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营(转)

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劳教营遍地。内蒙、宁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带，都是大宗流放的去处，其中也包括“革命圣地”延安。在三年饥荒年代，这些地方无例外地遭遇了普遍饥饿，成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知名者，即有甘肃的会宁、四川的长寿湖、湖北的神农架、云南的大理。此外，还包括像铁流所在的筑路支队和治淮支队、甘肃的引洮工地这样的“流动劳改营”，在饥饿和繁重的劳动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案。

以笔者见闻所及，在上海市劳改劳教系统下，即有以关押劳教犯人为主的白茅岭农场，1958年划归上海，直到1973年改为监狱劳改场所。仅在1959至1964五年间，农场普查肺结核22877人次，累计发现2657例，查肠寄生虫人数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劳教容量可见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劳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属的另一个劳动基地是江苏北部，被犯人称为“苏北利亚”，比之于俄罗斯和苏联流放犯人的西北利亚。“苏北利亚”以近海的盐碱地为中心，建立了大丰农场等多个基地，从解放初就开始接收犯人，第一批即遣送犯人2515人。安徽治淮工地是劳改犯的另一大去处，根据《上海监狱志》记载，前后共有8万余名囚徒被遣送治淮。

“反右”之后，苏北劳改犯中增添了劳教的右派身影，还曾成立独立的右派支队，著有回忆录《苏北利亚》的于疆即是其中一份子。“苏北利亚”官方名称为上海农场，直属上海市公安局，1955年又被公安部列为全国大型劳改单位，关押上万名犯人。1981年9月撤销第一劳改总队建制，改为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所，直到眼下才结束历史使命。

文革之前，新疆是劳改劳教分子遣送的另一大去处，仅上海市监狱系统即遣送6000人以上，包括数百名女犯。文革后仍调犯12000余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右派”学生甘粹在南疆的喀什农场度过了20个春秋，劳动营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住地窝子，开大沟排碱水种棉花，劳动无休无止。三年饥荒期间甘粹目睹了附近一个劳动连队全部饿死，甘粹本人靠亲友接济和“耍死狗”幸存下来。

位于辽宁沈阳郊外的马三家教养院，是辽宁最大的劳教营，由数座劳教院组成，占地近3万亩。根据《院志》记载，从1957至1995年共劳教近10万人，其中女性1万余人。这本《院志》少有地记载了三年饥荒中的死亡情形：1960年10至12月共死亡近100人。2013年春天笔者来到这座劳教城时，仍感萧条肃杀，50余年堆积的历史坚冰尚未消融。

北京市劳改系统除了兴凯湖和清河两大延伸基地外，尚在本土拥有大兴团河和天堂河劳教农场，以及南口的劳改基地，一直使用到近来劳教制度废除。团河农场在大饥荒的后期，充当了右派分子濒死者救济站的任务，张元勋和谭天荣都曾转移到此地休养。此外南口农场收容了文革前的“反动学生”，学者王学泰即曾在此劳改。文革后北京市还恢复了对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双河劳教农场的控制，直到最近撤销。

中国的劳改营制度传承于苏联，劳教则是本土独创，二者长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代中期，劳教所才划归司法局。因而在数十年中，劳改营和劳教营难以区分，只有局部的差异。

可叹的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中被视为“神圣”的劳动，现实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惩罚，又加上了死亡的酵母。劳教营沦为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直到近年，还在发生超强劳动和“大挂”“老虎凳”、“死人床”等丑闻，对外界则讳莫如深。真实只保留在历尽磨难的亲历者心中，和死亡与遗忘赛跑。

此番废除劳教，劳教营的喧嚣也归于沉寂，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们的气息仍在，基因犹存。苏联劳改营的创立者列宁曾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更真实的说法则是，忘记过去意味着重来。

夹边沟、兴凯湖、清河茶淀、峨边沙坪、青海湖……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后，是无数受难者的墓志。如果我们握不住劳教营亡魂的青烟，至少记住这些地名，以免它们重来。

医疗系统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滥权腐败迟早会像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名）轮廓逐渐浮现，成为中国医疗改革的动力而不再隐匿其中的本质。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常青院区以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