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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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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我远远地看见变革之门在打开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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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是乡村小学5年级的学生,即使在最偏远的西北乡野,也能感受到时代变化了的气息。40年后的今天,那段少年时代的记忆,仍像水底的石子一般清晰。

这应该是2018年应新京报邀请写的一篇小文章。

1978,许多人的命运改变了。

 这年年初,美学家高尔泰从大漠边的酒泉回到兰州,“归口”兰州大学。下半年,他参加李泽厚《中国美学史》编写工作。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兰州到北京,他看到了这样的1978:

 “历史似在拐弯,发出卡卡的声音。北京城里更响,如同五月的冰河。”

 坚冰碎裂的声音,随着风,在四处飘散。那时,我是乡村小学5年级的学生,即使在最偏远的西北乡野,也能感受到时代变化了的气息。40年后的今天,那段少年时代的记忆,仍像水底的石子一般清晰。

 上一年恢复高考掀起的冲击波还在持续中,少年人努力的方向,瞬间都变了。1978年的春天里,报纸上、广播里、课堂上,都在讲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专注于思考的他,煮面条时把手表扔到沸腾的水里;上街时还在想解题思路,一头撞到路边的树上……许多人讲起这些传奇性故事,眼睛里都是真诚的崇拜与敬仰。许多农民都会在嘴里顺溜地讲出“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是1978年中国社会第一偶像,除了物理学家霍金和杨振宁,我想不起哪个科学家还能像陈景润一样在中国民间有如此声名。

 那一年的传奇,除了陈景润,还有一批天才神童,中国科技大学招收的第一个少年班,一下让这个地处安徽的大学暴得大名。

 不过天才神童离我还有点远,父亲在城里中学教书,回家讲给我听的,是身边许多苦学励志的故事,他说有天晚上,听闻办公室窗户外窸窣有声,推窗看去,窗外地上是两个借光看书写作业的女生,那时学校条件很差,乡下来的学生,住在拥挤吵杂的宿舍,晚上没有自习室,那一排教师办公室到晚上灯火通明,窗外灯光可及之处,便成了好学之子的读书之地。

 这近乎现代版凿壁偷光的故事,现在听来辛酸,当时听来也是满满的感动。

 学校里,悄无声息间,那些没完没了的学农、学工活动偃旗息鼓了,连各种各样的文艺节目排演都少了起来,代之而起的,是各类汇考,竞赛,上级教育主管,经常把各学校学生集中到一起统一考试,老师常常带我们排着队,走很远的路……

 现在翻看资料,1977年,高考报名570万,实际录取27万,录取率5%,1978年报考人数610万,录取40万,录取率为7%,和今天75%左右的高考录取率相比,5%和7%的录取率,都会让人绝望。

 但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没有学会绝望,每个人都在努力,每个人都在憧憬。

 那时,电视还是大多数中国的人传说,围坐在收音机旁听广播学英语,却是社会新的时尚,许多搭上出国留学第一班车的人,外语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顺口溜不胫而走,人们笃定的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想想此前多年,“书读得越多越蠢”还是最高指示,社会风气的衍变,有时候近乎魔幻,但想想也难明白,过于荒谬的东西,恐怕当时也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过。

 那一年,中央电视台正式出现了,《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复刊了,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被宣布为革命行动,以前教我背毛主席诗词的父亲,又教我背过《天安门诗抄》。我还记得“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许多人和事,都被打了个颠倒,翻了个个儿。这一切,对一个10岁的少年,要想明白有点难, 只可惜大人们习惯了世事风云变换,没有人会关心一个10岁少年心中所想,所以抬头看天,也有不少的困惑和迷茫。喜欢思考的种子,也正是在这些困惑和迷茫中埋下。

 不过,那时碧蓝的天空,常有云卷云舒。假期时跟父亲进城,走在街头,最吸引人的,是广播里好听的歌曲:“亚洲的健儿聚北京,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莺歌啊燕舞迎宾客,老友新朋喜相逢……”

 听了太多高八度齐声唱的革命歌曲,这种舒缓甜美的女声一下让人的心都柔软起来

 邓丽君演唱《甜蜜蜜》也是在1978,不过到大陆流行,还是稍晚两年的事情了。

 现在人们常说80年代,其实人们怀念的80年代,真正的起点是1978。正是那一年,中国变革的大门,在10亿人无限的憧憬期盼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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