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我远远地看见变革之门在打开

这应该是2018年应新京报邀请写的一篇小文章。

1978，许多人的命运改变了。

 这年年初，美学家高尔泰从大漠边的酒泉回到兰州，“归口”兰州大学。下半年，他参加李泽厚《中国美学史》编写工作。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兰州到北京，他看到了这样的1978：

 “历史似在拐弯，发出卡卡的声音。北京城里更响，如同五月的冰河。”

 坚冰碎裂的声音，随着风，在四处飘散。那时，我是乡村小学5年级的学生，即使在最偏远的西北乡野，也能感受到时代变化了的气息。40年后的今天，那段少年时代的记忆，仍像水底的石子一般清晰。

 上一年恢复高考掀起的冲击波还在持续中，少年人努力的方向，瞬间都变了。1978年的春天里，报纸上、广播里、课堂上，都在讲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专注于思考的他，煮面条时把手表扔到沸腾的水里；上街时还在想解题思路，一头撞到路边的树上……许多人讲起这些传奇性故事，眼睛里都是真诚的崇拜与敬仰。许多农民都会在嘴里顺溜地讲出“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是1978年中国社会第一偶像，除了物理学家霍金和杨振宁，我想不起哪个科学家还能像陈景润一样在中国民间有如此声名。

 那一年的传奇，除了陈景润，还有一批天才神童，中国科技大学招收的第一个少年班，一下让这个地处安徽的大学暴得大名。

 不过天才神童离我还有点远，父亲在城里中学教书，回家讲给我听的，是身边许多苦学励志的故事，他说有天晚上，听闻办公室窗户外窸窣有声，推窗看去，窗外地上是两个借光看书写作业的女生，那时学校条件很差，乡下来的学生，住在拥挤吵杂的宿舍，晚上没有自习室，那一排教师办公室到晚上灯火通明，窗外灯光可及之处，便成了好学之子的读书之地。

 这近乎现代版凿壁偷光的故事，现在听来辛酸，当时听来也是满满的感动。

 学校里，悄无声息间，那些没完没了的学农、学工活动偃旗息鼓了，连各种各样的文艺节目排演都少了起来，代之而起的，是各类汇考，竞赛，上级教育主管，经常把各学校学生集中到一起统一考试，老师常常带我们排着队，走很远的路……

 现在翻看资料，1977年，高考报名570万，实际录取27万，录取率5%，1978年报考人数610万，录取40万，录取率为7%，和今天75%左右的高考录取率相比，5%和7%的录取率，都会让人绝望。

 但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没有学会绝望，每个人都在努力，每个人都在憧憬。

 那时，电视还是大多数中国的人传说，围坐在收音机旁听广播学英语，却是社会新的时尚，许多搭上出国留学第一班车的人，外语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顺口溜不胫而走，人们笃定的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想想此前多年，“书读得越多越蠢”还是最高指示，社会风气的衍变，有时候近乎魔幻，但想想也难明白，过于荒谬的东西，恐怕当时也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过。

 那一年，中央电视台正式出现了，《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复刊了，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被宣布为革命行动，以前教我背毛主席诗词的父亲，又教我背过《天安门诗抄》。我还记得“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许多人和事，都被打了个颠倒，翻了个个儿。这一切，对一个10岁的少年，要想明白有点难， 只可惜大人们习惯了世事风云变换，没有人会关心一个10岁少年心中所想，所以抬头看天，也有不少的困惑和迷茫。喜欢思考的种子，也正是在这些困惑和迷茫中埋下。

 不过，那时碧蓝的天空，常有云卷云舒。假期时跟父亲进城，走在街头，最吸引人的，是广播里好听的歌曲：“亚洲的健儿聚北京，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莺歌啊燕舞迎宾客，老友新朋喜相逢……”

 听了太多高八度齐声唱的革命歌曲，这种舒缓甜美的女声一下让人的心都柔软起来

 邓丽君演唱《甜蜜蜜》也是在1978，不过到大陆流行，还是稍晚两年的事情了。

 现在人们常说80年代，其实人们怀念的80年代，真正的起点是1978。正是那一年，中国变革的大门，在10亿人无限的憧憬期盼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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