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民主化前后[3]：民主化的四种过程

2 月 9 日

——《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内容梗概

3.1 变革

威权政府中存在保守派和改革派，前者主张保持威权体制，而后者追求由政府主导的民主化；民间则存在温和派与激进派，前者主张通过和平抗议和妥协的方式促进民主转型，而后者主张暴力革命颠覆政府。由妥协建立的政府需要用妥协来维系，而由暴力建立的政府就只能由暴力来维持。所以，在这个政府-民间结构中，保守派和激进派都是反民主的，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不会走向民主制度。

变革又称改革、和解，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当中存在力量足够强大的改革派，而且改革派有主动进行民主化的愿望。[28] 如果这种模式想要成功，政府当中的改革派必须压制保守派，避免保守派动用暴力手段镇压民间反对派；民间的温和派必须压制激进派，保证其不会采取过激手段；政府的改革派和民间的温和派保持对话与合作，温和派为改革派提高政治影响力，从而压制保守派，改革派为温和派提供支持，从而压制保守派。最后，在各方的妥协之下，改革派主导完成民主化。台湾、西班牙就是典型的变革。这种民主转型暴力程度最低、社会成本较小。

改革派在政府中的强势、温和派在民间的强势和两个亲民主派别的相互信任与合作是缺一不可的。中国的六四事件就是失败的变革，当时，以邓小平、李鹏为首的保守派占据主导地位，以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力量弱小；民间的温和力量较弱，取而代之的是强势的柴玲、李录等激进分子；保守派用四二六社论激怒了民间反对派；反对派的绝食抗议也激怒了政府；高自联和党中央各自派出的对话团协商并不成功，没有办法顺利结束天安门上的绝食抗议。最后，对抗只能通过军队暴力清场这种最差的方式来结束。由此可见，当时并不存在变革式民主化的政治条件。考虑到当时中国的贫困状况，中国也不具备民主化的经济条件。所以，缺乏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六四运动是必然失败的。

3.2 置换

如果政府中不存在改革派，或者改革派非常弱，就会出现置换式民主化。[29]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会容许民间存在任何反对派。然而，政府的合法性衰落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导致民间对专制的反感，这种反感不可能被完全压制。当政府力量大于反对派时，表面的稳定得以维持。当反对派的力量增加，政府的力量逐渐削弱，直至反对派力量超过政府时，政府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崩溃。政府崩溃的时刻完全是未知的，因为政府压制了反对派的声音，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知道民间的反对力量到底有多大，没有人知道政府对民间的控制略微削弱之后，到底还有多少压抑已久的反对声音响起。连统治者本人都不知道自己多么不受欢迎。

置换这种模式在个人独裁的威权国家比较多，罗马尼亚就是典型的例子。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几天前还在享受山呼万岁，几天后就被政变的军队推翻，并且在简单的军事审判以后枪决。从民间刚开始暴动到齐奥塞斯库被处决，前后只有十天时间。

置换模式往往要求军队倒戈。社会对威权统治的不满需要通过一些触发性的事件体现出来，军队的倒戈就是这种事件。当威权政府无力控制社会、无法满足军队时，倒戈就会发生。军队也是社会的一个阶层，军人家里也有财产，也有政治诉求，无论军队的性质是国家军队、党卫军还是某个人的私军，在民主化浪潮下都不能避免倒戈的宿命。

政府崩溃以后，民间的各种被压制已久的政治力量迅速崛起。各个势力之间必须迅速寻求妥协，推举出一个共同认可的领袖重建政府。置换之后的政府通常会经历一定时间的动荡，反复崩溃和重建。如果反对派中的亲民主力量占据上风，并且彼此之间达成妥协，民主制度就会最终稳定下来。如果公民文化或者经济条件不够好，最终可能导致新的威权政府上台。置换式民主化的暴力程度相对较高，这主要是由于政府采取高压管控、铁血镇压的手段。尽管如此，这种模式中的伤亡主要集中在军队当中。

3.3 移转

当政府中改革派力量尚存但不足以推动民主化，民间反对派长期存在，政府与民间反对派力量又不相上下的时候，这种模式的民主化就会发生。刚开始的时候，反对派认为未来某一天可以把政府拉下马，而政府认为可以持续镇压反对派而不付出过高的代价。这个时候双方都不可能真心与对方对话。而当双方的信念发生变化时，政府承认无法持续镇压反对派，反对派也意识到不可能真的把政府拉下马，这时就会发生移转[30] 。

这种模式的民主化也要求政府和民间亲民主力量的壮大。政府需要有相对友善的政治力量，民间的温和派需要防止激进派掀桌子。移转往往意味着长时间的拉锯，民主运动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例如波兰用了十年，韩国用了三十年。在长期的抗争过程中，民间的民主领袖往往被监禁然后释放。被监禁的经历增强了他的威望，使其成为“最佳的”领袖选项，成为各个民间力量团结的凝结核。

移转与变革的分界并不那么分明。与变革一样，移转的过程也处处充满着妥协精神。妥协就是民主的核心，妥协越充分，民主社会越稳定，暴力程度越低。由于移转的模式意味着政府与民间反对派的长期对峙，它的暴力程度高于变革，但是低于置换。

3.4 干预

干预就是外国军队占领本国全境、控制本国政府，最后协助本国建立民主政府的过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战之后的日本和西德。毋庸讳言，这两次民主转型是相当成功的，两个国家也逐渐正常化。不过，总体而言，干预的成功率并不高，因为这样的民主制度并不是本国国民靠自己的竞争、参与和妥协争取来的，是外国强加的。如果不存在合适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干预建立的民主化可能并不会成功。比如，美国成功干预格林纳达的军事政变，建立了稳定的民主政府，但是并没有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建立稳定的民主政府。

3.5 中国的现状与道路

不难看出，中国目前是个人独裁体制，习近平以反腐为名清除了自己的所有反对派，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没有亲民主的改革派存在；中共对民间的反对力量毫不容忍，悉数逮捕了刘晓波、许志永、丁家喜、阮晓寰等民主派人士，对任志强、蔡霞等党内亲民主力量强力压制，迫害谭作人、赵连海等维权人士，通过迫害张展等公民记者和控制新闻媒体、互联网的方式压缩新闻自由的空间，通过打压NGO来限制公民社会的成长，通过控制教育系统并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来阻止公民意识的发展。就这些趋势来看，中共完全没有改革的意愿，至少说明当权的习近平一派完全无意改革。

总而言之，政府内不存在亲民主的改革派，民间不存在持续存在的反对派，异议分子也鲜少被释放，更不被允许活动。所以，中国没有办法走变革和移转的道路，只能进行置换这种暴力程度相对较高的民主化模式。

置换的肇端是“权力从前的支持者现在公开转向反对这个权力”。在中国，置换很有可能是军队或者政府高层突然发动政变。政变发生的原因，可能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可能是害怕自己遭遇政治危机，可能是不认同某项新举措（比如不愿意打台湾去送死），也可能是不愿镇压抗议的群众导致军队哗变（罗马尼亚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等等。

选择置换模式的原因是政府的应对方式，与公民的应对策略几乎无关。中国会选择置换，完全是因为中共早就放弃了民主化的打算，而且不愿意释放异议人士。更有甚者，刘晓波甚至死在监狱中。我们也不敢猜他的死因是什么。换言之，中国没有蒋经国、胡安·卡洛斯，没有德克勒克、全斗焕。在历史上也是如此，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对社会镇压的残暴程度，与后来社会反抗齐奥塞斯库的暴力程度相当。如果罗马尼亚愿意容忍社会的异议，齐奥塞斯库的下场会改善很多。

置换模式的发生是社会发展和政府的应对导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曾经发生民主化运动的国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有长期的经济成长；经济成长都对公民的心态形成了影响；政权的程序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都缺失；政绩合法性都岌岌可危；就连政府维护自己合法性的策略都一样——诉诸民族主义、执行“稳定大于一切”的政策、排斥西方价值等等。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无法躲过经济的衰退周期，中国体制缺乏监督的机制又让经济问题显得棘手，所以中共无论做出怎样的努力，都很难避免衰退的到来。衰退真正让大多数人都感到寒意的那一天，就是政绩合法性彻底崩溃的那一天。这些促进民主化的因素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靠个别人的努力没有办法阻止置换的到来。

即使是执政者也不能阻止置换的到来。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并不只是他的选择，而是整个政党的共同选择。他的数次集权并没有招致集体有组织的反抗，说明整个执政党都认为应该从一党专制转向个人独裁来维持威权合法性。党内个别人想要改革的愿望并不能使政策转向，因为党内不存在邓小平。执政者也不能靠集权防止置换。越害怕失去权力，就越猜忌。既然民间没有反对派，他们就怀疑身边的人。失去权力的恐惧促使他们猜忌身边的“叛徒”，然后曾经的亲信就会恐惧，担心自己某一天也会被执政者打击，甚至决定开始反抗、先下手为强。通过更换军方高层增加政权稳定性也是行不通的，因为看见同事下场的军方高层也会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只要合法性不足，任何行动都不能延续威权统治的寿命。

例如，秦刚在当外长前，仅仅当了一年半的驻美大使。而他的前任崔天凯在当副外长前，当了一年半驻日大使和八年驻美大使。然而，崔天凯资历老，却没有秦刚升官快，这足以说明秦刚很受到习近平赏识。然而，秦刚并没有逃脱下台的命运。甚至我们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不过众所周知，中共高层并不会因为乱搞男女关系，或者仅仅因为贪污就被惩罚，否则强奸彭帅的张高丽早就下台了。秦刚只能是因为政治问题被处理的。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在前防长李尚福身上。同样，中国高层拥有全天候的医疗小组提供特供医疗，李克强却在69岁这么年轻的时候突然死亡，成了死得最早的高层之一。不用我说，中共高层一定有人对此事怀有疑虑，他们至少都会猜测，这很大概率是政治原因的死亡。

置换到来的时间是不可预知的。其根本原因是高度独裁的政府对信息的管控。没有人敢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所有不满都被压制了，以至于不满只能被公众藏在心里。不仅仅是公众，就连执政者也很难知道自己到底多么不受欢迎。和现在一样，六四运动期间民间也有中共的密探，可是他们并没有让高层准确知道民间的状况，无论是高层还是学生领袖，误判都频频出现。现在比当时更加高压和专制，民间隐匿的不满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安全部门的监控难度只会更高不会更低。此外，个人独裁当中存在下级欺瞒上级的情况。下级为了避免政治后果，往往进行政绩造假。比如国家统计局也知道下面的统计数据不对，李克强也知道GDP有瞒报。依我看，安全部门未必敢告诉习近平他有多么被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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