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賊人與窮人：讀Tania Li與Pujo Semedi《種植園生命》

Tania Murray Li and Pujo Semedi, 2021, Plantation Life: Corporate Occupation in Indonesia’s Oil Palm Zone. Duke University Press.

馬達小船逆流而上，耗費十八個小時深入加里曼丹島的內陸。你以為迎面而來的會是茂盛的熱帶雨林、原始的當地部落，事實上卻更像是行經一座大型的工業區：鋁土礦堆積在河岸兩旁、滿載一捆捆木柴的竹筏順流而下，你將穿越一座又一座繁忙而草率的貿易小鎮，還有沿途無止盡的油棕種植園。

2010到2015年之間，人類學家Tania Li和Pujo Semedi帶著來自兩所大學、超過一百位學生，沿著Kapuas大河來到西加里曼丹的Tanjung。他們像是早期的民族學調查隊，分頭研究種植園創造出了什麼樣的生命型態。油棕的重要性不須多言：隨意走進一家便利超商，超過一半的產品含有棕櫚油。島嶼東南亞是全世界最大的棕櫚油產地，印尼的油棕種植園更出口了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需求。至少有一千五百萬人活在書名所謂的「種植園生命」裡，這些人包括種植園工人、承包農民，還有周遭聚落的居民。

龐大的調查隊以兩座種植園為田野：屬於國營企業、佔地超過五千公頃的Natco是一個半封閉的世界，管理階層嚴格掌控居住在園區裡工人和他們的家庭。Priva則是印尼企業家經營的種植園，仰賴較多園區外的承包農民提供油棕果。對Li和Semedi來說，兩座種植園都是「 大公司佔領」的實例。他們從馬克思與傅柯的洞見中提煉出這個概念，用來批判印尼的政治制度如何迎合資本家，讓公司劃地稱王 。「大公司佔領」是帝國主義的轉世化身、當代種植園的核心政治技術。 在佔領地上，管理階層全權決定哪些人和哪些物種應該要被扶育，哪些則應該被捨棄。

什麼是種植園？Li和Pujo各自給出了答案。

Semedi說：「種植園是一個巨人，沒效率而且懶散，但仍然是一個巨人，他佔據了非常大的空間。他貪婪、粗心，摧毀周遭的一切。他冷漠、詭譎、而且難以預料。他是一個人，但你不能跟他形成正常的人際關係。他可以踐踏你，吃掉你，吞沒你再把你吐出來。他看守著著自己的寶藏。你沒辦法馴服他，也沒辦法趕他走。但他有點笨，只要你夠聰明，就能從他身上偷一些東西。」

Li說：「種植園是一台機器，它將大量的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組合起來，為全球市場生產單一作物。它本質上是一種殖民，而且建立在『當地人沒有能力進行有效率的生產』的基本假設上。它牢牢掌控生命：空間、時間、動物、植物、化學物，還有人類。它被一個公司所持有，由經理們以官僚的形態管理。」

跟著Semedi「偷」的比喻，兩位作者走進管理階層與政府官員盤根錯節的裙帶關係中。已經卸任的Budi曾經是Priva種植園的 「信封人」，他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用塞了錢的信封解決公司可能遇到的各種困難。信封可以用來打通官僚體系的死結、博取地方頭人好感、賄絡媒體公關 。逢年過節，公家單位會大搖大擺發來公文，要求公司給付官員禮金。另一種更常見的小額「油錢」（uang bensin），則不定時進入NGO倡議者和新聞記者的口袋。一個信封的行情是一百萬印尼盾（大約台幣兩千元），但偶爾也會有將近美金兩千的價碼。這些錢悉數被Budi登記在「基礎建設維護」的帳目裡。

種植園中的「偷」是各種上下交相賊的排列組合。地方政府的環保局受Priva主管之託，來到鄰近村落舉辦說明會，向村民宣傳環境保護的重要。事實上，問題並不真的是環境保護。公司從蘇門達臘引進了一批名貴的貓頭鷹，用來控制偷吃油棕果的老鼠，貓頭鷹卻被村民煮熟了吃下肚。環保局很樂意配合演出。本身就已經被支薪的環保局人員收到了來自公司的信封、地方官員收到了信封、村子裡的公職人員也收到了信封 。兩天的工作坊在第一天午餐之後就作鳥獸散，皆大歡喜。

但再怎麼偷，巨人仍然壟斷一切。在國營企業Natco裡面，勞動法和刑法都只剩半套。工人的勞動權益雖然被國家法律擔保，當他們被拖欠薪水，卻也無能為力。工人慣性的「偷」──無論是偷錢還是偷時間，也讓他們傾向不走上正式的救濟途徑。在蘇哈托時代的新秩序（Orde Baru）治理邏輯裡，工人不需要工會，因為政府就像父權大家長，會好好「照顧」工人的需求。當竊盜被發現，管理階層也以「家庭事務」的方式處理，例如警告、扣薪、降級、或暗示辭職，而不會呈報給警方。一切的爭議，用報導人的話來說，「就像薯片被緊緊包裹在塑膠袋裡，讓它不會軟掉。」

在油棕地帶，被「裹在塑膠袋裡」的日常生活是什麼樣子？1980年代，當國營種植園遷往加里曼丹的時候，它們的目標不僅是生產棕櫚油，還包括向「落後」的內陸地區示範何謂現代生活，打造順服與富裕的工人主體。Nacto像是一個自給自足的世界，除了住宅之外，有托嬰中心、小學、穆斯林祈禱室、一間診所。工人們在園區裡的上司身兼社區的鄰長。每天晚上十點，發電機準時斷電；清晨五點半，起床號響起。

園區裡階級森嚴。管理階層和技術人員住在社區中心，沿用荷蘭語稱作emplasmen。他們的住宅比較寬敞，而且連接的是國家電網，二十四小時供電。在1980年代，只要經理一出現，所有工人必須停下手邊的工作，面向馬路行注目禮，直到經理消失在遠處。當時，棍棒體罰仍然常見 。直到十幾年前，工人仍然被要求要向經理的座車鞠躬。「我們現在不能用這種殖民的封建手段了。」一位經理說：「我們要有說服力、像一個大家庭。」現在人們用更幽微的方式維繫區隔，當管理階層受邀參加工人的婚禮或宴會時，工人們會為他們安排特別的時段與空間，讓他們不必跟「次等人」社交。

主管階級的太太們組成婦女會，作為社區裡女性的榜樣，定時舉辦居家整潔大賽或廚藝園遊會。可想而知，最高主管的太太同時也是婦女會的主席。富裕是現代生活的重心。無論是經理還是工人都不被允許改造房子本身，他們只好把薪水投資在其他地方，例如家具、飾品與宴會排場。鄰里之間的競爭心強烈 ，當一戶人家買了新沙發，另一戶可能會馬上購入相同的沙發。來做田野的都市學生受邀參加婚禮，被婚禮上賓客們的盛裝華服所震懾 。一場婚喪喜慶的開支動輒在一千到四千美金之間。

匯聚了技術知識、秩序與生產力，種植園是現代性的起點──工人的盛會更是現代性矛盾的核心，封建與壓迫之中亦真亦假的浮華。但Li和Semedi並沒有止步於此。他們明確地指出，種植園有更深遠的影響：它是製造種族的機器。原先住在種植園周遭的馬來人和達雅克人（Dayak）被視為是這套樣板的反面教材，完全被排除在這齣現代性的劇碼之外。打從田野的最一開始，爪哇工人們便常警告學生，務必要小心落後原始的達雅克人。在日常生活之中，園裡園外的居民幾乎老死不相往來。工人家庭的日用品並不來自當地，他們包船或驅車，前往更大的城市採購。上述Li對種植園的定義早已指出，族裔上的他者被牢牢地寫在種植園的基因裡，因為這套生產方式本質上便預設了「懶惰、野蠻而效率低落的當地人」的存在。

諷刺的是，連荷蘭殖民時期的橡膠種植園也沒有這麼壁壘分明。從村民的角度來說，過去的橡膠園並不算大公司佔領，因為它「只」佔地六百公頃，留下許多可供耕作的農田。荷蘭經理們讓村民到園區內販賣小吃、衣服、水果。Poniman是第一代爪哇種植園工人的孫子，他回憶童年時，村子每天都很熱鬧，族裔之間的通婚也更加普遍：「有爪哇舞蹈、華人舞龍、戲劇演出⋯⋯我的母親和祖母有個小攤販，賣爪哇沙拉和雞湯。我是個被寵壞的小孩，從來不用工作，因為我的父母賺很多錢。」

如今，種植園扼殺了當地聚落的生計。 種植園資本家並沒有驅趕村民。他們讓村民留在原地，但把聚落周遭的土地全數開墾成油棕田、劃入園區內。原先在傳統領域中以游耕、採集或是貿易維生的當地居民，隨著人口成長，在一個世代之後成了真正失去土地的窮人。名為Muara Tangkos的馬來聚落是種植園中的一塊小飛地，它不再是交易中心、也失去了農田。一半以上的家戶沒有任何土地，男人只能出外打零工養家。因為管理階層對馬來人的偏見，只有極少數居民在種植園裡面找到工作 。

他們的土地被公司佔領，他們的生命被國家徹底遺棄。

Muara Tangkos村的貧窮是《種植園生命》中最殘酷的一章。事實上，封面照片或許正是全書的隱喻：熱帶晴朗的藍天下， 成排枯死焦黑的油棕樹綿延到遠方，像是一整連陣亡將士。在奉獻一生給種植園後，這些樹的根部被注射了殺草劑。在種植園的生產邏輯裡，它們必須死，只因為它們已經長得太高，高到工人無法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採收油棕果。

歡迎來到油棕地帶。

Tania Murray Li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的人類學教授。她在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以新加坡的馬來人社群為題取得人類學博士，受業於Alan MacFarlane。她的研究領域包括印尼的原民性與資本主義、勞動體系、土地與發展、以及種植園，其他代表作品包括The Will to Improve: Government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Practice of Politics （2007）與Land’s End: Capitalist Relations on an Indigenous Frontier （2014）。

Pujo Semedi任教於印尼加查馬達大學（Universitas Gadjah Mada）。他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y of Amsterdam）取得人類學博士。他以歷史民族誌為方法，探討印尼各地的漁業、農業、種植園與觀光議題。

關鍵字：種植園、政治經濟學、種族、合作民族誌、島嶼東南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