校确实想赶快把两千多个学生送走，送到考场，送到大学，送到工作，送到婚姻，送到人生的下一阶段。而人生的最后阶段正是死亡。所以他们不会为一个已经走到终点的人操心。尼采借一个希腊寓言说，人生的一大智慧在于“快快去死”，多么富有哲理！

    几年前，在我读大学时，曾经的高中又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学生在学校跳楼。一时间舆论哗然，有的说他精神有问题，有的说他受了班主任的刺激。我直接去找当时认识的一个学校小领导询问情况。她对我好有敌意，让我别听信谣言，要相信老师。我赶紧表示自己是支持班主任那一派的。她的态度才有些缓和，但仍不透露任何信息，只是一再叫我相信老师。我确实相信了，相信他们不会为学生的死悲伤，相信他们不重视生命。

    然而，我也知道他们不是有意冷漠。他们把关心学生的精力都用来自保了，他们有太多害怕要应付。有些老师对学生严厉到残忍，不也是因为怕家长、怕领导、怕乱了师生的等级秩序、怕不符合社会对人民教师的期待吗？他们只是弱小，如果自身都难保，还怎么去关心别人的生命，怎么去给别人做生命教育？

    前段时间爆出了骇人听闻的初中生杀害同学的事件。那些小孩对生命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不正是我们大人对生命的态度的反映吗？他们把同学的尸体埋起来不让人发现，像不像为死亡事件做公关、生怕别人知道内幕的学校？论掩盖死亡，我们的手法更精湛！

    学生杀人事件告诉我们，这种面对生命和死亡的手足无措，这种弱小的自保心态，会在某些情况下转变为极端的残忍和恶。学校大可以开展一百次反霸凌、预防自杀的讲座，但学生永远是从学校的实际行动中学习。他们敏锐地感知大人的态度，这让所有表面功夫注定徒劳。就像自己觉得读书痛苦的家长无法让小孩热爱学习。

    说起抱怨，我的嘴巴能给射速最快的机关枪上膛，扫射三天三夜。我的观点一定是偏颇的。但我自认为还算得上一个热爱生命的人。热爱生命就是抛开世俗和教条去赤裸裸地对待生命和死亡。同样是死，哪有什么重于泰山，哪有什么轻于鸿毛？人在出生的第一天就被判死刑了，最多一百年后执行。看看你身边的“死刑犯”吧！记得之前和好友去看了一部挺有意思的电影，结尾主角把他爸的骨灰装进烟花里发射了，真叫人哭笑不得。所以你看，死亡不是禁忌，死亡不用避讳，死亡也可以谈得很精彩，只要你认真对待生命。相反，如果厌恶生命，再美好的东西写出来也像遗书，或者成为公式作文，处处是规定，唯独没有真情流露——在伦理规定下谁能想到骨灰也能变成烟花呢？

    所以每每想起初中班主任，我就感到窒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她的脸满是“外在的规定性”。我一眼就在办公室认出了她的女儿，因为她的脸具有“相同的规定性”。我只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少一点这种规定性，让生命“自在自为”地发展。

    我好大胆子，没正式当过一天老师，未尝过人民教师的疾苦就先狠狠批判一番。但还是要谈谈自己对生命教育的理解，因为那些发生在身边的死亡，那些社会恶性案件，都很黑暗。越是黑暗，越要想一种巧妙的方法面对它。没人能保证自己一定处理得完美，但贵在尝试，毕竟我们已经见识过逃避的后果了。

    如果我的记忆没出差错，过几天就是那位小学同学的忌日了，为她祝福。

20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