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丨莫迪如何毁掉印度民主

译按
    本文作者拉姆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生于1958年，是印度历史学家、作家、公共知识分子，著有Environmentalism: A Global History and India After Gandhi（2014）。
    本文利用了作者2022年10月6日在美国耶鲁大学MacMillan Center举行的一场题为“Personality Cults and Democratic Decline”的讲座的文字稿。本文原题“The Cult of Modi”，见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印刷版2023年冬季号，提前上线于2022年11月4日。
    译者听桥，为原文加上小标题，对原文有多分段。主图及正文中图片均为原文所有。

莫迪是如何毁掉印度民主的

拉姆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

崇拜个人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只有理念或原则可以被崇拜。——1937年4月，莫罕达斯·甘地在一次仰慕者的集会活动上发表的演讲

印度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其执政党即印度人民党也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党员数量甚至超过了中国共产党)。自2014年5月以来，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个人的愿望，有时是一时兴起的念头，已控制印度人民党和印度政府。一种非同寻常的个人崇拜已围绕莫迪打造起来，在国家和党的宣传文稿中，在媒体的声声歌颂中，在印度一流企业家、名流和体育明星对其极富变革姿态的领导层的奉承式祈愿中，莫迪崇拜是一目了然的。

本文试图将莫迪崇拜置于比较和文化的语境中，展示莫迪崇拜如何兴起，这种崇拜对印度人头脑的控制，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之未来的影响。本文利用了我作为印度共和国历史学家的学术背景，以及我作为印度公民的个人经历。但因我写下的实际上是一种全球现象的独特印度变体，我在这里所讲的内容可能会引发那些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威权或半威权政权下学习或生活人士的共鸣。

“个人崇拜”这一术语涉及约瑟夫·斯大林，因1956年2月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讲而广为流传。根据赫鲁晓夫那篇演讲稿的英文本，他评论说，“把一个人升格为类似上帝那样，具有超自然特征的超人，是不允许的，也与马列主义精神格格不入。这样一个人理当通晓一切，见证一切，为每个人考虑，无所不能，永远正确。”

斯大林的例子并非独一无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共产主义世界充斥着对一些个人的崇拜：越南的胡志明，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朝鲜的金日成。但无可争议的是，斯大林之后的所有共产主义者中，最伟大(不说最致命)的崇拜对象是中国革命后的毛泽东。举个例子，1967年8月13日，《解放军报》刊登了吴法宪中将的一篇文章:

毛主席是世界上最杰出、最伟大的天才，他的思想是中外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坚不可摧的真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绝不能把理解作为前提。革命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毛主席的许多指示，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甚至开始时只能部分理解，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可以慢慢理解。因此，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既要坚决贯彻我们能理解的，也要坚决贯彻我们暂时不理解的。（因未找到中文原文，本段是据英文直译。——译注）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迷信。

在斯大林崇拜和毛泽东崇拜之前，意大利有墨索里尼崇拜，德国有希特勒崇拜。值得留意的是，两者都出现在没有完全丧失民主特征的环境中。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在1932年的选举中赢得了最多的席位。八年前，墨索里尼已试图通过选举赢得合法性，尽管选举本身全无自由和公平可言。但两位领导人上台后，都迅速扼杀了政治和个人自由，想方设法巩固自己及所在政党的权力。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兴起一百年后，世界再次见证了威权领导人在一些有民主历史的国家兴起。这些民选独裁者的部分名单或可包括: 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多，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印度的莫迪，尤其是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他一时不再受宠但渴望重新掌权。

这些领导人相当程度上都有自己个性化的施政和敬仰。他们都谋求将自己塑造为拯救国族于水火之中的英雄，是使国家更繁荣、更强大、与他们所声称的该国文化和历史遗产更契合的不二之选。总之，他们都在自己周围确立并受到纵容确立了个人崇拜。

本文意识到这样的个人崇拜在其他国家的存在和持续，但会重点关注印度的莫迪崇拜，原因有三。首先但并非最要紧的是，它发生在我最熟悉的国家，其民主历史是我的研究专长（也是我的亲身经历）。

其次，印度很快就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这种崇拜将造成比世界其他地方形成的个人崇拜更严重，也可能更凶险的后果。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种个人崇拜已在一个直到不久前还拥有相当强大和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形成。

在莫迪2014年5月上台之前，印度在各方面都拥有比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欧尔班在匈牙利和博索纳罗在巴西上台掌权时更为持久的民主。2014年大选是印度的第十六次全国性选举，这样的选举自1952年起就持续进行，几乎没有中断过。印度还定期举行同样基本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形成不同邦的立法机构。正如历史学家苏尼尔·希尔纳尼(Sunil Khilnani)指出的那样，在印度选举中投票的人，比在英国和美国等历史更悠久、自称更发达的民主国家中投票的人多得多。2014年前的印度还有积极的公共辩论文化、勉强自由的新闻界和相当独立的司法系统。

印度绝非一个完美的民主国家，但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是完美的。[在我2007年的著作《甘地之后的印度》（India After Gandhi）中，我本人将印度描述为一个“五五开的民主国家”。北欧的一些国家或许够资格被称为“七三开的民主国家”。]

甘地崇拜

在讨论莫迪崇拜之前，我想说一下对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崇拜。她是这个国家第一位也是任期最长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女儿。

1971年3月，甘地和印度国大党在大选中赢得大胜; 同年12月，印度在战场上大胜巴基斯坦，这要部分归功于甘地的果断领导。她被誉为印度神话中勇猛善战、无所不能的女神杜尔加（Durga）的现代化身。甘地个人体现了党、政府和国家，她个人代表着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甘地的政治盟友力倡这一理念。国大党领袖巴鲁阿（D.K. Barooah） 宣称: “印度就是英迪拉，英迪拉就是印度。”同样值得留意的是巴鲁阿为赞美甘地而创作的一组印地语对句，其英语是: “英迪拉，我们也向你的早晨和夜晚致敬/我们也赞美你的名字和伟大的工作。”

1975年6月，这位国大党领导人在一次有一百万人参加的集会上念出了那些诗句，随后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其间，她的政权逮捕了所有主要(和许多微不足道的)反对派政界人士，以及工会人士和学生活动家，对媒体实行了严格内容审查，并取消了个人自由。但不到两年后，甘地的民主良知迫使她召集新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她和她的政党失去了权力。

莫迪崇拜的由来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巴鲁阿的短诗与人民党领导人纳达(J.P. Nadda)在莫迪七十一岁生日之际用散文写就的长篇祝寿词。2021年9月，那些语句出现在了印度读者最多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上:

莫迪已化身为改革者，他热切提到困扰印度的社会问题，然后通过公共讨论和参与，卓有成效地着手解决。

... [他]坚定认为，通过良善的道德和价值观，我们的社会和国家能实现整体发展。在应对这个国家最复杂、最棘手的难题方面，他总是一马当先，不达目标绝不停歇。

... 莫迪是唯一能激励大众的领导人，整个国家响应他的号召，获得了团结。在新冠大流行病期间，每一位公民都虔诚遵循他的呼吁。

他的辉煌成就是全心全意献身于人民福祉的结果。他的唯一目标是使印度成为世界导师（Vishwa guru）。

纳达的文章完全有代表性。新德里的报章上充斥着内阁各部长阿谀奉承总理的专栏文章。确实，“莫迪就是印度，印度就是莫迪”是人民党内每个人口头或不言而喻的信念，无论那人是部长、议员还是卑微的党工。

2022年9月下旬，在我完成本文初稿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在华盛顿告诉一些听众，“这一事实，即我们(印度)的意见要紧，我们的看法重要，而且我们今天实际上有能力塑造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事务”是因为莫迪。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领导的反殖民运动，自独立以来选举民主得以维持(克服了偶然性)，最近数十年间的企业家活力迸发，印度学者、科学家、作家和电影制作人的贡献，——所有这些(以及几位前任总理的遗产)在这些评价中都被完全抹掉。相反，印度的成就（比如目前那些）只归于一人——莫迪。

与此同时，2020年2月，一位时任最高法院法官称莫迪是一位“享有国际美誉的远见卓识之人”，一位“思维全球化、行动本土化，多才多艺的天才”。印度最富有和最成功的实业家争先恐后，一个接一个公开展示他们对总理的仰慕和衷心。

2021年2月，莫迪加入了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穆阿迈尔·卡扎菲和萨达姆·侯赛因的之列，有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育场，而此时，他还在世（且在任）。这座位于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的板球场，先前以伟大、忠诚的民族主义者瓦拉巴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的名字命名，自此被命名为“纳伦德拉·莫迪体育场”（Narendra Modi Stadium）。时任印度总统拉姆·纳特·科文德（Ram Nath Kovind）自然少不了，他与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和其他官员一道，主持了这座翻新后的体育场的落成典礼。

当年晚些时候，印度公民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时获得了带有莫迪照片的疫苗接种证书。提供第二剂和随后的加强针疫苗时，官方的新冠疫苗接种证书上也有总理的照片。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采用这种做法。自那以以后，出国旅行时被要求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书的印度人，变得习惯了迎接他们的人带着欢笑或嫌弃的神情，有时两者兼而有之。

任何追求平等的民主人士都会对莫迪异乎寻常地公开展示自恋之举感到失望。但学者的工作既要理解，也要做出判断。冰冷僵硬的事实是，莫迪就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英迪拉·甘地那样民望甚高，这一点毫无疑问。何以如此？我这里给出六个原因。

首先，莫迪确实是白手起家，而且打拼极其用力。据民间说法，他曾在一处火车站售卖茶叶，虽然有人质疑此说的真实性，但无疑，他的家族在种姓和阶级方面都处在不利地位。他不休假，每时每刻投身政治，可以说是全身心全天候致力于国家事务。

其次，莫迪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擅长说轻快的俏皮话，更擅长嘲笑对手。他能讲在印度使用最广泛的印地语，令人印象深刻至极，而且母语古吉拉特语甚至讲得更好。

第三，就个人履历和成就而言，相较于主要竞争对手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莫迪优势凸显。甘地所在的国大党已极度腐化堕落。甘地从未有过像样的工作，也没有履行过任何行政职责。(另一方面，成为总理之前，莫迪曾在古吉拉特这样一个大邦担任首席部长十多年。)甘地经常休假，而且公共演讲水平拙劣。(印度只有10%的人口能说或听得懂的英语，仍是他的第一语言。)他是甘地家族的第五代。在所有这些方面，相较而言，莫迪都光彩夺目。

第四，随着印度教的多数原则越来越深入印度政治和社会内部，莫迪被视为印度教徒和印度教的伟大救世主。莫迪在强硬的印度教沙文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中被扶养长大，他经常嘲笑印度过去的统治者，那些人既有穆斯林，也有英国人。他提到，要将这个国家从“数千年的奴隶制”中拯救出来，并迎来印度被拖延已久的国家和文明复兴。

第五，莫迪掌握着一部庞大的宣传机器，这部机器由他的党和政府的财政资源和二十一的世纪的技术维持。作为推特和脸书的早期高效用户，莫迪让他的政党同时使用 WhatsApp 和推特打造和提升自己的形象。[这位总理还有他个性化的、订阅广泛的莫迪应用(Narendra Modi App)。]印度政府或在其支持下发布的所有海报、大幅广告牌、广告和网站上都会出现莫迪的头像，而且通常不会出现其他人的头像。因此，较其他地方的民选独裁者(甚至是普京) ，他能利用公共资源，远为广泛、高效地提升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第六，莫迪智慧过人、足智多谋。他基本上是自学成才，在担任政党组织者的十四年和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十三年间，他广泛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涵盖主题五花八门的海量信息。就太阳能的益处、核战争危险、女童处境、人工智能发展以及其他许多议题，他都能讲出显而易见的权威看法。他还精心算计，操纵党内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话语，以有利于自身，而削弱敌手或对手。(相比之下，特朗普和博索纳罗等人只是煽动者。)

莫迪崇拜如何危害印度民主

勾勒出莫迪崇拜的要素之后，我来谈谈其对民主运作的影响。莫迪崇拜削弱了五大核心机制，若非予以彻底摧毁的话。在一个民主社会，那五大核心机制，旨在约束并问责放纵的权力，防止政治权力的个人化和威权主义的壮大。

第一种机制是政党。实施紧急状态期间，许多印度领导人遭到总理英迪拉·甘地监禁，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莫迪所在的人民党先前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人民党的姐妹组织(有些人会说是母组织) 国民志愿服务团一直坚持不认可vyakti puja (个人崇拜)。但自2014年以来，莫迪确立了他对印度人民党的绝对、彻底的权威。不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崇拜，所有人民党领导人，甚至是那些在公共生活中比莫迪资深的领导人，都顺从地站到队伍中。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内部甚至没有一丝异议。这里根本就没有莉兹·切尼(Liz Cheney)式的人物。（莉兹·切尼，生于1966年，共和党人，2017年至2023年担任怀俄明州联邦众议员。小布什时代的前副总统迪克·切尼之女。——译注）

在莫迪面前卑躬屈膝的第二种机制是内阁（Union Cabinet）。1998年至2004年间，人民党第一位领导人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担任总理，他作为同僚中的一把手施政，这赋予其高级内阁部长们相当大的自主权，既符合该党的精神气质，也符合印度采纳的议会民主制的威斯敏斯特模式。但莫迪并没有就政府的重要决策征求内阁部长们的意见，他还确保国家福利计划的所有美誉完全归入他名下。政府的运转很大程度上(若非全部的话)由总理办公室负责，其工作人员是未经选举产生的官员，他们个人忠于莫迪，其中有几人来自他的家乡古吉拉特邦。

与前几任总理(来自不同政党)不同，在今天的印度，内阁内部不存在协商。莫迪说什么就是什么。议会内部也鲜有辩论。尼赫鲁和瓦杰帕伊等总理花了大量时间在议会，经常专注地聆听反对党议员的演讲，但莫迪更多是将议会作为自己发表演讲的平台。不幸的是，这个国家没有提问总理的传统，这是威斯敏斯特模式的一个方面，印度没有采纳。有关个人隐私和农业改革之类关键事宜的法案影响到数亿印度人，但这些法案几乎没有经过讨论，也没有按照传统要求提交议会特别委员会进行评估，就获得了通过。

众所周知，议会两院的议长都是恶名昭彰的党徒，他们可以绕过内阁，在没有议会参与的情况下，加速总理办公室谋划的一个想法迅速变为法律的进程。例如，2021年议会季风会议期间，议会下院通过一项法案平均需要34分钟。有些法案在不到10分钟内就通过了。

自2014年以来迅速衰落的第三种民主机制是媒体。在一个民主国家，媒体理当是独立的; 在今天的印度，媒体是任人摆布的，成了宣传员。在就任总理的八年里，莫迪从未举行过一次有媒体提问的记者招待会。他传递意见的方式是，每月一次在国家电台发表讲话，以及偶尔接受一位记者的专访，可该记者以支持现政权著称，这些举动带有对莫迪令人腻烦的顺从。

此外，因印度绝大多数顶流报纸、电视频道的所有者都是有其他商业利益的企业家，所以他们迅速站队，唯恐发生比如某媒体大亨拥有的化工厂没有获得许可证或出口许可这样的事。(印度媒体也严重依赖政府的广告投放，这是现政权收获支持的另一原因。)黄金时段的新闻频道热情洋溢地赞扬总理，并严厉攻击反对派，乃至于人们为它们造出了一个新的术语：godi media。这两个词需要用浅白的英语进行更冗长的翻译，或许可以是“听从莫迪政府指示并顺从地鹦鹉学舌的媒体”。许多独立思考的记者因为与工作有关的虚假指控而身陷囹圄，其他人则有税务当局找上门。

自2014年5月以来，第四种变得不那么自主和独立的关键机制是公务部门。在印度，公务员理当依宪法履职，并且是完全无党派的。多年来，他们已经变得渐趋政治化了，许多官员倾向于支持某一特定政党，甚至是某一特定政界人士。但自2014年以来，残存的不论是独立性还是自主性，都已被完全割裂。在选择关键岗位官员时，莫迪更看重忠诚，而非能力。眼下，内阁每一个部都有一名通常来自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顾问（minder），确保高级公务员退休后，他或她的继任者会有正确的vichardhara，即意识形态。

此外，国家机构被野蛮地放任，用来恐吓和驯服政治反对派。[据《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最近的一则报道，自2014年以来，中央调查局(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突击调查或逮捕的所有政界人士中，95%来自反对党。) 那些调查的进行既是作为警告，也是作为诱饵，因为许多反对派政界人士后来加入了人民党，对他们的指控也撤销了。

最后，近年来，司法系统没有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县（district）和邦一级法院非常积极地支持国家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动。

更令人失望的或许是这个国家最高法院扮演的角色。法律学者阿努吉·布瓦尼亚（Anuj Bhuwania）甚至表示，“最高法院完全向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多数统治投降了”。最高法院推迟了一些重要案件的审理; 哪怕它这么做时，它也往往是任意使用国家权力，而不是去保护个人自由。布瓦尼亚在Scroll.in（印度独立网站——译注） 上写道: “莫迪执政期间，最高法院不只未能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约束政府的过分行径，还充当了莫迪政府议程的吹鼓手。它不只放弃了作为公民对抗国家无法无天行径的盾牌的所谓反民主功能，实际上还充当了一只威力巨大的剑，可以在行政命令指使下挥舞。”他还写道，此外，最高法院“为追求激进的多数议程，已将其庞大的司法工具库交由政府支配” 。

前文提到印度是一个五五开的民主国家，正如这一阐发所暗示的那样，上述这些机制在过去都没有完美运转。它们偶尔(有时甚至更频繁地)退缩，或屈从于执政党。印度民主没有黄金时代。但自2014年5月以来，这些机制失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甚至更多：人们或许会说，它们失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远远多于它们所具有的。它们现在受制于莫迪及其政府。

全球视野下的印度民主倒退

值得指出的是，俘获这五大机制——党、立法机构、新闻界、公务部门和司法系统——对巩固其他个人崇拜也至关重要。大体而言，关于莫迪对印度民主之所为，我的分析也适用于匈牙利的欧尔班、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俄罗斯的普京，甚至一定程度上适用于美国的特朗普。

我理当简要指出，在那些部分民主的政权下，个人崇拜还有两大特点。首先，倾向于推动裙带资本主义，少数受照顾的实业家因对领导人及其政党的忠诚以及与它们的亲近关系而斩获暴利。第二，倾向于鼓吹宗教或族群多数原则。占多数的民族或宗教群体被认为代表了国家的真正本质，该领导人也被认为凭借独到个性和高效体现了这一多数群体的本质。另一方面，宗教或少数族群，如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匈牙利的犹太人或印度的穆斯林，据称对国家不忠或有敌意。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侵扰和诋毁少数族裔的多数派意见，这些意见通常由执政党议员炮制，领导人本人偶尔感到政治上受威胁时也会出手。

自2019年7月到2021年1月，世界上最大、最古老、最富有的一些民主国家均由倾向于威权、魅力超凡的民粹主义者领导。目前，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特朗普都已下台，但莫迪仍在任。在我看来，哪怕是在当政期间，莫迪危害其国家利益的程度，也大于约翰逊和特朗普危害他们各自国家的利益。

个中原因，既有结构上的，也有个人经历上的。正如先前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旨在约束政治家滥用权力的民主机制在印度受到的伤害要比在英国或美国严重得多。在英国，媒体、议会和行政部门都试图阻止约翰逊的威权倾向。至于美国，即使特朗普试图向最高法院安插支持者，下级法院仍保持独立; 税务当局和其他监管机构也是如此。部分有影响力的媒体并没有屈服于对特朗普的崇拜; 大学仍是自由和异见的熔炉。哪怕特朗普选定的副总统，也依照美国宪法，藐视其上司，认可2020年大选结果。

印度的民主机制比英国或美国要孱弱许多。作为个人，莫迪威胁其国家的民主未来之大，也远甚于约翰逊或特朗普。

首先，他成为全职政治家的时间比他们长得多，在如何操纵公共机构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方面经验丰富得多。其次，他比约翰逊和特朗普远为忠于自己的政治信仰。约翰逊和特朗普几乎完全沉溺在虚荣心和个人荣耀当中，而莫迪半是自恋者，半是理论家。相较于特朗普践行白人至上主义或约翰逊体现排外的英格兰本土主义（Little Englandism），他以更彻底许多的方式身体力行印度教的多数原则。第三，在将他的意识形态梦想订立为法令并加以实施过程中，莫迪将国民志愿服务团当作工具，其组织实力和资源调动能力远远超过英国或美国的任何右翼组织。事实上，假如莫迪政权能支撑得更长久，那么来年它被人们铭记，既可能是因为摧毁了印度的多元主义，也可能是因为瓦解了印度的民主。

行文至此，我已给出定性的描述。请允许我附上一些数字，这些数字可以说明近年来印度的民主标准下滑了多少。

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政治和公民自由排名中，印度是过去十年间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2021年由“自由”降至 “部分自由”。在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人类自由指数（Human Freedom Index）中，印度由2015年的第75位将至2021年的第119位。在记者无疆界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中，印度由2013年的第140位下降到2022年的第150位。最后，在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7月发布的最新《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中，印度在146个国家（和地区——译注）中整体排名第135位，在健康和生存方面排名最低(第146位)。

铭记先辈的警告

我想用印度人过去的两次警告结束我的文章，那两次警告，矛头指向对魅力型当权者不假思索的服从。

第一次警告相对而言是众所周知的，出自安贝德卡尔（B.R. Ambedkar）1949年11月在印度制宪会议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在那次演讲中，安贝德卡尔引用了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话。穆勒告诫公民，不要“将他们的自由置于哪怕一名伟人的脚下，也不要将令他能够颠覆他们的制度的权力托付给他”。这一警告在印度甚至比在英国更为贴切，因为，如安贝德卡尔指出的那样:

就重要性而言，虔信一神（bhakti）即终身信奉一神或英雄崇拜在印度政治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是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提并论的。宗教中的虔信一神或许是拯救灵魂之道。但在政治上，虔信一神是一条笃定走向堕落，最终通往独裁的道路。

安贝德卡尔担心，虔信一神的宗教实践对印度民主来讲是危险的。对超人莫迪的崇拜，正像先前对女超人英迪拉·甘地的崇拜那般，表明安贝德卡尔的担心是正确的。执政党将莫迪刻画为印度教的救世主兼复仇天使，这一举动落在了肥沃的土壤中。人们不会指望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会极度懦弱地崇拜某个在世的个人，但悲剧的是，他们的确如此。

第二段引文要鲜有人知得多，但或许同样切题。这段引文出自1969年11月尼贾林加帕（S. Nijalingappa）写给英迪拉·甘地的一封信，甘地分裂国大党并将其改造成为自己的工具时，尼贾林加帕担任国大党主席。

尼贾林加帕生于1902年，在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时代长大成年，同时是代表民主、非暴力和多元主义的自由斗争的一份子。他成年后就加入了国大党，并一直侵淫其中，这个党是一个权力分散的组织，拥有充满活力的邦和县一级单位。它的领导者有许多，从来不只一个。现在，当甘地试图依据自己的形象重塑党和国家时，尼加林加帕警告她，“当一位因饱受民众热捧或凭借一个民主组织支持而掌权的领导人成为政治自恋的受害者，被一群利用腐败和恐怖压制反对派，试图让公众舆论成为权威人士的应声虫的不择手段的马屁精煽动时”，二十世纪的历史“充斥着压倒民主的悲剧事例”。

历史给了我们一些教训。其中之一是，正如斯大林、毛泽东、希特勒、墨索里尼、普京等人的例子所都展示的那样，个人崇拜对孕育和鼓励个人崇拜的国家总是不利的。历史学家已就英迪拉·甘地崇拜如何损害印度的民主和国家建设给出评判。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也会就莫迪崇拜如何影响印度的幸福和福祉给出类似评判，尽管这或许不会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

原文链接：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11/04/modi-india-personality-cult-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