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燼》The Embers

12 月 19 日

《餘燼》的野火燒起之際，我往回翻了《陽光普照》和《瀑布》的評論，相對於溫情主義的批評，我反而覺得鍾孟宏有一股虛無、自毀式的嘲諷與不懷好意。《餘燼》除了在類型片執行上的缺失外，面對白色恐怖和轉型正義，他的虛無傾向在當下的台灣，算是狠狠地踼到了政治正確的鐵板。

《餘燼》The Embers (2024)
導演：鍾孟宏

（本文有劇情透露）

《餘燼》的野火燒起之際，我往回翻了一遍自己之前寫《陽光普照》和《瀑布》的評論，當時對這兩部片倒向溫情主義的批評，我反而覺得鍾孟宏有一股虛無、自毀式的嘲諷或是不懷好意。不論是自殺的青年如何成全一個他不想要參與的家庭，或是思覺失調的失婚女性在重建生活中逐漸形成的空洞，最後召喚出死亡的洪水。他對溫情主義或是虛無主義這兩個極端，可能都是同等的認真與不莊重。同樣的觀點來看《餘燼》，除了在類型片執行上的種種缺失外，仍然還是同一位鍾孟宏，只是他這次處理的題材是白色恐怖歷史和轉型正義，他的虛無傾向在當下急欲尋求政治意義與能量的台灣，算是狠狠地踼到了政治正確的鐵板。

一邊是共諜案受害者遺族意圖復仇，謀殺當初背叛告密者的後代，卻在和當年加害者的對峙後舉棋不定，最終迎向了自毀的結局。另一邊是追查兇案的警察，在故事最後對警界和正義感到失望，離職回家和當年白恐加害者的女兒貌似相愛迎向未來。當初白色恐怖和當下轉型正義背後的國家、政府，電影不真的去探究歷史政治上的細節，更像是被挪用來的象徵，所謂的「信仰」與「失去信仰」，具現在白恐特務、受害者成加害人的遺族，受體制所害而走火入魔的法警，與最後離職的警察。

莫子儀飾演的主謀同時也是成功的企業家，面對謀害他父親的政治暴力，他似乎更無法原諒共諜案的背叛者，恨意及至殊殺他們的後代。電影花了不少篇幅去描寫這些後代的身份：框騙大眾的媒體名人、工作過勞的園區工程師（笑）、在銀行貴賓室騙吃騙喝的敗家子，構成了一幅台灣現代社會的浮世繪。在紅衫軍倒扁的新聞背景下，在官官相護的警界黑幕下，彷彿在說這些威權餘蔭所建立的是一個不值得信任、背叛了理念的國家，而歷史的怨念深埋在暗處伺機而動。

因此電影透過角色直說轉型正義只是虛無的表面功夫，莫子儀的角色哀悼與為之復仇的不只是父親，而是失去靈魂與理想的世道。劇本特地設計了一個段落，莫子儀大談他的食品公司製作佛跳牆的理念，但他的代理商卻紛紛嫌定價太貴，他回應他是為了理念而不是為了錢。言下之意似在嘲諷、抱怨現下社會的風氣。不知道鍾孟宏是認真的，還是只是一種鍾氏冷笑話。

所以莫子儀面對金士傑飾演的加害者所表現的「信仰」後，無法痛下殺手，他想得知的真相並不是所謂的人事時地物，而是這一切所為為何的疑問，包括國家的暴力、父親的犧牲與自己的復仇。另一位流浪到美國的同伙也評論到，無論美國還是台灣，這些國家的自由同時也是另一種的不自由，這可能是本片最直接的政治評論。

從此脈絡走下去，鍾孟宏在映後場合談到，張震飾演的警察代表國家暴力的延續，莫子儀最終命喪警方槍下則是如同父親的宿命。在此概念下白恐暴力跨越時空成為當前國家體制揮之不去的黑暗面，滲透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張震的角色因此成為廣義上國家暴力的代理人，入魔的法警雖不是白恐受害遺族，卻也因身為體制受害者而加入遺族的陣營，然而影片高潮戲中兩人漫長的肉搏戰，卻不好說能否支撐多少象徵上的政治解讀空間。

我認為問題出在張震飾演的警探身上，他做為觀眾代入者的角色，劇本卻有意將他的族裔身份模糊與邊緣化，比如他的母親是香港人，已逝父親省藉未明，連和他談戀愛的許瑋甯飾演的金士傑女兒，都要強調她在泰北工作的非本土觀點。結果造成主角的政治觀點與身份與主題的疏離，少數幾場張震和莫子儀對峙的戲都沒有產生任何戲劇衝突的能量，因為這角色沒有可供辨識的命題和目標，連他想追求的「正義」都沒有在劇本中建構出足夠的角色動機。

類型的建構除了技術上的敘事安排和調度外，更重要的是角色所代表的意義與類型命題之間的化學作用，透過「刑偵」類型中偵察技術與社會結構的運用，去體現人心背後的政治能量（經典範例或可參考如奉俊昊的《殺人回憶》）。因此整部片的失效和前兩部作品十分類似，在於角色的心理側寫與戲劇衝突，和現實意義認知產生了落差。前作中或許因為這種落差而產生了詮釋上曖昧的張力，《餘燼》的故事則更像是是為了服務作者心中拒絕劃分正邪兩立的灰色現實，卻很難說成功建構出完整的論述細節去支撐他的觀點。

金士傑的角色固然難以承載現實中白色恐怖加害者的形像，但在想像中他的虛構角色也近乎和警察主角一樣的空洞。莫子儀和金士傑隔著玻璃對談的形式設計，兩人的影像疊合讓加害者與受害者遺孤產生身份混淆甚至是互相認同（電影在金士傑自白時特別加上了溫情的音樂），但戲演至此，故事並沒有拉出合理的論述空間，難以支撐形式所暗示的意義。整部片意圖透過類型操作想召喚的欲望，就在這意義不明的反身鏡像中達到了空虛的極致。不論是對（現實中缺席的）加害者現身的渴望，或是肯認受害者的復仇欲望，對威權政府的究責，到轉型正義與民主化的成功或未竟。

如果觀眾因此產生了不滿與憤怒，或許是因為他們又再次感受到鍾導作品中意義被掏空的恐怖，而這是否是一種嘲諷與惡意？是說故事的無能？或是作者自身無法遏抑的虛無傾向？

最後我想回到影片的技術層面，我同意不少人批評《餘燼》劇本敘事上的總總問題，但我認為至少在不失分的精緻攝影，與眾多還算運用有效的明星演員之下，鍾孟宏算是打造出一個類型片可看的外衣，只是流水帳到近乎失控的多線敘事與眾多失效的戲劇設計，讓人很難不去挑他的毛病。

最讓我如鯁在喉的一場戲，就是在醫院病房和檢察官討論張震是站著開槍還是坐著開槍的戲。基本上站或坐並沒有任何現實邏輯上的必然性，只是角色隨意織造的說詞，但台詞硬把它寫成爭論的焦點，以強調警方掩埋真相的意圖。也就是這場戲的象徵意義架構在沒有支撐力的台詞邏輯上，連帶讓演員的表演都失去了說服力。或許正是因為它是最經過設計的場景之一，反而突顯整部片劇本的馬虎與鬆散。你不尊重真實，電影就難以成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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