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無此心》孤獨的群像

璀璨的跨年煙火，三五成群的年輕人，缺了心和無名指的女屍，在亡夫車上準備自盡的女人。這是一個歡騰而孤獨的夜，又是一個歡騰而孤獨的夜。有人充滿希望，就會有人失望，是無以為怪的常態。但在這座城市裡，有的卻是太多的絕望。付出真心卻換來背叛的愛情，賣命工作卻失去陪伴親人最後一刻，離鄉背井卻接連命喪他鄉的移工......。

女屍的長髮在水裡輕輕漂蕩，腫脹的身體在石縫間，等待著誰來發現她和她的孤獨。女警吳潔相信，屍體會選擇辦案的人，同樣失了心的自己，對情有放不下的執念，或許就是因為這樣找上她的吧。在舉槍朝向自己的前一刻，發現了屍體；在探究真相的過程，面對了內心。有時候人弄不清，究竟是自己在幫助別人，還是反過來被對方救贖。一切好像都是互相影響的，不是單向的一環扣一環，而是無數的因交纏著無數的果。

隨著案件偵查，死亡的移工從一個變成兩個三個，他們的身分不同國籍不同，但共同點，都是辦過偽身分的失聯移工，為著稍微好一點的生活環境和待遇鋌而走險，為著貧困的原生家庭離鄉背井。他們是台灣人光鮮亮麗的城市生活背後的影子，穿梭在各個公共工程、建築工地、醫療機構、遠洋漁船裡，有名字又沒有名字。幸運的話，或許也會遇到真心相待的人，也能看見溫暖的風景。但那更多像是從天而來的恩典，一種讓人容易忽略真實的倖存者偏差。

實際的情況，是失語就失去了尊嚴，失去了捍衛自身的勇氣。沒有合法的身份，更不用期望任何保障，即便出了事，也不敢聲張尋求協助，只能隱忍，或者再次逃離。兇手也是看準了這一點，才肆無忌憚的遺棄屍體，丟還給同樣在法律邊緣游走的工廠和仲介。他算計的精準，這是一個太龐大的利益關係，太冷酷的人情社會。人不過是一副皮囊，填了土，落了海，又如何？明日於眾人仍將是嶄新的一天。

但《查無此心》並不只是一個移工的故事，它是屬於當代的，是跨越族群和語言的，孤獨的群像。它是個被棄的故事，除了遭殺害的被害人，每個主要角色，都是被留下的人，也都在被留下的原地失重墜落。他們日日夜夜在心裡問著同樣的問題：為什麼他／她要離開？為什麼他／她不能更努力一點？為什麼我沒能挽回？為什麼我沒有更努力一點？為什麼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有那麼多的背叛、欺騙，和辜負？

無止盡的問號，是自責，也是究責，人總要找到一個答案，習慣有一個標準答案。人們不相信有些事發生就是發生了，不是沒有原因，只是不如我們期待的，有一個單一的，可以好好歸罪的對象。如《薄荷糖》裡金英浩的一生，太多想責怪的，可以責怪的，但真將手槍上了膛，卻不知道究竟該先指向誰。只能哭著笑著，仰頭問天，究竟這一切的支離破碎是怎麼搞砸的？是從哪裡開始一點一點崩塌的？

變形的社會結構，極端的貧富差距，機械化的高壓工作，失能的家庭，難以填補的空虛和不安全感，宛如氣球一般膨脹又脆弱的自我意識，自傲和自卑，愈來愈普遍的精神疾病。我們無力向世界報復，只好用盡全力和自己對抗，在他者身上宣洩或者無盡索討。

《查無此心》觸及了當代社會的問題，也觸及了人心的無依。看似是兩個面向，實則卻是無法分割，互為因果的一體兩面。

吳潔，仲介林佑生，被害人家屬，相館老闆，都在巨大的問號和懊悔中糾結著打轉，但尋求答案或許也不是全然真實的目的，因為人要的從來不只是一個能說服自己，安慰自己的答案，而是讓尋找的過程，在人生失重之後，成為另一個寄託，才能假裝自己面對眼前的荒誕，不是真的無能為力。

近年以移工為主題的文學和影視作品愈來愈多，從作家臥斧的《碎夢大道》、《抵達夢土通知我》等系列小說，到今年的話題劇集《八尺門的辯護人》（以及同名小說），移工在台灣的處境，已經以愈來愈大眾的方式進入主流市場。過去相關的紀錄片或劇集雖然為數不少，著墨更深，如《查無此心》導演曾英庭，先前也有同樣描繪移工主題的影片《椰仔》和《高山上的茶園》，但能接觸到的受眾卻相對較少。

二十多年來，台灣社會從外籍配偶面臨的文化困境和歧視，到當前移工面對的體制剝削，在政府政策、仲介、業主的利益夾縫中生存，甚至因為弱勢的環境更易於陷入犯罪問題。如果說創作者的天職，是憑藉著作品，引發大家對現存秩序的思考，進而促成整體社會的改變和進步。《查無此心》以犯罪懸疑的方式裝進社會寫實，讓更多觀眾對當中的人物產生興趣和共感，無疑是值得鼓勵的一件事。

儘管礙於商業考量和片長，在深度上沒有辦法走得很全面，正式上映的版本相較去年金馬影展的版本，也有所刪減，使得移工、仲介和反派的人物刻劃都稍嫌不足。影片著墨最多的女警吳潔，她和移工之間，除了看似命中注定的機緣，又是如何因著他們對生命的奮力，而改變她的生無可戀，劇情轉折上並沒有交代得很清楚。但在不到兩小時的片長中，仍能看見導演的企圖，和對移工議題的關懷，不只是把移工當作獵奇的驚悚背景。電影在視聽語言上也達到一定的水準，可以說是一次成功的類型化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