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民主化前后[6]：民主的文化问题

5 月 2 日

——《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内容梗概

各位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置换的到来是必然事件，而且民众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行动可以促进它的发生。那么民众建立民主政治的行动就要等到置换之后的那一段时间了。那个时候，中国人选怎样的政治力量执政，取决于中国人的公民文化如何。接下来就分析一下公民文化相关的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亨廷顿举了西班牙和德国日本的民主转型的例子 [36]。西班牙民主化以后，民间对民主制度的支持率和信任度大涨，遇到经济困难也没有下降；而在德国，一直到发生代际交替，也就是在联邦德国接受教育的人占据主流以后，民间对民主的支持度才开始提升。他据此认为，西班牙那种转变是舆论变化的结果，如果风向转变，对民主的态度就有可能逆转。

想要探讨文化对民主化的影响，必须使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即，保证其他条件相似甚至相同，仅仅文化不同，或者文化环境基本相同，但是政治制度不相同，再来探讨文化的问题。有人仅仅论述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压迫、专制的环境中来论证中国人不可能通过反抗赢得民主化，这是很荒谬的。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和中国几乎一模一样的台湾、极其相似的日本和韩国等例子。这样的观点就是完全罔顾比较政治学思想导致的谬误。

政治学界关于文化如何影响民主化的看法有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展示这个过程能帮助各位读者更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最早，韦伯认为，只有新教国家才可能发展出民主制度，天主教是反民主的。后来，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生了民主化转型，加上天主教会内部的改变，天主教也开始支持民主制度。这充分说明了天主教和伊比利亚文化并不是内在地反对民主。

在第三波的早期，乔治·凯南指出，民主只适合西欧和部分中欧的文化。在当时，他的论据相当充分而且有力，现实情况完全支持他的论点。后来，巴尔干地区和东欧都实现了民主化，这说明东正教也并不是那么排斥民主。于是文化阻碍论做出修正，表示并不是只有一种文化支持民主，而是个别文化特别反民主。不过儒教一直被相关学者认为是反民主的。结果后来韩国和台湾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民主化，日本的民主制度也没有崩溃。

在笔者看来，文化阻碍论显得有些愚蠢，它总是预言某些文化“永远”无法民主，结果这些文化的国家相继获得民主。现在他们又开始论证伊斯兰教反民主了。实际上，文化论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站住脚。韦伯还认为儒教是内在地反资本主义的，所以不可能诞生出繁荣的工商业。结果到了八十年代，政治学界普遍认为儒教是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文化论虽然看起来头头是道，每次一提出都会让人觉得特别有道理，但总是成为几十年内黯然退场的小丑。很多人可能都忽略了，所有的文化都有反民主和亲民主的元素，儒家内部也是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博爱思想和“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观 [37]。而且文化也是在流变和发展的，并不是一成不变，可能并不会永远抵触民主价值观。

至于有些人说中国文化不适合民主，那就更加荒谬了。中国和台湾用着相同的语言和相似的文字，而且都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独裁、洗脑教育，中国的独裁并不比台湾的独裁长太多。儒家文化当中强调秩序、服从的部分，在日本和韩国也都有，为什么这些文化在日韩台就不会那么反民主，但是放到中国人身上就反民主呢？现在，日韩台是民主程度排前二十的国家，比美国排名还要高。有些人说因为中国是大国所以反民主，或者不适合民主。这个就更荒谬了，印尼和印度都有反民主的文化（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而且民族结构极其复杂，而且人口众多（世界第四和第一），但是都建立最基本的民主制度。有人说共产党带来的文化反民主——荒谬至极，不值一驳，照他这么说，东欧剧变就是笑话了；而且共产党执政几十年就能塑造一个极度反民主的文化，那么让民主制度统治几十年能不能塑造一个极度亲民主的文化？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显然不那么容易被政权影响。显然，民主并非不适合中国的文化土壤。

话虽这么讲，在中国构建公民文化的道路仍然任重道远，毕竟民主制度也不是人生下来就会的本能，而是需要教育、实践和传承的。捷克政治思想家瓦茨拉夫·本达在七七宪章发表以后提出了平行城邦的概念 [38]。其中比较容易实现的是平行文化，即不被政府宣扬的文化和审查系统影响，而是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和价值观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