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態是種常態

應朋友之約寫的舊文（約稿要求：想約關於酷兒的文章 內容包括酷兒理論的發展 對之前理論的補充 然後還有妳個人的自我認同過程; 想發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打破國內對les的刻板分類，讓大家更自然的做自己 ）。實際上我並沒完全按這個要求寫，只是自己胡言亂語一番，力求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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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XX（另一個親戚）說妳同性戀？妳沒那麽變態吧？”

幾年前的一次春節，對我來說幾乎像父親般的大舅舅突然這樣問。

當時他在開車，我坐在副駕上，心頭一驚，表情卻力求淡定，反問道：

“您覺得我變態嗎？”

“……不，是XX變態。”

簡短的對話就這樣結束了，我們很“默契”地沒再提起這個話題。松了口氣的我，甚至覺得這個發展有點好笑。親戚XX跟我在同一個城市，也見過我前女友，這個“告狀”是事實，他卻因此“躺槍”成了“變態”。雖然我媽甚至我姥姥都了解我的性向和感情生活，但我原本覺得，沒必要向老家其他觀念不同的長輩大費口舌地“出櫃”，尤其是不想給我媽媽增添煩惱，這個小插曲還是讓我受了點驚嚇。但我又忍不住由此開始思考：大舅舅所說的“變態”到底指什麽？是什麽讓大舅舅給“同性戀”貼上了“變態”的標簽，卻又認為這個標簽不該貼給“我”呢？

其實對大舅的回答，我並不意外。顯然，“變態”在這裏的含義並不只是偏離所謂“正常/常態”，還特指“不好/不道德的”。而我在N線小城的老家人心目中，算是那種別人家的好孩子了：考上了重點大學，能拿獎學金去海外留學，作為這一代的長女，也挺照顧弟妹，寒暑假回家，也會幫忙做家務、帶小孩、輔導他們作業……就算剪了個假小子頭、對傳統規矩也有不熟悉的地方，我的“人設”也實在不算“變態”。何況大舅舅幾乎是看著我長大的，向來疼愛我，也覺得我是個“好孩子”。倒是“告狀”我同性戀的XX，是個讓親戚們覺得不靠譜的主兒，離過三次婚，炒股也虧過好幾次，到處借錢，不吸取教訓……如果“同性戀”對大舅來說等同於“變態”（又等同於“不好”），那麽他很難把這個身份標簽貼在我這個乖外甥女身上，而寧願相信XX才是說我壞話的“變態”。

可是為什麽“同性戀”等同於“變態”，而“變態”又是個貶義詞？“變態”這個詞在古漢語中，僅僅是指“情態變化”，到了近代，才用來翻譯兩個科學概念：一是大家熟悉的蝌蚪變青蛙、毛毛蟲變蝴蝶這類動物發育過程中的形態變化；二是一種統計學意義上偏離常態的“少數”，和對“常態分布”（也叫“正態分布”）模型的應用有關，接近平均值屬於“常態/正常”（normal）的話，這種偏離就成了“不正常”。

顯然，“變態”的貶意是從後一種意義上衍生出來的，“同性戀”也是在後一種意義上被當作“變態/不正常”的。

對“少數”懷有負面情緒、乃至把“非常態”和“不好”混為一談，是過集體生活的人類很容易產生的偏見。“心理變態”者，在大家心目中是對社會生活的威脅。對同性戀“壞”的種種偏見，本身並不合乎理性，這已經有很多的討論。除去那些非要把自己的宗教道德強加到其他人身上、認為“同性戀”罪大惡極的原教旨信徒，今天大部分人若能理性地想一想，恐怕要承認，自己對“同性戀”的偏見並不理性，除非要同等地認爲其他無關生育的性行為都不該發生，或評判左撇子就是“變態”、非得被“糾正”不可……

然而，一種非常態的性行為，是怎麽成為判斷一個人心理狀況乃至人格好壞的標準的？許多根深蒂固的偏見背後，似乎是將某一種“變態”的方面，等同於整個“人格”的觀念。比如，人們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給一種“非常態”的性行為，貼上了“同性戀”的身份標簽呢？這個標簽怎麽就變得如此強大，好像如果承認了它，“妳是誰”就定了性，乃至可以蓋掉一個人其他的面向？

除了我大舅舅拒絕承認我和這個身份標簽的關係，在我跟前女友同居期間，這樣的事情也曾發生在她的父母身上。我一直借口我媽媽出差，作爲“朋友”住在她家裏，跟她父母也都相處得很好。而當一位鄰居私下猜疑“她們不會是同性戀吧”時，她媽媽的第一反應是“怎麽可能！”

認為我們不可能是“同性戀”，這背後似乎隱藏著一種邏輯：同性戀這個標簽中，有著關於“這個人是誰”的某種答案，而她媽媽對我們的印象，大概是不符合這個答案的。

法國理論家福柯在他的名著《性經驗史》中，也問了類似的問題：關於性的諸多經驗，什麽時候得到了新的分類、講述，乃至原本屬於“外圍性經驗”的一些“行為”，開始被當成一種新的“人格種類”？福柯追溯歷史上對於各種性經驗的記載，指出人們對不少行為的理解是不斷變化的。而隨著人類本身，包括其性行為，開始被當作“科學研究”的對象，各種各樣“愛做的事”都被拿來進行統計、分類和分析。其中的“正常值”，被默認是合理甚至“理想”的，而那些“變態”就成了重點關注和需要解釋的對象。所以“同性戀”這個概念術語，實際上比“異性戀“發明得更早，更早成為一種”值得研究的現象“。

也許大部分人會把產生新的研究對象、分類越來越細當作一種進步，但是福柯啟發我們去問，這些分類真的能被當作天生的、本質的、”科學“（這裏是指現代人當作“真理”的知識，真正的科學并不自詡真理）的嗎？在“同性戀”這個詞沒出現之前，歷史上的人怎麽理解相似的行為？福柯提出，要去分析這些新產生的“論述(discourse)”背後的權力機制的變化，考慮是什麽樣的“知識-權力(knowledge-power)“的關系網絡，在產生新的分類標簽。

這或許是為什麽，儘管法國人福柯從來沒有用過“酷兒(Queer)”這個英文詞匯，後來美國的“酷兒理論”學者卻都將他視為先驅，引用他的觀點來反思社會文化、權力機制，如何影響了種種“身份類別”的建立。臺灣學術界在90年代，又根據讀音，特意挑選有“很酷”(Cool)、“小兒”(年輕活力)含義的兩個字，將Queer翻譯成“酷兒”。“酷兒”這個詞，在英語裏本來是對“異類”的貶稱，就像我大舅說的“變態”一樣，Queer正是英語中對同性戀等“怪人”的辱罵，比“不正常”這個看似客觀的概念更具貶義。但是，一些爭取同性戀權益的活動家，反而將Queer變成了一種反轉罵名的驕傲自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我就“變態”怎麽了？“變態”也好得很！

這是一種不同於“我雖然是同性戀，但我一點也不變態啊”的策略：不是試圖和“異常”劃清界限，而是直接挑戰那種認為“常態才是好”的邏輯。另一方面，一個貶義詞可以被轉換為一個驕傲自稱，也含有語言哲學的深刻道理：詞語也許並不只是命名“標簽“、標誌出事物的本質，它的意義其實來自特定的情境。

“酷兒理論”受到學者們的歡迎，正是因為對“變態”之貶義的反轉，直接挑戰著把 “正常”等同於“好”的邏輯，乃至背後整個關於“常態”的劃分機制。許多兩分法都看似客觀，實則暗含”好/壞“的褒貶：理性/感性，男/女，異性戀/同性戀，常態/變態……不妨思考一下：當我們進行種種劃分的時候，是不是看似並列的類別，其實面對著不公平的高下待遇？

還有更根本的一個劃分——“能被分類”和“無法分類”。這些分類標簽，是不是真的道出了關於被貼標簽者的全部“真相”，還是同時也抹掉了標簽之外那些“無法分類”的東西，我們卻沒有注意到？那些“抹掉”的過程真的公平嗎，還是有著排斥、歧視、傷害存在呢？另外，即使是在接受“同性戀”這個標簽的人群中，T和P，0和1這類的標簽，又都意味著什麽？說一個人“不男不女”，或者說一個人“這樣也能算T嗎”的時候，我們對那些“偏離標簽”的特質的負面態度，是不是像極了辱罵“偏離常態”為“變態”的聲音？

從關於性和性別的“分類”開始，酷兒理論就是在“解構”、在反思社會文化如何建構這些”分類“本身。比如，男性一定要陽剛嗎？女性一定要陰柔嗎？性別一定只有男女二分嗎？……很多時候，我們以為很客觀、科學的“知識”，恰恰可以看作分類偏見產生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和理由。比如生物課本會描述“精子活躍主動地搶著第一個侵入(消極被動的)卵子”，卻不說“強壯有力的卵子主動抓住和吸收跑得最快的精子、排斥其他的精子”，這種“科學”語言其實仍在複製男性主動、女性被動的刻板印象。

我並不是在說分類都是“假的”，或者統計“常態”就都沒有意義。正如前面提到的，”無法分類“可能隱藏著更深的忽視和傷害，而新的分類，若能讓有口難言者找到聲音，也並不是壞事。我想說的只是，不必把這些類別標簽當作天經地義、固定不變的本質，而且，更要去思考的是，一個分類產生的過程本身：歸類的那些”標準“如何形成，是否真的都合理，人的哪些可能性得到彰顯，又有什麽被傷害和排斥了？

當然，分類是人類大腦去認識和思考世界的基本模式之一，即使“酷兒”自己，也很容易變成一種新的“分類標簽”。就像我媽媽曾經建議我，“為什麽要受到性別的限制，不‘酷兒’一點，也去試試跟異性交往？”——哎，有一個當大學教授、比我更早讀到同性戀研究和“酷兒理論”的媽媽，既是幸運，有時候也很心累！我也同意，愛情沒有必要“受到性別的限制”，但我並沒有特意限制自己不和異性交往，只是恰好沒能結出愛情的果實罷了（至於什麽是“愛情”，這又是另一個可以長篇大論的問題啦；可以肯定的是，曾經主動追求我的“直女”姑娘們，也詮釋了愛情和“性向”並不完全等同）。反而，如果只為了更“酷兒”，而非要自己“都試試”，才成了特意限制呢。而且我很懷疑，如果我一開始就是“異性戀”，她還會讓我“酷兒”一些，打破性別的限制，“試試同性”嗎？

如果“酷兒”真的代表能夠超越標簽限制的“自由”，那麽也要小心，不要讓它本身成為一種新的限制和評判。佛家說的“放下分別心”固然難以時時做到，但不時拿來反思一番，也會帶來海闊天空的自由感。性向甚至愛情，都畢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關於它們的種種標簽，也不能代表一個人的全部。同樣地，“我是誰”這樣的問題，不能由一個標簽替妳回答。人生的種種因緣，孰輕孰重，還是要靠自己來做出選擇、承擔後果。

我想，人往往一方面渴望活得無拘無束、更加自由，另一方面，作為社會性動物，也會希望能生活得更“合群”和“正常”。但是，主動去選擇更“合群”的生活，和一旦不合群就會受到歧視/懲罰/傷害，就是兩回事了。所以，一方面，我不想妄加評判那些選擇了“異性戀”婚姻家庭的“同性戀”個人，就一定是在“背叛自己的本性”，畢竟“本性”不只有“性”呀。但另一方面，在社會層面，我也仍然樂於支持各種爭取“少數群體”權益的行動，希望社會上對種種“變態”的歧視和傷害，減到最低。

何況，“變態”和“常態”之間的分界，又哪有這麽清楚呢？如果我們承認，每個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點兒“變態”之處，那麽“變態”不正是一種“常態”嗎？

可以說明“變態是種常態”的另一點，是“變態”在古漢語中“事態變化”的本義。常言道，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我們每時每刻都有著變化的潛能，也都在跟千變萬化的周圍環境互動。曾經看到過“情境性同性戀”的說法，用以解釋在軍隊、女校等環境下更高比例的同性關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據說就是寫戰友“基情”的。

但其實，哪一種關係的建立不是“情境性”的呢？如果不是那時、那地、那人……還會不會發生那段愛情？我們的“自由選擇”，也總是在種種條件下做出的，從基因、從小的生長環境，到後來的見聞遭遇，都影響著我們的選擇，卻也都不是唯一根本的決定性因素、而有著改變的可能。（再次強調，這當然不是強迫一個人去“改變”的借口！）

正因為此，每個人的生命都獨一無二、不能重來，也沒有誰可以替妳斷言，某個標簽（比如“異性戀”）、某種劇本（比如“結婚生子”），就是“最好”的那個選擇。

回到開頭的故事，在我和大舅的對話之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媽媽。她很無奈地說：“妳大舅是沒說妳什麽，後來卻批評我上梁不正下梁歪，說是因為我離婚之後一直單身，才導致妳也到現在還沒結婚。” 果然我的擔心驗證了，還是殃及我媽媽也遭非議。是啊，無論是不是同性戀，我媽這樣的單身母親、或者像我這樣的大齡不婚女青年，也都算“變態”了。這當然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但也未必毫不相關——我曾想過，如果身邊沒有一例我媽媽這樣的單身女性，我是否還有勇氣，選擇更“變態”的生活呢？

但是，我和我媽都沒想到，兩年以後，之前不時催婚的大舅舅，竟然開始羨慕我們的不婚了。還記得那是又一個春節，我和大舅正在他家樓下等電梯，而他愁眉深鎖不願回家，看看我突然嘆息了一聲：“哎，像妳和妳媽這樣不結婚，也挺好的。” ——大概是因為他的婚姻生活突然發生了“變態”（取“變化”的本義）吧，矛盾爆發，屢屢爭吵。我笑了笑，安慰他說：“結不結婚都各有各的問題啦，能慢慢解決，就都挺好的。”

變態是種常態，也許，接受變化無常的人生過程，也是一種“酷兒”的態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