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昌旺 X 唐浩多（上） | 一個人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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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多是位中學的美術老師，他選擇的對象是他自己的父親。浩多的父親有著嚴重的家暴與賭博的行為，這是浩多的痛苦與困惑。面對這樣的一種關係真正展開工作時，浩多感覺超出了自己的承受力。浩多幾次在電話里跟我說太難了，好些東西無法說出口，因為過於殘酷。在這個項目中，浩多是身處其中的人，我無法真切體驗到他的感受，任何勸誡或者建議都似乎是不合時宜的，只是反復說：這個無法讓你接受的父親，他的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一個暴孽的形象，總是讓我也聯想到他的痛苦。事情似乎停滯了，我的擔心一直在，包括分析家也一直在提醒我。直到一次浩多跟我說，他父親在醫院，跟他說（浩多有兩個女兒）沒有生兒子會造成很多問題時，突然開始失聲痛哭。我知道事情不會輕易結束了。後來浩多開始由此及彼，進入到學校調查家庭暴力的事情，慢慢發展出了家庭會議工作坊——聊社，這個項目得以讓浩多通過觀察並介入其他的家庭，迂迴來面對自身的問題，非常的不容易。雜貨鋪、無牆幼兒園、聊社三個持續性的項目，共同構成了浩多目前的工作內容。（補記：在原來約定交稿時間的第二天，浩多的父親在凌晨過世了。雖然之前知道浩多的父親生病住院，但仍然感到突然，這個突然讓我處於失語中，只是他在當地節日中嘗試跳舞的笑容卻不時閃現，那個笑容在項目中很難見到。我做不了什麼，只是惟願浩多的這次工作能夠成為禮物，不僅僅是給他過世的父親，也是給在這裡還活著的人。……）

——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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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來父親使我為之感到痛苦、無奈和憤懣，這些感受是他和我之間纏繞著鄉村宗法、家庭倫理和社會體系根植出來的。一方面，我們六兄妹和母親長期受到他的花樣百出的家庭暴力而身心俱損；另一方面，父親以及宗法倫理對我的思想觀念、行為、生活、工作和婚姻有著直接的影響。從擇學、擇業、婚姻和生育等，父親對我也是干擾不斷。而且這種干擾不止於我，連同我孩子也遭受過他的家庭暴力。更加引起我恐慌的是我在教育孩子的時候，竟然也無意識的拿起了衣架，這讓我深刻認識到這些癥結的代際傳遞的存在性。在我決定選擇父親作為「一個人的社會」項目的合作對象時，他對母親的家暴仍然持續，直到他去年病臥在床都還沒能停止。

我作為一個從小親歷父母的情感危機和來自父親的家庭暴力的人，某些精神創傷或許是永遠無法抹掉的。對「和睦家庭」的美好願望和父母的家庭爭端，如同兩股決力在我的內心裡撕扯。我想盡量去縫合卻不能，我心身交瘁得整個人沒了自己。我害怕不完美，希望他們沒有爭吵，彼此相愛；這是我最大的願望。當時沒人告訴我婚姻生活也有不完美的時候，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該如何去接納這種不完美。我當時非常痛苦，為了逃避而常常不回家。我大學畢業後，父親希望我去當一名教師，經過反復考慮後，我妥協了。工作沒幾年，他又開始操心我的婚姻，幾年之後我終於結了婚。而現在他又操心著男孫的事，這次我沒有任何顧慮地選擇了不合作。三十幾年來，父親像一個手裡拿著鞭子的幽靈，時時跟隨著我。

而作為項目合作的對象，一方面，我們作為父子關係，有難以切割的親緣關係；另一方面，父親作為家庭暴力的施暴者而我作為受害者，曾經的創傷也還未愈合。我試圖擱置成見和痛苦，嘗試以第三方的視角去和他對話。當不同的身份在我的身體里切換，一度讓我無從適手而陷入泥濘。在滿宇和徐雅珺的建議下，我做了「自我言說」的錄音和艱難掙扎，雖然最終逐漸突破了困局，但此時我依然還是無法坦蕩的面對一切。在我看來那是一道道被我故意掩蓋的傷口，每揭開一次就是每一次陣痛。在這2年的工作過程中，父親的人生經歷和個體遭遇漸漸清晰，當他在病床上哭泣著對我說「一定要生個男孩！」這句早已讓我聽出繭的話再次從他乾澀的嘴角里說出，我第一次不覺得反感，並且多了幾分理解。我彷彿穿越時空陪同父親重走了他生命的旅程。

棄養與重生

父親的原生家庭是當地小鎮的名門，清朝時其曾祖父是一名七品校尉、祖父是一名百總，民國時其大伯是一名小學校長、二伯是一名黃埔軍校的國軍上尉、其父親則考取了華南師範大學。那時他家裡還擁有近百畝土地，如果沒有後來的戰爭和動亂，這家子的生活應該是安穩幸福的。可造化弄人，民國初期因長期的階層矛盾激化，小鎮被12個村莊農民圍攻施行了殺、燒、搶，其曾祖父當家時也未能倖免；在國共內戰時，他二伯在上海被特務暗殺；內戰結束後，其祖父上交了近百畝土地給政府；接著50年代末其父親被撤掉公職。從此這個家族走向了貧窮、落寞和政治羈絆。父親的大哥和二哥在讀書時出類拔萃（二哥曾考到縣里第二），但都因為貧窮和政審等因素，而被迫棄學。

父親是在1959年出生（排名老七），當時正遇大飢荒，其母親患了嚴重的水腫，最終被迫把他寄養給附近的村莊。在那三年里，與父親遭遇同樣命運的嬰兒有100多名。其生母本想，寄養到農村裡至少還有土地可依賴；可她哪曾想到農民連播種的種子都沒有。後來，養母家裡不僅沒有足夠的糧食，而且還餓死了兩個女兒（父親的姐姐）。父親能夠在那樣的情況下存活下來，用養母的話說就是，天意。

曲折的童年

父親出生時不足2斤，養母抱不上手，就放在一個小竹籮筐里，所以父親有了第一個外號叫「籮筐儂」（籮筐孩）。由於營養嚴重不足，發育緩慢，到4-5歲才真正學會走路。因為身份特殊，自他在襁褓里時就已經引來了異樣的目光。「雞生鴨孵」、「薯生芋」、「天生禾」、「雜種仔」等等，是父親從小聽到大的外號。這些來自集體的帶有歧視和排外的外號縈繞在父親的耳邊，直至今日。有一次父親在村集體會議時被一村民調侃他為「雜種仔」要放在「除邪盤」里除出村子，他頓時暴怒三丈，跑回家中拿出他的自制「三叉戟」要幹掉那人，雖然後來被好友們強硬制止，但也可窺見他對這種語言的敏感和反應。

父親人生中感到最恐懼的第一次經歷大概是在7歲那年。當時他跟玩伴打架把對方打哭了，對方的父親就拿著一把匕首架到他脖子上，這次經歷成為他一生難忘的回憶。距此30多年後，父親與這家子又爆發了衝突。發生口角後，他們父子三人提著刀闖入我家門找父親算賬，當時父親沒在家裡。父親回來得知此事後提著刀子要去報復，被母親拼死抱住不放，衝突才算避免。父親經歷過類似的事情有許許多多，直至今日父親還在認為全村都以他為敵。父親的性格敏感、 易怒、多疑，似乎時時刻刻都在防範著他人。

受寵萬分與不適的責任

父親被領入唐家後，成為了家中唯一的男孩；加上他來之不易的生命，父母姐妹對他萬分寵愛。在同伴們都要為家裡分擔家務的時候，他仍然過著「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這種「貧窮少爺」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他19歲結婚為止。成家的重擔與他稚嫩的肩膀形成極大反差，在同伴都投入到家庭奮鬥時，他卻常常耍脾氣甩掉鋤頭悶聲大睡。父親對於婚姻和家庭在行動和心理上似乎都沒做好準備，過去的習慣還沒扭轉就馬上步入婚姻家庭的生活。稚嫩的身體和意志無法應付剛性的生活。這種無力感使得他更加消極的生活，他常常喜於接受他人對他的接濟，甚至不羞於向親人討錢過生活，特別是跟生母相認之後。「人生得幾久？不要做太苦！」是他常常掛在嘴邊的話。

「逃學最爽，自由！」

「為家族續後，為家庭建房，為兒子成婚」是當地男子的三大人生目標，這個來自古老的農耕文明的宗法觀念至今依然佔據著主流。「毛主席語錄」是當年父親與其他紅小兵人人必讀的內容；幾年前老家的正廳牆壁上還保留著當時父親用毛筆書寫的簡筆字——「毛主席万岁！」傳統的宗族觀念和政治意識形態相結合的特殊教育環境，「培養」出一代代具有父權意識的崇拜官僚的狂妄者，我父親亦然。父親對求學沒有遠大目標，小學沒畢業就輟學遊蕩於鄉野間。規則、責任、理想、道德和文明等，這些話題都不曾在他孩提時涉獵過。「逃學最爽，自由！」這是父親在當年求學最直接的感受。     

當父親結婚生子提著犁頭的時候，他的同伴有的考取了大學而脫離了農村生活。此時父親開始發現，要想脫離農村唯有讀書。父親與生母相認後，瞭解到他的身世和家族史，對身份又有了另一個自我認同。這些因素導致父親開始深刻反思命運和讀書之間的關係。結果是，他把希望投射到我們身上。我讀小學時，他為了我能更好的讀書曾「擇塾三地」。我被迫離開父母寄讀於離家幾十公里遠的姑姑家裡，成為了一名「流學兒童」，那年我7歲。這段經歷給我留下了許多的症狀，如今還無法與父母親暱，有時候我特別羨慕那些能與父母親密無間的人。直到不久前父親病臥在床，為了協助父親上廁所，我才被迫第一次觸摸到父親那陌生尷尬的手。

開放的情慾和壓迫的婚姻   

當地的男女戀愛大多通過一種叫「調聲」的群體歌舞形式作為媒介來建立關係。男女十幾歲開始就遠離家庭，來到眾籌自建的集體大宿舍生活，男宿舍叫「後生哥窿」，女宿舍叫「女窿」，分域而居。大宿舍是男女青年自由奔放的生活和成長之地。他們互相交流和學習，窿成為他們認知社會、生活、愛情和性的地方，它彌補了家庭和學校在這方面的缺陷。青年男女通過集體邀約（叫捎大窿），由一村的男方邀請另一村的女方到本村來舉行集體的「調聲」篝火歌舞會，會後男女便開始自由活動，大多在後半夜就是盡男女之事了。偶有對不上眼的女子，有的趁夜淺趕路回村，有的則被幾個青年男子合力扛進獨屋裡，被迫與心儀她的男子共渡不測之夜，按現在把每一個畫面定格下來都可作為性侵證物。

貞操在這裡是不存在的概念，青年男女旺盛的情慾在這裡得到極好的宣洩和放縱。另一個方面，這種戀愛方式成為對「父母主婚」現實的抵抗，也是面對傳統父權體系壓迫下的短暫的逃逸方式。

父親和母親在婚前都有自己心儀的對象，但是在那個「父母主婚」觀念嚴重固化的年代，他們都被迫回到這個「軌道」上。男娶女嫁，選擇的對象皆由父母或者長輩做主，不可反抗。偶有一些勇敢的情侶違抗父命，也是等於是宣告斷絕了父女關係（一般是女方跑往男方家裡）。父親曾向其養父母反對這場婚姻，當養母擲出一句「我領你來養是讓你來捉弄我的嗎？」父親從此不敢再提，也注定了他不斷掙扎的一生。

首個孩子，眾人生

「首個孩子，眾人生」是當地流傳的一句話，它是「自由戀愛」和「父母主婚」兩種矛盾關係的「後遺癥結」。迫於父母之命，雙方雖然各自結婚，但彼此仍會保持個人的私密來往關係。這個特殊過渡期的存在，一是由於彼此還很陌生，需要一個磨合期；二是由於各自的戀人還有割不斷的戀情糾纏。所以，雙方結婚後並沒有立馬同居，而是有1-3年的過渡期。這斷特殊的過渡期成為了個別女子婚外孕的直接成因。據說，有些女子還特別縱情，懷的時候也分不清楚誰才是孩子的父親，所以說是「眾人生」。那位婚外之子，雖然名義上還是被接納的，但是家庭的芥蒂之心還是無可避免，所以「首個孩子」往往也不受家庭疼愛。

父親和母親結婚後，第三年才正式同居，第四個年頭才生了我。父親是個有極強父權意識的人，他為母親對他的情感猜疑了一輩子，曾經多次的家庭爭端也都因此而起。父親曾對我說：「一開始我也懷疑你不是我的小孩，但是你長大後越來越像我，我覺得不可能不是。」

山藥不吃叉叉爛

「山藥不吃叉叉爛」是當地男人間流行的一句鄙語，意思是說人往往會把想得到但得不到的東西（山藥）毀壞掉（叉叉爛）。山藥是比喻一種美好的東西，它映射當地的一種集體心理，暗示著一個人自己得不到的東西也不想他人得到。這是一種產生於極權思維下的觀念，他呈現出人的自我毀滅的抵抗方式，也突顯了人對某種事物的絕對控制。

父親曾有幾次摔破罐子脾氣爆發，點火要把我們家的房子燒了。如果沒有鄰居的阻攔，不知道現在的老宅還在不在。父親必然是渴望一個美好家庭的人，可是他卻做出很多舉動是在毀滅這個家。我曾因為他的這些舉動嚎啕大哭，下跪勸求。下跪的一瞬間我看見他的一絲善意掠過他凶煞的眼神，他準備抽打我的鞭子收了回去；我明白他的氣不在我的身上。「我要是真的燒，誰也攔不住！」這句話給出了他的答案。

離開

父親15歲正式與生母相認，原生家庭給他恢復了「身份」，族譜上也正式寫上他的鐘姓名字。原生家庭「耀眼」的歷史，使他多了幾分自信。在村子里常常聽到他跟別人講述原生家庭那些可喜的家族史。對於過往的美好追憶和現實的境遇使得父親更加嚮往外面的世界。「你一定要離開這裡！」這是父親常常跟我說的話。

在一次採訪中，他躺在病床上哀嘆「我應該回去中和才對，是村爹村媽壞，不給我回去！」

父親不是一個努力掙錢的人，在母親和我們眼裡他是一個「懶人」。「你爸是全西邊村最懶的人！」這是許多村裡人對他的評價。從我上中學開始，父親就開始需要借款，到了大學也是靠親戚籌資和銀行貸款，那時連伙食費也常常寄不出來……而如今，我兩個女兒開始讀幼兒園時，我同樣也湊不出報名費。我頓時感覺到我和父親走在了同一條老路上，同一條貧窮的道路上，我成為「窮二代」。階級固化在父親和我身上得到驗證，雖然我如今離開了村子，可是離不開貧窮。

「練武是為了不受他人欺負」

父親身體弱小，從小就缺乏安全感，他學武術屬於一種自我保護。17歲那年他偶然拾得一本武術書籍，便一髮不可收拾，常常半夜三更起來練習。父親不僅練就了一手武功，還會設計和製作兵武器。從小遭受排斥和譏諷，讓父親走向沮喪的深淵。但習武讓父親找回了自信，特別是在針對外村的群體鬥毆中，表現得非常勇猛，總是衝鋒上陣。當地農村民風彪悍，家族宗派觀念濃厚，姓氏宗族的矛盾呈世仇化，現在的矛盾從明清甚至更久遠的時代就已經形成，比如發生在1920年的「12村莊圍攻中和鎮」屠殺800人的事件可作佐證。矛盾雙方會把仇恨延續幾代人，所以這種緊急狀態隨時都有可能爆發出來。這種世仇的矛盾，村子想要保持戰鬥實力，必需要有勇士。

父親總是喜歡在村集的利益上衝在前頭，也一度因集體事件而被刑事拘留。父親年輕時成為9個村莊的主要聯絡人之一。在那個缺少通訊的年代，聯絡人參與著極其重要的工作。在兩族群之間發生武鬥時，父親需要負責聯絡各村成員來商討對策和支援。當鬥毆發生命案時，全族群人都要上繳一定費用給那些出生入死的人以安置，或用於潛逃或用於安撫家眷。父親也會成為負責收集和管理財務的人員之一。為了提高村年輕隊伍的戰鬥力，父親還聯繫了武術教練，在村裡開設武堂。當年在父親的帶領下，我也親自參加了那個武術團，習武的畫面還歷歷在目。

父親的膽量、武術、摔跤術和積極的公共參與，得到村子的認可和尊重，他在這個系統中找到了他些許的位置。父親當初「習武是為了不受別人欺負」，最終卻由防範變成了應用，並以此獲得了存在感。

話嘮

父親還有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特別喜歡與人聊天，所以他還有一個外號就是「寬口佬」，就是「話嘮」的意思。從前，家裡外廳總是坐滿人，互相聊天消閒，話題大多是一些無關緊要的事。父親性情爽朗熱情、幽默風趣，說起笑話來，總惹得眾人笑得臉仰腳翻。不僅成人喜歡跟他聊天，青少年也很喜歡過來，因此他的「聊友」不分男女老幼。父親固然也是害怕孤獨的，曾經有段他到海口住過一段時間，可是沒幾天就受不了跑回老家，他說「沒人聊天，孤單！」

父親從小被排擠和歧視，他努力走到他們當中去。他不斷地與他人聊天能掩蓋內心的孤獨，對方的回應能夠讓他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情緒也能得到很好的舒洩。住院期間，家裡十多位同伴兄弟組團過來看望他，他瞬間心情舒暢、眉飛嘴翹，爽朗的談笑隔著幾病房都能聽到。「今天你們來，我的病好了很多，聊天真爽！」他高興著說。

本來我這個人不賭博

父親除了武術，還嗜好賭博。從青年起，他對台球、撲克、骰子、骨牌、炸金花、三公和麻將等等平民競技和博彩形式，樣樣皆通。後來海南「白小姐」開設彩票，父親像瘋了似的整夜「打碼」研究，一頭心思扎進了他的彩票夢。剛開的小飯館了也全權交給了服務員管理，最後因經營不善被迫關閉。他極其痴迷賭博，即使我們匯給他的生活費在一場賭博中輸光，他也毫不在意。甚至，有時候為了拿到賭資他還會偷母親藏起的家用錢或變賣家禽、家電。

父親所謂的「不舒服」指的就是他和母親的婚姻，他很在意母親有過的戀情，他希望娶一個純情的女子。「我領你來養是讓你來捉弄我的嗎？」宣告父親和母親都成為了「父母主婚」的犧牲品。可是在這個父權體系中，母親沒有話語權，父親則擁有特權，所以他可以公開的釋放他的情緒，而不用承擔輿論責任。母親對於他的家庭暴力只能忍氣吞聲，在這個龐大的父權體系中她遭受著雙重或多重的壓迫。

可是暴力是危險和被譴責的，並不能讓父親完全宣洩他的情緒。而賭博中不間斷的持續的刺激能轉移他的情緒和症狀，父親對此也產生了依賴。「賭一賭，心裡舒服些！」成了父親合理化賭癮的理由。 

嚴父是他要尋找的家庭位置 

一個被政治運動干擾的生命，一場被家長制決定的婚姻，一條半途而廢的求學路和半生不如意的人生，除了用武術找到了在村集體系統的位置，父親從來沒有真正屬於他自己的家庭位置。由於賭博，家庭理財權和家庭經濟地位讓渡給了母親，母親扛起沉重的鐵犁，從此擔起家庭生計的重任。小到家庭衛生，大到一年的農作計劃大多由母親負責；因此在兒女眼中母親的形象大多是充滿力量和感動的。家庭地位的喪失使得父親更加失落和焦慮，每當他和母親有爭執時，我們的態度一旦倒向母親，他便大發雷霆。

「你們六個孩子，全部都相信你媽，不相信我！」父親常常抱怨道。

父親需要找到他的家庭位置，而能夠大顯身手的便是在對子女的教育上，特別是把我們培養成大學生，成了他一生的炫耀。

「她說我沒什麼用，可我培養多儂成了大學生！」這是父親在一次毆打母親之後說出的話。

父親渴望成功和認可，對子女的教育可以實現他的願望；每當遇見我們犯錯或失誤，他便直接使用暴力。在他看來，暴力教育是最見效的方式。這種快速方式能夠及時填補他的焦慮和失落。

「你們幾個兒女有今天，都是我打出來的！」父親常常得意地說。

問及為什麼他要用暴力來教育我們，他回答「我七歲的時候因偷了家裡錢，後被我爹狠打一頓，從此我不敢偷家裡半毛錢；我記住了這個事，所以用到你們身上。」

父親的家暴形式是花樣百出的，他說「這樣做你們才怕，才有效果」。但同時他也反對那種危及生命的暴力，他批評那位為教育孩子而用鐮刀割孩子脖子的父親。「這哪裡是為了教育孩子，這是要害孩子的命！」

那位被其父親割脖子的男孩考上了大學，他成為家暴的成功案例廣為流傳，父親也曾極為推崇，每當他施暴過後常常拿來舉例說明。

奮鬥

為了提高生活水平，父親也嘗試過很多努力，化工廠工人、縫紉師、廚師、水手、家畜養殖、彩票講師、中藥師、三車摩托司機、農場工人、城市農民工、開小飯館、開沙場……樣樣都做了嘗試，可是卻都沒有成效。有的是工廠倒閉、有的是身體不允許、有的是收益小、有的是自身堅持不住、有的是沒有資本……唯一讓他堅持一生的就是彩票和賭博，其實這兩者是同一個東西，只不過一個是看得見的即時博弈，一個是看不見的長時投注。博彩可讓人不用通過勞動和生產而一夜暴富，可見父親想脫離困境及期待成功的心理是很急切的。

在他人生的最後階段許多東西悄然發生了轉變。2017年，他迷戀20多的彩票被他自行放棄了。他說，「這些東西都是騙人的，有些東西命中注定，你要是運氣好不用猜（研究）也會中的。」他還曾說「抗日劇都是給文化低的人看的！」我聽到這句話既驚喜又疑惑，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可是看著抗日劇長大的人。

來自族譜、碑文、靈牌、家產和祭祀的焦慮

當地流傳著一首關於上族譜的俚語：「黑麼是墨白是紙，黑墨不得上宗祠，黑墨不比紅墨養，他人罵作雜種兒。」父親被領養到村子後，由於不是唐氏血緣的後人，一開始是不能上族譜的，後來得到旁親的許可方可把名字用紅色正式寫上族譜里。關於名字上族譜的事有俗定：一般來說，領養、帶嫁和婚外孕等這些非親緣關係的孩子是不被允許上族譜的，即使被允許上那也是黑色的名字。父親能夠用紅色入譜，說明本家族對他及其養父是非常照顧的。雖然如此，但是父親還是為我和弟弟擔憂，因為我們倆都還沒有生男孩，而眼看就快到更新族譜的事了，可女孩是絕對不能入族譜的。這種延續千年的父權體系猶如鋼鐵澆築的牢牆不可撼動。

碑文（和靈牌）的書寫也是極具父權意志和等級化的；除了入男不入女，在內容上也是如此。碑文的書寫格式里中有名為「顯」的書寫內容，只允許本家學位或官位最高的一或兩名學位，其他則不上「顯」。父親在病房裡說起他那位因女兒被拒絕上碑而哭泣的病友，都略顯激動：「晚了！哭？」

在家產方面也是傳男傳女。如果父母都過世後，其女兒並不能繼承家產（主要包括土地和房產），而由旁親的男丁來繼承。雖然對此繼承法早在民國就已經規定男女平權，但是現代法律相對於這千年頑疾是無能為力的。父親對此也頗為焦慮，「你不生男孩，你有再多的錢，建多高的樓有什麼用？還不是要給外人！」

哭泣的暴力狂

父親的性情敏感、易怒、直白、多疑，也是一個愛哭的人，有幾次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所見父親的第一次哭泣是在我高三那年，收到大學通知書的當晚，他不顧我的反對買了一圍特大的鞭炮，爆炸聲響徹整個村子的夜晚。他意在向他人宣告他的成功，在燈光的映射下我看見他默默地擦拭著眼淚。我當時也並不明白，原來父親背負著很重的包袱。父親第二次嚎啕大哭是在他生母去世的那天，他趴在靈柩上泣涕喪哭了半個時辰之久，向生母訴說出他的委屈、感慨和思念。第三次是父親與自己的同堂大伯爭吵，當時因小事引發口角，雙方情緒失控，堂大伯倒出了埋藏許久的怨水，並要斷絕和父親的關係。父親聽後當場淚崩，堂大伯可是接納他上族譜，小時候給他阿膠得以保命的恩人。

2018年，病床上的父親

最近看見他哭泣時他已是一個被診斷為尿毒症患者。有一次我帶著女兒去病房看他，他望著兩位孫女，操心起我的生活和婚姻，說著說著突然抽泣淚下。我當時也頗為尷尬，「我很少哭的，不是觸及我內心我不哭。」父親解釋說。

所見他最後一次哭泣時，他已病入膏肓，身上插著各種做血透、腹透和肺部引流的管子。他塞給我倆女兒200塊錢，這是來看望他的人留給他的。我見狀便堅決給他推了回去，可不一會，他身子顫抖起來哽咽著說「唔……要吧！去買件衣服穿！」他乾癟褶皺的皮膚貼著瘦骨頭，伸手的動作緩慢而無力。我沒再拒絕他，我知道他體諒到我窘迫的生活，也知道這或許是當下他最可能做到的事情了。他抓住小女兒的小手，久久不願放下。此時，他的眼神已不再斜視，眼睛里透出自然原始而乾淨的目光，這次他沒提男孫的事。

後記

2019年8月6日凌晨4點，父親離世。雖然我早有心理準備，但還是覺得很突然。入殮當晚，他的生前好夥伴（也曾是我兒時好友）過來弔喪，說起了我曾經很想瞭解但最終沒敢問的關於「偷盜」的事件。當時這件事情在村子里傳得比較廣，村民對父親也多有微詞，但現在看來算是一個誤會。事情經過是這樣的：鄰村有幾個慣於在附近偷盜的少年偷了幾個電視機，其中有一個是本村父親的好夥伴，父親在不知情下，參與「銷贓」。正當他要搬走電視機的時候被本村人瞧到了，事情由此傳開，大家都認為是他偷了電視機。事情傳到我們耳中，頓時覺得羞愧難當，也難以理解。今天聽到事情的真相，我稍感些許「欣慰」。同時，我也深深地感到愧疚，一是因為我再沒機會向父親瞭解更多的真實情況，二是過去對他的不信任（所有的猜想都是傷害）所造成的傷害也是無法彌補的。

在對父親進行奠禮的時候，我也深刻體會到父系特權的「優越感」，也看見了「男女不平等」的千年痼疾。在這個堅固的父權系統中，不僅男性成為自認的享受者和維護者，更糟的情況是女性儘管作為受害者但她們卻與男性共同維護這個體系。當這個系統的受害者和享受者共同維繫它的時候，它已經堅不可催。事實就是，從民國開始試圖使用的法律手段，至今對這個機器仍然無能為力。其實在這個機器里，男性和女性都是受害者，正如父親一樣，承受著父母的壓迫，但也焦慮地壓迫著我們。這裡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也沒有一個是倖存的，父親、母親和我一樣是共同的「受害者」。

父親說，他是全村的仇人。確實，父親生前口無遮攔，冒犯了不少人。可是他為什麼想要成為全村的仇人呢？今天，父親走了，我想，「成為敵人」是他為了更徹底的「離開」吧！

文 / 唐浩多 / 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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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社會 | 第一期展覽

時間：2019年6月23日-7月22日

地點：廣州市番禺區新造鎮海傍路4號 新造當代藝術中心 

藝術家：

寧靜 x 余秋呈

劉鐵民 x 陳巧真

滿宇 x 徐坦 

李珂 x 徐然 姚鶴立  

山河 x 徐琳瑜 

梁廣年 x 喻旭東 

劉超 x 劉偉偉 

石炳煌 x 謝劍波 

李莉君 x 東啓

唐昌旺 x 唐浩多

出品人：藍海騏 

項目發起人：李一凡、徐雅珺、劉洋、滿宇

策展人：滿宇

策展助理：翁欣欣

展覽執行：李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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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協辦：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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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社會】藝術計劃

此次藝術項⽬以精神分析的理論與實踐為理念參考，邀請藝術家與精神分析家一同針對社會中的不同個體進行⽥野研究與實踐工作，通過一系列的會談、討論班、協同創作、展覽等活動對社會中的「⼈」之精神狀況展開理解、對話、認知和行動。這個項⽬的初衷是為了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嘗試重新指認⾏動的主體。

沒有人例外，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同的語境中，但由於遭遇的偶然性，每個人有著自己的上下文。《一個人的社會》將具體的個人作為工作的第一現場，藝術家處在一個無知的位置上：自身的歷史、家庭與社會關係將得到重述。作為一個持續項目，我們期待通過不同階段的工作積累，圍繞著主體的現實，在不經意的日常行為中和無處不在的權力話語這一緯度上，呈現個體特殊的主體邏輯與社會現場之間複雜的張力關係。在這樣的工作中，我們能夠更為清晰的看到那些瑣碎或者嚴謹的觀念、日常或者異常的行為、那些所謂高級或者低級的審美趣味與個人遭遇之間的關係。那些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神話即便是在日常的層面也需要被權力的幻象結構所支撐。

我們期望藝術家的工作遵從「從現場到現場」的原則，因此項目的完成會根據自身要求以不同的方式結束。這裡的現場到現場，強調的是藝術家始終在秩序的生產環節中工作，而展覽只是對整體工作的一個階段性呈現與交流。《一個人的社會》第一期曾於2019年6月23日在廣州新造當代藝術中心展出，由十位藝術家與他們的合作者共同參與；目前新一期的十二位藝術家正在進行田野工作，第二期展覽將於2021年8月在香港展出，由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主辦，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此項目由李一凡、滿宇和兩位精神分析家劉洋、徐雅珺共同發起。第一期的策展人為滿宇，正在進行之第二期的策展人是劉南茜。我們期待持續的工作可以將對主體的重新認識帶入我們未來的常識，以面對個體在社會實踐中所遭遇的內外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