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雀外傳：一首海地民謠的故事

（集合之前的幾篇文章，刊於《立場新聞》。）

快樂抗爭

去年寫過一篇短文，題為〈黃雀安在〉，談及黃雀行動命名之謎。為何當年拯救大陸義士的秘密行動代號「黃雀」呢？據我整理報導所得，坊間流行至少三說。其中一說，就由朱耀明牧師提出。他曾在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引述美國民謠《黃雀》（Yellow Bird）來解釋行動命名。頭幾句歌詞唱道：

Yellow bird, up high in banana tree

Yellow bird, you sit all alone like me

Did your lady friend leave your nest again?

That is very sad, makes me feel so bad

You can fly away, in the sky away

You're more lucky than me

此曲於 1957 年發行，收錄於諾曼盧博夫合唱圑（Norman Luboff Choir）名下專輯《加力騷假日》（Calypso Holiday）中。盧博夫（Norman Luboff）編曲，伯格曼伉儷（Alan Bergman & Marilyn Keith）填詞。表面上失戀情歌一首，內裏大有文章。

先講講專輯題上「加力騷」一詞。加力騷（calypso）指一種起源於千里達島的民謠，後散播至加勒比海各處，繼成膾炙人口的狂歡節舞曲。箇中演變可謂曲折，追本溯源，加力騷與西非傳統之「凱索」（kaiso）一脈相承。倒回六百年前，唯有世襲的宮廷樂師「葛里歐」（griot）方有資格演奏凱索。葛里歐必須博學多聞，因為在那個靠口述來維繫風俗的年代，樂師往往身兼多職。他一旦舉起樂器，就能即興賦詩、編曲兼演奏，藉以述史、司儀、說教、預言，甚至議政，相當於族中掌握智慧的巫祝。葛里歐多位列貴胄，隨伺王室，出謀獻策，至今後裔仍存。

昔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凱索之所以飄洋過海，卻是基於一段殖民與蓄奴的血汗史。自歐洲列強大舉侵佔新大陸後，愈來愈多黑奴從西非運至美洲的蔗田與糖廠，做牛做馬，苦不堪言。故鄉的凱索亦隨之傳至加勒比海諸島，只是誰也始料不及，昔時雅頌竟爾演變成血汗工場間的「窮人報紙」（poor man’s newspaper）。

當年為防叛亂，農莊一般嚴禁黑奴交談。黑奴則偷偷聚會於帳幕中，聯誼傳訊，數落主人不是，加力騷即誕生於反抗氣氛濃烈的此間。黑奴模仿葛里歐，自彈自唱，即興賦詞，題材多採自身周要聞或是非，或單純戲謔主人，常語帶雙關，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黑奴得片刻娛樂之餘，也起互通消息之效，故曰「窮人報紙」，遂此奠定加力騷為世人津津樂道的特色。乍聽輕鬆愉快，卻往往寄寓嚴肅甚至沉痛的感受。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類地下表演益發流行，帳幕愈蓋愈多，未久傳遍加勒比海諸島。至十九世紀，黑奴終獲解放後，加力騷歌手旋即堂而皇之現身天主教傳統下的狂歡節，後來更演變成延續至今的加力騷大賽，蔚為奇觀。每年一度，高手雲集，紛紛以時事為靈感來即興創作。諸如殖民、戰爭、貪污之類，皆熱門題材。其入屋之深，以致官民議政時，都喜旁徵加力騷歌詞，細加玩味，直可訓「不讀《詩》，何以言」了。且看頭三屆大賽奪冠的曲目，分別叫「工會」（Trade Union）、「大英帝國之興衰」（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以及「希特拉」（Adolf Hitler），足見此藝針砭現實之利，舉世稀有。

失竊的遺產

至於《黃雀》一曲，則盧博夫依加力騷風格改編而成。幾經翻唱，大受好評。然起源於血汗與壓迫的加勒比海民謠，輾轉傳入美國唱片市場，抗爭將讓位予娛樂，可想而知。未聽過其背後故事的人，往往就以為加力騷不過狂歡節舞曲而已。

心愛的女人離我而去，正暗自神傷。剛好，有隻黃雀停在眼前的芭蕉樹上，看起來一樣形單隻影，好不寂寞。黃雀啊黃雀，你尚可振翅高飛。我呢？卻只能踟躕原地，獨面滄茫。

意境固美，畢竟只屬情歌一首，為何朱耀明覺得適合借來形容義士的心情呢？雖然《黃雀》由美國人編曲與填詞，朱耀明介紹此作時，卻稱之為海地民謠。

確實，此曲與海地大有淵源。成長於海地的小孩，或許都曾在搖籃中聽過類近的旋律。唯更多人只聽過盧博夫改編的版本，又未加深究，以致即使葉落異邦的海地後裔，亦多誤會《黃雀》來自牙買加或美國鄉郊。毋怪乎有海地名紳忿忿不平，稱此曲為「失竊的遺產」（stolen legacy）。

無庸置疑，英文版《黃雀》另有所本。其海地原版叫「Choucoune」，又名「Ti zwazo」，乃島上家傳戶曉的美倫格（méringue）舞曲，由生於路易斯安那的琴師蒙桐（Michel Mauléart Monton）譜成，其時 1893 年。而「Choucoune」實指海地一名街知巷聞的美豔少女。

風流韻事

海地民謠《Choucoune》或《Ti zwazo》先有詞後有曲。蒙桐於 1893 年譜成此曲時，所據的詞即由詩人狄朗（Oswald Durand）於十年前寫就，及後收錄至詩集《笑與淚》（Rires et pleurs）中。

全詩以海地話寫成。而所謂海地話，不啻赤裸裸的殖民地產物。就如其國土一般，憑幾隻西非話為骨幹，辭彙卻幾乎都由法文衍生，乃歸融話（kreyòl）之典範，難怪不少人損之為法文的雜種。但正正是這套看似胡拼亂湊的歸融話，最終促成了新民族的自覺與自立。狄朗屬於首批靠歸融話寫出傑作的文豪，備受景仰。那個年代的海地作家與政治密不可分。耿朗除親身涉政外，其詩更多以海地長久承受之外欺內侮為題材，遂享國民詩人之譽。他另外有首詩叫《吾等祖先掙破枷鎖時》（Quand nos Aïeux brisèrent leurs entraves），更一度奉為海地的不成文國歌。

至於膾炙人口的《Choucoune》，卻源於一段風流韻事。

相傳「Choucoune」乃海地一名少女的別號，本名貝麗榭（Marie Noel Belizaire）。1853 年，出生於小鎮北普蘭。膚色黝黑卻有筆直的長髮，自小即是街知巷聞的美人。小學尚未畢業，貝麗榭就與一名少年墮入愛河，兩人不久成婚。為供養家人，他開始經營小生意，擺賣生活雜貨，日子倒似過得平凡。

好景不長，貝麗榭發現丈夫不忠。他憤而遷至海地角，即北部省首府，並開了一間小餐廳。而當時的狄朗早就是馳名海地角的作家兼政客，二人也許相識於小餐廳中。雖然狄朗比貝麗榭年長十三年，兩人還是擦出愛的火花，度過了好一段甜蜜的日子。

畢竟曾遭伴侶背叛，也許貝麗榭自此就變得多疑。熱戀過後，他發現耿朗是個多情郎，令他漸漸失去信心，看不到兩人的未來。最終，貝麗榭毅然甩掉耿朗，另覓歸宿，想必教詩人大受打擊。

耿朗當時另一著名身份為記者，十六歲起他就入行，並憑此步向政界。與貝麗榭分手未幾，他就因撰文得罪當權，啷噹下獄。

黃雀高飛

貝麗榭苦苦追求理想中的愛情，卻一無所獲，鬱鬱寡歡。晚年喪氣回鄉，聽聞最終竟也瘋了，繼殁於 1924 年。北普蘭人自此便叫任何風華漸褪的美人做「Choucoune」。

貝麗榭之絕色雖然無法永存，卻不朽於詩人筆下，傑作《Choucoune》正誕生於耿朗身陷囹圄時。也許獄中倍覺寂寞，念念不忘變心的舊情人，他借詩言哀，哭怨失戀之餘，也借機宣洩枷鎖造成的皮肉之苦。他一再提及自己雙足受扣，劇痛異常，加上心中酸楚，直教生趣全消。也不知幾分真幾分假，詩末談到有個紅髯粉面的法國男人橫刀奪愛。會不會只是情場失意的人易陷入被害妄想，定或他想借題發揮，影射殖民遺毒，就無從稽考了。

此詩復有別名《Ti zwazo》，海地話解小鳥，原指作者在獄中的傾訴對象。耿朗當時身心均飽受煎熬，大概瞥見窗外飛過的小鳥，向之喃喃自語，藉以排遣滿腔的積愁，遂成詩於 1883 年。誰會想到這樣一首自傷自憐的作品，不單廣受歡迎，十年後更譜成舞曲，娛樂大眾。後復融入加力騷傳統，幾經翻唱，在在表現了加勒比海先祖苦中作樂的智慧。

至於伯格曼伉儷填詞的《黃雀》，雖然抽走了坐監的情景，換成美洲殖民地常見的芭蕉樹田，但依然保留了詩人望雀興嘆的神韻。原作並無述及詩人嚮往小鳥高飛，借此映襯自身之困頓，此點倒要數英文版形容得入木三分了。我猜朱耀明談起《黃雀》一曲時，心頭也許閃過不同版本的意象，才會聯想到借黃雀高飛來祝福受暴政迫害的義士。

雖曰有人忿忿不平，稱《黃雀》一曲為海地失竊的遺產。但據學者研究所得，即使原曲《Choucoune》亦非純由狄朗及蒙桐憑空創作。事實上，形似的詞曲早於加勒比海一帶流行經年，大有機會衍生自法國往昔的搖籃曲。只是在十九世紀時，曲詞間的挪用仍道尋常，無傷大雅。

無論命名之真相如何，於此困頓之時，有緣聽得幾首曼妙民謠，順便認識多點天涯若比鄰的抗爭故事，不失為苦中作樂。就任黃雀的美談流傳下去吧。