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溫柔地麻醉我

5 月 8 日星期一，第八次手術。我已經相當習慣開刀前的流程，在十二點禁食前起來吃了兩塊 Kid-O ，黃澄澄的奶油蘇打餅，我和妹妹都暱稱它為「手術餅乾」。清晨五點半後不能再喝水，換上藍色手術衣、淨空病床、放上溫毯。如果不是排第一刀，就等待開刀房來呼叫。

住院前期被推出病房時，我一直都不清楚整棟樓長什麼樣子，刷腳圈、掃條碼，傳送人員和家人會推我下去二樓手術室大門。疫情一天比一天嚴峻了，傳送人員受到影響紛紛離職，等待的時間變得很長。由於我身在虎穴，我已經無法顧慮這麼多。

這一次被推進到更裡頭的手術房，直走，左轉兩個彎，兩側手術房像蜂巢一樣排列有序，全幅武裝的人們忙碌著。鐵門被推開，身穿綠色手術衣、頭戴髮帽或頭巾的護理師準備器械上工；依稀還聽得到晚餐吃什麼，哪一支股票比較正在漲之類的閒聊。

開刀房真的很冷，護理師核對我的名字以及開刀部位，熟練地測量我的血壓體溫、放上心電圖、溫毯，然後我聽到熟悉的的「嗶----嗶」規律監測聲響。

「來，這是氧氣。」護理師幫我戴上氧氣面罩。

有三次經驗，是戴上氧氣面罩幾秒鐘後就不省人事，醒來後的暈眩像是整個世界浸泡在海洋，人們的聲響如夢幻泡影一樣飄來飄去，我不知道世界為甚麼成了斷續的畫面，用盡全身力氣說出「我想喝水」四個字，已經無法發出任何聲音，精神再少一點點，就要整副剝離，而身體載浮載沉，倚靠的床也都在搖晃。

痛跟吐，我選擇吐。但暈跟痛，我寧願選擇痛，痛讓我知道我自己像是人；而暈讓我感覺自己已經不是人。

我記得比較愉快的麻醉經驗，那是一個溫柔的麻醉科醫師，簽名略潦草，但有個「萍」字。在麻醉訪問時，她問我需不需要打神經阻斷劑、嗎啡止痛，並且告知我會加上肌肉鬆弛劑和止吐針，後來還問到我摔落時意識清不清楚。

我想起丘燕寫著我剛摔下時的艱難的哲學提問（「我是誰？」「我為什麼會在這裡？」）以及關公醫師說的：「妳現在只剩頭沒摔到了」，感覺自己嘴角有些抽搐，回答：「我有失去記憶一陣子，但我後來的意識都是清楚的。」

我再請求她：「如果要麻醉我的時候可以跟我說一聲嗎？」

她簡潔回答「會」，接著蓋上氧氣面罩；鬆緊都無所謂，只要能夠呼吸都可以。

我吸著氧氣，沒有任何的想法，無所謂緊張或不緊張，因為視線有些模糊因此看不清楚什麼，從聲音聽起來眾人似乎忙碌地準備手邊工作，我是手術台上待宰的羔羊。

過了幾分鐘，她說：「現在要開始讓你睡覺了喔。」

我點頭，慢慢吸第一口氣，感覺氣息吐在面罩上化成一片蒸氣，眾人正在注視著我的目光；再一口，有點像是睡前頭腦的鬆軟；小心翼翼地吸第三口，左半邊的腦袋已經開始迷茫，依稀聽得到她在問我：「妳喝酒也比較容易酒醉嗎？」我點點頭，下一秒我就像拔掉插頭，沒有任何反抗以及掙扎的餘地。也許有些人反而害怕慢慢地入睡，那種將睡而未睡的陶然，但我更怕的是毫無預警地麻醉，沒有任何心理準備。我想，如果能跟麻醉科醫師好好溝通，手術過程的確會舒適很多。（我祈願不會有任何人把這些經驗派上用場）

醒來時我還在手術床上。這次的皮瓣手術不是主治關公做，是整形外科醫師。他拍拍我，說：「現在已經是晚上十點半囉！這次做得蠻久的。」我無法吐出任何一個字，想到我被推進來的時候是早上十點。

第一次直接在手術房醒過來對我而言仍然是太過強烈的刺激，即便他們已經幫我上過一次止痛，我仍然覺得右大腿和腳踝的陣痛像刀鋒在來回切割，很清楚，喉嚨腫痛且發不出聲音，這是之前從未有過的經驗。

從開刀房被推回恢復室時，他們剛好正在交班。我左手上了點滴，右手的動脈針還沒拔，氧氣面罩蓋在臉上。啊，只剩我的左腳是完好的。心電圖規律的發出聲響，後來只要聽到這個聲音，我就會想起不能動彈的記憶。

我艱難地求護理師：「....痛。」護理師回答：「忍耐一下喔，我們正在交班，等等幫你上止痛針。」

我發現我這個月來請求他人的次數大於我所活著的歲數，我甚至不能算是請求。

痛苦讓我知道，我是多麼牢牢抓住自我，它像心臟跳動讓我知道我身體能感覺，一呼一吸的劇烈，割痛、刺痛、麻痛、鑽痛，那種擴散和燒灼是活著的證明，我執著於自我以及身體，腦海中浮現的是地獄火海焚燒的樣貌，眾生受苦煎熬，沒有一絲清涼與靜定，沒有解脫。

我不知道我後來怎麼回到病房的，那時心裡只有一個想法：幸好現在顧我的是妹妹，我媽沒看到我的模樣。

從這次手術之後，有某個螺絲正式在我心中鬆脫，回到病房後，我開始做起真實的夢魘：每一個小時從高處墜落一次，不然就是被壓在一個古早的建築底下無法動彈。求生而不可得，我在病房無法控制地流淚與大吼大叫，爸爸拍著我，才從夢魘中醒過來。那是夢嗎？為甚麼我的感受如此真實？我現在究竟在哪？

阿芬護理師隔天告訴我，創傷性壓力症候群並不是剛開始就出來的，那可能是累積到一定程度才會顯現，也有可能會持續好一段時間。她問我需不需要請身心科的醫師來跟我聊聊天？我回答：我很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