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翻译】《教育不公中的青少年运动》Intro-3 (下)

发展性矛盾

回到二十世纪初G. Stanley Hall和Margaret Mead之间的辩论，关于青少年的两种不同叙事方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首先，在心理学的引导和大众媒体的强化之下，青春期被宣扬成一种冲动的、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形象。这种“不同的族群tribe apart”【注1】式叙述强调了，在美国社会，青少年被分隔为一个独立的亚群体，且被套上了古怪的刻板印象。在学科形成之初，G.Stanley Hall就提出了青春期是一个独特的阶段：他将其描述为“情绪不稳定emotionally unstable”时期。

如今，在很多令人窒息的报道中，这种关于青少年大脑发育不成熟的说法再次出现了。NPR的一篇报道将青少年称为“外星物种a famously reckless species”，《时代周刊》将他们描述为“一个以鲁莽著称的物种a famously reckless species”，《纽约时报》的报道曾以“为什么青少年如此疯狂Why Teenagers Act Crazy”为标题。这些例子表明，尽管大脑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进展，但“不同的族群”式叙述依旧存在，并且是十分普遍地存在——它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甚至已经不需要逻辑论证和严密证据了。

将青少年视为一个被分离出的族群，会对他们在公共广场上的参与机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决策者没有明白，青少年了解本地情况，具备得之不易的技能，而且能够胜任成熟角色。有时，这种错误认知会滋生一些惩罚性政策——比如学校里的零容忍规则。但是，如果把青少年视为消极、脆弱的干预对象，而非有能力的贡献者，那么，即使是那些尝试“帮助”他们的善意措施，可能也会造成反效果。

幸好，从人类学家Mead对Hall的批判开始，一种更具批判性，更符合情境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就是第二种叙述方式：

行为及病态心理学家归因于青少年的种种表现——确切来说，是归因于“青春期阶段”这一概念——其实是社会建构出来且受文化影响的。

这种叙述意识到，青少年以积极（或相反）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角色或行为，其实与成年人对他们的期望是一致的。正是将年轻人称为“异类alien”、“情绪化emotional”或“不成熟immature”的说法，制造出了被嘲笑的对象。

Mead在1928年首次出版的《萨摩亚人的成人》中批评了霍尔的立场。《萨摩亚人的成人》一书描述了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他们几乎完全没经历过美国青少年典型的不安和压力。

Mead认为，美国青少年具有独立的青春期文化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参与到成熟的社群活动。如Barbara Rogoff等当代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年龄隔离”，意即，“儿童没有将帮助成年人作为常规，取而代之的是进行以儿童为中心的特殊训练，为以后参与成年人的活动积累技能。”

当代学者们已经开始记录美国有色人种青年以多种方式对抗无所不在的刻板印象的案例——通过让情境在青少年研究中占据更主要的地位的方式。

许多工人阶级和贫困的有色人种青年在家庭生计上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例如，孩子们会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Rogoff, 2003)；能找到工作的青少年会用自己的工资来支付家庭的基本生活费，如食物和电费等(Burton, Obeidallah & Allison, 1996)；在与医生或律师的高风险接触中，移民家庭的孩子会为他们的父母做翻译(Orellana et al., 2003)。与公众人物发表的，“城市中的贫民缺乏工作习惯”的说法恰好相反(Huisenga, 2011)，证据表明，和中产阶级的同龄人相比，贫困青年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更像成年人。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从生物学角度为青春期正名，并纠正了那些将青少年与社会情境隔离开的讨论。

青少年扮演成熟社会角色的研究也伴随着“青年积极发展（PYD，详见第一章）”理论上的新推进：研究旨在将青春期的事业重新定义为培养力量和树立目标，而非避免风险和犯罪行为。

PYD项目已经取得了以下重要研究成果：青少年具有战略性思维、换位思考和偏见管理等新兴能力。大脑科学研究能够支持这个项目，尤其是在前额叶皮层处理“发展中的执行”的负担能力方面——科学地、分析性地进行思考的能力(Kuhn and Franklin, 2006)。

但是，组织青少年在青春期参与学生运动的机构却与这些能力脱节了。这就是发展性矛盾。 

与Jacqueline Eccles和Robert Roeser在关于初中竞争性、非个人化结构与青春期早期发展之间缺乏“阶段-环境契合度stage-environment fit”的研究结果类似，社会机构与青少年参与的需求之间也缺乏契合。即使是在支持学生表达自己声音的学校里，机会也往往只属于成绩优异的学生。存在年龄隔离的国家都有此趋势。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主张儿童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在政策问题上发表意见，而美国是仅有的两个尚未签署该公约的国家之一。

这种发展性矛盾也是青少年运动的动力。

一个让人心酸的例子是学生们对杰弗逊中学关闭的反应——该校因考试成绩持续低迷和入学率下降而被学区关闭。学区声称，关闭杰弗逊中学是为了让该校非裔和拉丁裔学生能够去学区的其他（更好的）学校就读，所以这是一项“拯救任务rescue mission”。

一位学区董事会成员在早期的社群论坛上为她在关闭杰弗逊中学一事所投的支持票辩护说：“你似乎认为我们对你们(to you)做了这件事。但其实并不是。我们是为你们(for you)做了这件事。”

但即使是在努力用善意的措辞来表达这一决定，学生们也并不买账；他们的回答是，“关闭这回事还没完not down with the shut down”。他们组织了集会，在学区董事会会议上发言，并与媒体接触，试图让他们街区的学校继续开下去。

由一位残疾人权利活动家首次提出的口号，“没有我们，就不是为了我们！Nothing for us, without us!” 成为了青少年组织团体的流行宣言。一位学生解释说：“他们决定关闭它，而我们的社群一句话都插不上，什么都做不了。”

杰弗逊斗争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学生们想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但又觉得被排除在了决策过程之外。

注释部分：

1. tribe apart, 字面意思是分隔的部落。含义出自书籍A Tribe Apart: A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American Adolescence 简中有将这本书翻译成《一个不同的部落：美国青少年心理探索的》。在跟beta讨论后选择了“不同的族群”这一翻译，希望能体现出“分隔感”并且比较容易理解。

tbc.

感谢原作者Ben Kirshner教授的授权，本文一切权利属于他；

感谢帮我一句句修改生硬的翻译的合作译者，@凌于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