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们学”

“我们学”，英语叫Weology，加拿大的一个企业家彼得阿塞托（Peter Aceto）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叫《我们学》的书，提出了这个概念，主要用于企业经营，强调把“我们放在我之前”的集体主义。可以说毫无新意。

在中国，明确提出“我们学”的是微博用户“简直”（魏君贤，投资人），简单来说就是判断“我”是否属于“我们”的学问。

实际上，类似的学问毛泽东也做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出自那篇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可以说是“我们学”的滥觞。

“我们”一词和政治关系密切，对“我们”这个词的误解造成了很多问题，这是“我们学”兴起的背景。

在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史教科书的宣教功能初探”（2020）的论文中，作者统计了《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中国新闻事业史稿》3本教材中“我”和“我们”的词频。3本书中具有指代意义的“我”数量极少，仅有3个，且指代统一，均指向中国共产党。

而“我们”有四种意思，分别指代“新闻工作者”（42次）、“中国共产党”（31次）、“作者和读者”（31次）、“中国人民”（7次）。

作者指出3本书中“我们”的指代对象均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我们”的使用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文章认为“我们”的作用超脱了原本的称谓之用，史书编写者用第一人称表述拉近与个体受众的距离，并对新闻工作者进行一定的政治规劝，以此加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输出。

比如：

“我们正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人民已经把新闻武器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宣传真理、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

这句话把“我们”“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混同起来，“从而增强读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宣教。”

另有一篇“‘我／我们’的人称指示功能及其对词典释义的启示”，作者对“我们”的指代意义做了细致的分析，大致有5种。

一是指代讲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如：

妈妈对女儿说道，“我们一起做饭吧！

二是仅指代讲话人一方，不包括听话人，如：

于是这些士兵向小孩问路，“我们何时才能到达县城？”

三是仅指听话人一方，不包括讲话人一方，如：

老师语重心长地叹道，“同学们，我们应该是品行高尚的大学生啊！”

四是被讲话人用来指称他自己以及他所能代表的其他人，如：

小李告诉爸爸，“我们班今天做了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五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被用来代替单数“我”，这可表现出讲话人的谦逊态度，如：

我们在这篇论文里仅设计了五个心理实验。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一词的政治意味很浓，如果汉语没学好，只知道“我们”的第一种意思，就很可能把自己带入到讲话人的位置，造成误解。

比如2013年，薄熙来在庭审时谈到曾经的辽宁首富徐明时，说道：

“他和我谈过什么话，实际上我那天的问题已经问过他，有过没有和我有什么认真地交谈，没有。他自己知道在我眼前是什么层次的人。他与我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不在一个层次，我是什么身份？商务部长。徐明是什么身份？他跟我搭话的机会有多少，硬把徐明当成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这种逻辑和分析不合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