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無此心》孤獨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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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的跨年煙火,三五成群的年輕人,缺了心和無名指的女屍,在亡夫車上準備自盡的女人。這是一個歡騰而孤獨的夜,又是一個歡騰而孤獨的夜。有人充滿希望,就會有人失望,是無以為怪的常態。但在這座城市裡,有的卻是太多的絕望。付出真心卻換來背叛的愛情,賣命工作卻失去陪伴親人最後一刻,離鄉背井卻接連命喪他鄉的移工......。
女屍的長髮在水裡輕輕漂蕩,腫脹的身體在石縫間,等待著誰來發現她和她的孤獨。女警吳潔相信,屍體會選擇辦案的人,同樣失了心的自己,對情有放不下的執念,或許就是因為這樣找上她的吧。在舉槍朝向自己的前一刻,發現了屍體;在探究真相的過程,面對了內心。有時候人弄不清,究竟是自己在幫助別人,還是反過來被對方救贖。一切好像都是互相影響的,不是單向的一環扣一環,而是無數的因交纏著無數的果。
隨著案件偵查,死亡的移工從一個變成兩個三個,他們的身分不同國籍不同,但共同點,都是辦過偽身分的失聯移工,為著稍微好一點的生活環境和待遇鋌而走險,為著貧困的原生家庭離鄉背井。他們是台灣人光鮮亮麗的城市生活背後的影子,穿梭在各個公共工程、建築工地、醫療機構、遠洋漁船裡,有名字又沒有名字。幸運的話,或許也會遇到真心相待的人,也能看見溫暖的風景。但那更多像是從天而來的恩典,一種讓人容易忽略真實的倖存者偏差。
實際的情況,是失語就失去了尊嚴,失去了捍衛自身的勇氣。沒有合法的身份,更不用期望任何保障,即便出了事,也不敢聲張尋求協助,只能隱忍,或者再次逃離。兇手也是看準了這一點,才肆無忌憚的遺棄屍體,丟還給同樣在法律邊緣游走的工廠和仲介。他算計的精準,這是一個太龐大的利益關係,太冷酷的人情社會。人不過是一副皮囊,填了土,落了海,又如何?明日於眾人仍將是嶄新的一天。
但《查無此心》並不只是一個移工的故事,它是屬於當代的,是跨越族群和語言的,孤獨的群像。它是個被棄的故事,除了遭殺害的被害人,每個主要角色,都是被留下的人,也都在被留下的原地失重墜落。他們日日夜夜在心裡問著同樣的問題:為什麼他/她要離開?為什麼他/她不能更努力一點?為什麼我沒能挽回?為什麼我沒有更努力一點?為什麼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有那麼多的背叛、欺騙,和辜負?
無止盡的問號,是自責,也是究責,人總要找到一個答案,習慣有一個標準答案。人們不相信有些事發生就是發生了,不是沒有原因,只是不如我們期待的,有一個單一的,可以好好歸罪的對象。如《薄荷糖》裡金英浩的一生,太多想責怪的,可以責怪的,但真將手槍上了膛,卻不知道究竟該先指向誰。只能哭著笑著,仰頭問天,究竟這一切的支離破碎是怎麼搞砸的?是從哪裡開始一點一點崩塌的?
變形的社會結構,極端的貧富差距,機械化的高壓工作,失能的家庭,難以填補的空虛和不安全感,宛如氣球一般膨脹又脆弱的自我意識,自傲和自卑,愈來愈普遍的精神疾病。我們無力向世界報復,只好用盡全力和自己對抗,在他者身上宣洩或者無盡索討。
《查無此心》觸及了當代社會的問題,也觸及了人心的無依。看似是兩個面向,實則卻是無法分割,互為因果的一體兩面。
吳潔,仲介林佑生,被害人家屬,相館老闆,都在巨大的問號和懊悔中糾結著打轉,但尋求答案或許也不是全然真實的目的,因為人要的從來不只是一個能說服自己,安慰自己的答案,而是讓尋找的過程,在人生失重之後,成為另一個寄託,才能假裝自己面對眼前的荒誕,不是真的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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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移工為主題的文學和影視作品愈來愈多,從作家臥斧的《碎夢大道》、《抵達夢土通知我》等系列小說,到今年的話題劇集《八尺門的辯護人》(以及同名小說),移工在台灣的處境,已經以愈來愈大眾的方式進入主流市場。過去相關的紀錄片或劇集雖然為數不少,著墨更深,如《查無此心》導演曾英庭,先前也有同樣描繪移工主題的影片《椰仔》和《高山上的茶園》,但能接觸到的受眾卻相對較少。
二十多年來,台灣社會從外籍配偶面臨的文化困境和歧視,到當前移工面對的體制剝削,在政府政策、仲介、業主的利益夾縫中生存,甚至因為弱勢的環境更易於陷入犯罪問題。如果說創作者的天職,是憑藉著作品,引發大家對現存秩序的思考,進而促成整體社會的改變和進步。《查無此心》以犯罪懸疑的方式裝進社會寫實,讓更多觀眾對當中的人物產生興趣和共感,無疑是值得鼓勵的一件事。
儘管礙於商業考量和片長,在深度上沒有辦法走得很全面,正式上映的版本相較去年金馬影展的版本,也有所刪減,使得移工、仲介和反派的人物刻劃都稍嫌不足。影片著墨最多的女警吳潔,她和移工之間,除了看似命中注定的機緣,又是如何因著他們對生命的奮力,而改變她的生無可戀,劇情轉折上並沒有交代得很清楚。但在不到兩小時的片長中,仍能看見導演的企圖,和對移工議題的關懷,不只是把移工當作獵奇的驚悚背景。電影在視聽語言上也達到一定的水準,可以說是一次成功的類型化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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